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演进已历五千年之久,为并世其他民族所莫及。论其演进,可分三大阶程。

人生必有群,群中又必可分多数与少数。此多数少数,皆属重要。惟贵能密切相关,融成一体。此讲中国文化演进三阶程,即就此着眼,加以讨论。

中国为一氏族社会,氏族即成为群。在此群中,可分两大统。姓从女,乃血统。氏从男,以职业分,政治更其大者,是为政统。

远古不论。姑从唐、虞始。唐为氏,乃世业陶。尧为帝,乃为陶唐氏之代表。在尧之政府中,尚有其他氏族参加,于是尧之政府,遂为当时中国社会其他氏族一共同之代表。

虞亦一氏,应是掌管山泽禽兽。而此一氏族中出一舜,一时拥有大名。适遇洪水为灾,尧无法治理,乃重用舜。治水有效,而水灾尚未息,尧既老,乃不传位于子而传于舜。然尧子丹朱,虽不肖,必尚得保留一职位。

舜既为帝,乃封其弟象于有庳,可见舜亦代表一氏族。此一氏族,乃由舜而地位加高。但舜之为帝,由尧让之,而治水大功,实出于禹。舜之老,乃亦禅帝位于禹。而舜子商均,当亦保有一职位。是则尧舜禅让,虽为中国后世尊崇,认为政治上无可比拟之大德,实亦由当时氏族政权之情势中演出,非有人先标举出一禅让美德,而尧舜乃遵循之。换言之,此亦当时一自然形态而已。

禹继其父鲧治水,当又系另一氏族,掌理水事者。禹既完成此治水之大业,虽效法尧舜让位于益,而当时中国民众则群心拥戴禹子启,不拥戴益,此下遂又成为帝位世袭。此非中国人特意要一帝王世袭之政府,亦中国当时社会一自然现象所形成。

又如周民族奉后稷为始祖,但《大雅?生民》之诗,后稷有母姜嫄。又后稷之生,其时已有部落存在。特以后稷教民稼穑,而周人奉以为始祖。此犹如姜氏族之奉神农为始祖。亦如唐虞两氏族之奉尧舜为始祖。禹亦有父鲧,而夏氏族则奉禹为始祖。商氏族则奉契为始祖,但契亦必有父有祖可知。是则中国之氏族社会,虽重血统,但必重其血统中之贤者,是为道统。惟其重道统,不害于其重血统。血统属于天,道统属于人,此即中国后人所谓之通天人,亦所谓明天人之际矣。

夏商周三代,皆属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而西周封建,则更形特出。不仅分封姬姓,及其外家姜姓,又封殷之后裔,使其传统不绝。更又兴灭国,继绝世,把历史上所有诸氏族,只要其曾生贤圣曾有建树,对历史有贡献者,遍加封建。此等诸侯,则可以代表全中国社会各氏族,使政统与血统,更为密切相关,乃得称之为道统。

其实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以及帝王世袭,皆在此一道统中。而西周封建,其事成于周公,乃更完成此道统之大。故中国人必称圣君贤相,周公则尤是历代贤相中之极特出者。君相在政统中,岂非群中之少数。氏族则群中之多数。中国封建政治由氏族社会来,乃能便中国社会中少数全由多数出,而又密切相关,融成一体,由血统中创出政统,又由政统中完成道统,而使中国成为一封建一统之国家。此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一阶程。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社会乃一氏族社会,而中国历史则为一人物历史。子贡有言:“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众恶皆归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恶有共同性。下流亦即社会之多数。善则有特殊性。圣君贤相,则必各有其独特处。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诛,舜之孝,禹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公之大义灭亲,诛管蔡,以永奠父兄之业。上之如伏羲氏、神农氏,更上有巢氏、燧人氏,每一时代即以一人物作代表,每一人物即以一特殊之德性与其功业之成就为代表。下流多数,不足以代表历史。而上流少数,则必有其独特相异之德业。而此上流少数,则必出于下流多数,以为之代表。乃以代表一历史阶段。此又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大特点。

