朱子编辑《近思录》一书,凡分七篇十四目。首为道体,此两字即有大讲究。全部中国学术史,可分四大变。尧舜以下迄于孔子,可谓王官学时代。其时则学在王官,少及社会平民。孔子以下,百家言兴起,学术下降民间,为中国学术一大变。

孔孟儒家主要在言道,备见《语》《孟》两书。墨翟继孔子,亦言道,惟反孔子之道以为道。儒墨以下,共分八家,皆言道,而所言各不同。《庄子?天下》篇言:“道术将为天下裂”,是也。战国末期,天下渐趋于一,言道者亦渐趋于一。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汉初刘安为《淮南王书》,皆广招宾客,折衷群言以归一,即学术亦求统一之明证。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对策,表彰五经,罢黜百家。而学术重定于一尊,是为中国学术之第二大变。

汉武以下,可谓废止孔子以下之百家言,而重振孔子以前之王官学,乃以孔子与周公并尊,则实已会通家言于官学,亦可谓择一家言以重定为官学。而孔子乃为此下两千年中国学术史上之主要中心人物。

东汉末天下乱,政治复趋分裂,学术又随而变。先则庄老道家言再兴,继则印度佛教东来,于是道分为三,曰儒、曰道、曰释。隋唐复归统一,政治变于上,而学术则依然是儒释道三分之局面,此为中国学术之第三变。

唐中叶,韩愈倡为古文,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提倡辟佛,而以孟子之拒杨墨自比。著为《原道》篇,又有《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愈之论学论道,主要在孔孟儒家。宋兴,韩愈之言始昌。其先犹多偏在政治上,及神宗后,新旧党争,而北宋亦随衰。周濂溪始创道学,精阐孔孟,程明道伊川兄弟及张横渠继之,北宋道学遂立。其为学与汉唐儒有不同,主要在反老释,创新宇宙论人生论,更近西方哲学家言。宋史特立《道学传》,以分别于两汉以下之《儒林传》,其事未可厚非。此为中国学术之第四变。

以前儒家求道明道传道,偏重在人群治平方面。庄老道家始推论及于宇宙自然。体用二字兼言,始于东汉末魏伯阳之《参同契》。亦道家言。道体观念之成立,最先应起于此。佛教东来,主要亦先言宇宙,乃及人生,与中国道家言较接近。惟战国邹衍阴阳家言,会通儒道,亦先推论宇宙,而归极则在人道方面,实近儒。《中庸》《易传》后起,亦会通儒道,可谓古代之新儒家。周濂溪论学多本之《易传》《中庸》,而又时及阴阳家言。横渠著书亦多本《易》《庸》,独二程更多引孔孟。要之,此道体观念,可谓先秦汉儒皆未之有。宋代道学家反老释,亦兼采老释,道体一观念,则为讲究周张二程四家言者,一最重要纲领所在。

下及清代,学术又变而未定。西学东来,学术上又再变,而至今仍未定。此处不详论。惟一事必当郑重提出者,西方学重分别,中国学重和合。西方一切学问分门别类,各成专家,并无一共通观念,故不言道。惟宗教家言似近道,但专言灵魂,不仅与中国儒家相异,亦与老释相异。故西方政教分,其宗教之涉及人生方面者,乃自先有了一大限。既主自由平等,惟不犯法律规定,岂不人人各可有一道。中国人言道,无论其为人道天道,皆有统有体,又必会通和合为一。此则中西双方一大不同处。

今再细言之,中西双方道不同。单就中国言,亦可谓儒、释、老三家言道各不同。专就儒家言,亦可谓先秦孔孟言道与宋代道学家言又有不同。而专就北宋周张二程四家言,又各自有不同。惟中国人言道则终有其大同处。朱子举道体二字为《近思录》全书之第一目,可谓用意深长矣。

今再以现代语简约言之,道可谓是理想的人生。具体人生,古今中外,人各不同。但可有一超时空的抽象的更高理想的共同境界,并融会天地万物大自然而和通为一,此即宋代理学家所谓之道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