西周东迁,为春秋时代,而往古政治一统之大业,则几于崩溃。其时则有孔子出。孔子当时所想慕者,乃为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换言之,孔子心中乃不敢为一圣君,仅求为一贤相。然终不得志,其道不行,仅开门授徒,成为一家言。此下诸子百家继起,其实皆遵孔子,多志为相,不志为君。迄汉代,而儒家定为一尊。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周公孔子并尊,孔子《春秋》亦列为五经之一。帝王治道,则必本诸经。其时则经学即为道统,其价值地位显然已超出政统之上。唐虞三代,乃由政统中产生出道统。自汉以下,则政统必尊奉道统。以前是圣君用贤相,此下则为君者必知尊贤相,乃得为圣君。君位仍是世袭,仍从血统来,但在政统中已不占惟一之重要地位。而相位则选自群臣,臣位则从郡国选举贤良,再由五经博士授业讲学中来。则当时政统已大部分出自学统,即道统,乃为政统中之更重要者。此又中国历史一大变。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二阶程。

中国自封建政治一转而为郡县政治,即血统不在政统中占重要地位之一证。而秦始皇帝不悟此义,乃谓政统中之帝王世袭此一仅存血统,乃可永继不绝二世三世以至于无穷世。汉儒明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此即谓君位血统不常,与其招汤武之征诛,不如遵尧舜之禅让,于是遂有王莽之新朝出现。光武中兴,虽仍是刘氏之血统,而一朝君相大臣,则多出自王莽新朝之太学生。学统之更超于血统,此亦一证。

但政府虽已变为一道统与学统之政府,而社会则仍为一氏族社会,重血统。两汉士人进入政府,得一官位,必退而敬宗恤族,使一宗一族人尽得沾溉。此则政治上层少数,仍与社会下层多数有其紧密相系处。而自古代农工氏族外,又得学业氏族,即士族之创兴。亦不得不谓非中国社会一进步。

东汉自光武、明、章以下,政治渐衰于上,而士族则盛兴于下。降至魏晋,中国乃成为士族之天下。南朝如此,北朝亦然。自士族社会进而为士族政治。使社会多数进入政治少数之机会又益增。就中国文化大传统言,则仍不得不谓之一进步。

唐代再臻统一,而较之两汉,则又有进步。唐太宗随其父高祖在军中,其幕下即有十八学士,较之东汉光武中兴已过之。西汉开国,乃一平民集团,士人极占少数,更远不能与初唐相比。

其次则相之一位,唐代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出命令,门下掌封驳,君权已由相权代之,而相权分掌于多人。此亦显较汉代为进步。

尤其是唐代之科举制度,社会学人可得自由应考,进士地位远较两汉大学生为受人重视。此皆学统在政统中更得较高地位,社会多数又多得自由参加政府上层少数之机会而紧相联系。然论学术大统,则唐代之《五经正义》依然承袭两汉。而科举取士,则重诗赋。《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唐代社会乃为一诗家的社会。诗之为用,抒私人之情怀,发私人之哀怨,则有余。阐扬圣君贤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则不足。两汉以下,老子之道已与孔子并盛。而唐代以同姓李之血统观念,亦并尊老子。佛法东来,唐代帝王亦多崇信。于是儒、道、释三教,已如鼎足之分峙。而周孔之尊,则唐不如汉,实有转趋颓势之现象。

于是有韩愈出而提倡古文,其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著为《原道》篇,又为《师说》。其时惟僧侣始称师,而韩愈则以为师传道自任。其言曰:“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又以排释老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于是孔子之为师,乃更胜于其为相为臣,而渐脱离于周公。孟子则追随孔子。周孔同尊遂渐转为孔孟同尊。韩愈又为《伯夷颂》,则所重在野更过于在朝,为师更重于为君。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惟愈所倡导,其传继世即绝。下迄晚唐五代,学绝道丧,而中国乃陷于黑暗中。

宋与汉唐又不同。宋太祖乃以一侍卫长受军人拥戴,而黄袍加身。然其相赵普则曰以半部《论语》得天下,又将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宋代诸帝王,重士有过于汉唐,而《论语》一书之尊显,亦汉唐两代所无。胡安定苏湖讲学,朝廷取以为法,又聘安定主其教。欧阳修提倡韩愈古文,而王安石则曰愿学孟子,惟仍尊经,欲创为新经学。司马光则继《春秋左氏传》为《资治通鉴》,从史学通治道。则孔子地位自在汉唐诸君之上矣。

以王安石司马光之为相言,其地位亦远在其君之上。汉唐惟为君者信用其相,至是则不啻为君者乃尊师其相。王安石为经筵讲官,主坐讲,君则立而听。则相位之更重于君位,而师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从宋代起。社会下层有转超于政治上层者,则宋代之较汉唐,其在中国文化展演之阶程上,不得不谓其又进了一步。

但新旧党争,终使北宋陷于衰亡而不救。其时乃有周张二程理学家之兴起。盖道统既尊于政统,师道既高乎治道,则在朝不如在野。为士者既以师道自任,则在己之修养讲论,乃更重于出仕以从政。此乃宋代理学家之所异于汉唐儒,《宋史》特立《道学传》以别于《儒林传》,亦非无理。

南宋朱子承二程之意,定《论》、《孟》、《学》、《庸》为四书,为之作集注与章句,而四书乃凌驾于五经之上。治学者必先四书,乃及五经,于是孔孟新传统乃继周孔旧传统而代兴。在野之师道,乃始正式凌驾于在上之君道。此当可谓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之第三阶程。实可谓其乃由多数展演进向少数之又一进步。

然而周张二程既无救于北宋之衰亡,朱子象山亦无救于南宋之衰亡。元代乃以蒙古异族入主中国,在上之政统血统又大变。惟政治乱于上,而在下社会之道统则仍安定而无变。黄东发王深宁吴草庐皆以南宋大儒进入元代,而在野讲学,为一世之师。其出仕在朝者,刘静修盘桓不求进,尚受后人推崇。许鲁斋稍得意,乃受后人之鄙视。但鲁斋之在野,与众坐一果树下,有果无主心有主之语,则其人非无修养。元代亦定科举制,先四书,后五经,明清两代一遵无变,亦不得谓鲁斋无贡献。刘因谓由己而道尊,许衡则谓由己而道行。然元代诸儒则终多不应举。而书院讲学遍于全国,地方官到任必先赴书院听讲。此又道统尊于治统之一明确表示。专以此一端论,则元代亦已远胜于秦代之焚书,严禁在下之以古非今,以政统高驾道统而上之之所为矣。

然而中国人则终不忘其血统观,于是朱元璋乃以一小沙弥崛起,此非民族大义乎。但其招揽诸儒,则终亦不免君尊臣卑,以道统供政统之用。刘基得聘书,同时赐以剑,使任择其一。其他诸儒之受聘,亦多经逼迫。施耐庵为《水浒传》,在林冲武松诸人忠义堂一百零八好汉中,独于其元首宋江有微辞。而有王进,神龙见首不见尾,独在一百零八好汉之外之上。耐庵即以自喻。当时士人以道统犹当在政统上之共同观念,则由《水浒》一书而可证。然则即谓《水浒传》乃承两宋理学传统而来,亦无不可矣。

明祖废相,成为一君独尊,其事更要不得。而明成祖之为君,则更尤要不得。以灭十族罪方孝孺,其为君自尊,尤更甚于秦始皇帝。此下明代诸君,亦终难与宋相比。盖宋祖之登帝位,来自无意,一若天之将降大任。而明祖则从兵戎战斗中夺来,一若由己艰难占有此宝物,遂以滋其自尊之心。今人则以民族大义与平民为天子来看明太祖,则中国五千年历史惟此一人,犹当在汉祖开国之上。不求其内心,宜有此失。此则可见宋代理学提倡正心术之说,对中国文化之大贡献处之终为不可忽视也。

明代诸儒乃亦一承元代之风,以不出仕为高。吴康斋、胡敬斋隐于田野。陈白沙隐于海澨。王阳明独例外。然亦先遭龙场驿之贬谪,及其平宸濠之乱,而亦几遭不测。终以江西巡抚死于军事途中,未能一日重返京师。故其弟子如王龙谿王心斋,皆决意不仕,讲学在野。乃有李卓吾之徒,又成为儒、释、道三教同流之势。东林一反故辙,主张在野不当忘廊庙,而党祸兴,高忠宪亦投水自尽,而终亦无救于明室之亡。满清入主,重来异族之统治。

晚明遗老,亦率不仕。李二曲居土室,顾亭林则流浪,王船山黄梨洲皆隐晦以老,朱舜水则乘桴海外。政乱于上,学兴于下,较之初元,抑更远胜。

今言政统,则汉唐为盛,宋已衰,惟明代若差堪与汉唐相拟。此外则辽金西夏割据,蒙古满洲入主。宋以下之中国,不如宋以前。然言学统道统,则宋以后尤盛于宋以前。社会下层递有进步,中国依然是一中国,而旺盛繁华递有升进,亦一不可掩之事实也。

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言政统失于上,而道统则不得不保存在下。匹夫若较肉食者为多数,实则此等匹夫,更难得。亭林之意,乃主于大范围多数中养出此更难得之少数。君有君道,臣有臣道,职位既定,其道易知。匹夫在政治上无职无位,而天下兴亡,道大难知。道不行于下,社会无知无道,则一切无可言。此意尤值深切玩味。

清代顺、康、雍,治定于上。乾隆之盛,上比明代之嘉靖、万历。然而在下之学统,则依然一反在上之政统,乃有汉学宋学之辩。宋学乃朝廷科举功令所尚,重朱子之四书。而汉学则重返之两汉五经,而程朱转所轻。论其内情,则依然以在野争在朝,以道统争治统,以孔子之至圣先师争当代之帝王一尊,则依然是有宋理学之遗轨也。

西化东渐,乃有太平天国兴起,以耶稣为天兄,洪秀全为天弟,到处焚烧孔庙。今人亦以民族革命称之。倘其成,当又将下于明代开国万倍。曾国藩乃以在籍侍郎,发动湘乡团练,平其乱,维系中国文化,功在社会。孔庙犹存,道统仍传,此非曾氏之功而何。而今人乃以昧于民族大义责之。使曾国藩而亦从洪秀全,则复有施耐庵为《水浒传》,不知更将何以下笔矣。

下迄清末,康有为起于粤,章太炎起于浙,皆以书院讲学传统,一主今文经学,一主古文经学。要之,皆以社会下层之道统上撼政府上层之治统。而中山先生乃以成其革命之大业,创建民国。此诚中国历史上又一大进步。中山先生之辛亥革命,始可称之为一正式民族革命。既非太平天国可比,亦非明太祖之开国可比。中山先生之以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让之袁世凯,汤武征诛,继之以尧舜禅让,有宋理学家所提倡,中山先生正其人矣。洪宪称帝,北洋军阀擅权,政复乱于上。中山先生退隐在沪,创撰《三民主义》。虽其书只讨论政治,然首冠以民族主义,此即以道统驾治统之上。又称民有权,政有能,则民权虽在社会下层之多数,而责任则在上层政府之少数。不忘治统少数之重要,亦上承中国文化传统之理想而来。民生乃屈居最末,但非专指衣食物质生活言,乃指社会多数之人生言。而民族一义,则兼涵古人,属更大多数。而能明得此民族之传统大义,则少数中之尤少数,为最难者。故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就其先后,而可明其高下缓急之所在矣。

中山先生又于五权宪法中加入监察考试两权,考试权乃中国传统政治最高机能所在,使社会多数与政府少数紧密相通。政之能,即出于民之权者,其要在此。故中山先生乃主考试权,当不仅对被选者有限制,并对选举人有限制,此尤不失中国传统重视少数而必出于多数之精义。惟考试内容,则中山先生未作规定,此实汉唐以来中国政统上所讨论一最值注意之最重大一问题。

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诸篇,发挥民主政治之精神所在,其书尚在法国卢骚《民约论》之前。卢骚《民约论》仅本空想,而梨洲则根据中国传统史实。孔子以前,圣君贤相之相传,实即代表治统不离道统,实已是一种民主精神。秦汉以下,君为王室主,相为政府主。君位世袭,由氏族观念来。而政府中之相位,实即代表社会之民权。君不必圣,而相则必贤。周公孔子乃汉唐以下民众理想之所寄。梨洲《待访录》深斥明祖废相,为中国政统有失道统意义之最大一关键,乃一针见血之论。梨洲《待访录》又有《学校》篇,主张学校当为政统中公议之发源地,此一层汉唐以下诸儒所未发,而其论则从东林来。

今再进一层言之。学校为立国百年大计,应在政府上来领导政府,不应在政府下受政府之统制。即两汉太学已有此意。又学校为考试之本,而考试则为政府之本。政府成员来自考试,考试内容则定于理想之学校。汉武帝之表彰五经,罢黜百家,本之董仲舒之贤良对策。而董仲舒之得为贤良,则出于地方之察举。自察举演进为考试,唐代考试乃脱离学校而独立,此实为一大歧点。盖自汉末经魏晋南北朝,教育乃在世家,学统寄之血统。及唐代,考试盛而世家衰,无学校则考试何所本。宋代有胡安定兴书院,王荆公更新考试,此种精神,至朱子之定为四书,元代之更新科举制度,而后教育为考试大本之理想,乃有开始实现之端倪。晚明之东林书院,则为之明白作宜扬。梨洲此番理论,具体落实,有其明白之表现矣。但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顾亭林《日知录》谓,八股之祸,更甚于秦始皇帝之焚书。则考试制度须随时改进,学校制度亦然。此则有贵于大圣大贤之随时用心。晚清变法,依康有为主张,先废科举,而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中,又特设考试一权。其深识达见,超康氏为远矣。

故政府本原在于考试,而考试本原则在于学校。学校在野,为学统道统之发源。而考试则在上,为选贤用能之根据。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梨洲《待访录》一书,可谓已得其最要宗旨之所在。而其论学校,则可补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所未及。

今再明白言之。近代民主政治有总统,此即代替了古代之君位。有行政院国务卿,此即代替了古代之相位。民初有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争,实则君相一体,治平大道决非寄于一人,乃当寄于多人。唐代之中书省,如今之立法院。门下省,如今之监察院。尚书省,如今之行政院。合此三院,乃成一相位,而全部政府任务实已由此而定。此最可法。唐代之所缺,则在学校。中山先生又主宪政前先行训政。学校则当为实施训政之重要场所。

由上言之,学校地位之重要可知。政府属于少数,学校则属于多数。由学校培养贤能来组成政府,而政治公论仍当寄存于学校。此非一大可向往之理想乎。

西方文化主分,学校代表智识,政府代表权力,又有教会代表信仰。既无一共同之道统观,而政府治统,亦不能干涉学校与教会。学校教会分别成立。政府民选,乃由民间纳税人开始。恺撒事恺撒管,上帝事耶稣管,政教分离,不相合一。故西方实为一无统之社会。今则或统之于资本财富,或统之于政治权力与法律制裁,如是而已。无是非标准,则尚多数。

中国则必有统,血统本之自然,政统出于人文,而道统则一天人,合内外。由多数中演出少数,又由少数中演出更少数,而其更少数,又必回归于大多数,而为之作代表。若必如西方,必以选举为政治之基本,则孔子出而竞选,未必能胜于阳货。战国诸子出而竞选,亦未必能胜于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及苏秦张仪之徒。故中国人虽重少数,而少数必宗于道,而此道又必传于教以通于政。故孔子为至圣先师,乃为全中国人两千五百年来所崇仰为不可及。

依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首重民族主义。依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必尊考试制度。又依中山先生军政、训政、宪政之三阶段,于全国平定后,实行训政,则应重学校。道统终在政统之上,少数必从多数中来。权力非所重,道义乃其本。庶亦合于现代民主政治之大趋势,而不失为中国文化演进之第四阶程矣。

即以中山先生之在广州组成革命政府,然仍赴北平,与段祺瑞张作霖言和,盖亦以政治理想非一蹴可冀,故主政则必崇道,主让不主争。中山先生之北上言和,亦如其让位于袁,言教不如身教,中山先生乃得为现代中国政治界一完人,一表帅。行道尤重于主政,即中山先生一生之表现而见矣。岂必以掌握政权乃始得为行道张本。民族文化传统固如是,中山先生之躬行实践亦如是。天生德于予,中山先生其亦无愧矣。中国此下之希望,则终在于中山先生之道,岂不昭然乎。

若必一依西方,专以多数为重,必以选举为民主政治之正规,则亦当分教会与学校于治统之外,政教分离,乃始不致有大病痛。否则政权乃为社会惟一崇奉之对象,政统超乎道统之上,恐中山先生断无此意想。而中国五千年之文化传统,亦将坠地以尽矣。求变求新,从头做起,迎头赶上,五千年文化抟成之此一民族,永将不再存在,即民族血统而失之,其他尚何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