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它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它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它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它以前,且看两千多年中议论它的大体上有多少类,哪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

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它的源流的。

《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么周汉唐来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

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它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

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

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

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

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先进》

南客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第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第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第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第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第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第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放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西汉《诗》学

孟子起,《诗经》超过了孔子的“小学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了。孟子论《诗》甚泰甚侈,全不是学《诗》以为言,以为兴,又比附上些历史事件,并不合实在,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附合到周公身上。这种风气战国汉初人极多,《三百篇诗》作者找出了好多人来,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于《吕览》《礼记》《汉经说遗》文中求之。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

汉初《诗》分三家,《鲁诗》自鲁申公,《齐诗》自齐辕固生,《韩诗》自燕太傅韩婴,而《鲁诗》《齐诗》尤为显学。

《鲁诗》要义有所谓四始者,太史公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以《关雎》《鹿鸣》都为刺诗,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其后竟以“三百篇”当谏书。这虽于解《诗》上甚荒谬,然可使《诗经》因此不佚。

《齐诗》《韩诗》在释经上恐没有大异于《鲁诗》处,三家之异当在引经文以释政治伦理。齐学宗旨本异鲁学,甚杂五行,故《齐诗》有五际之论。《韩诗》大约去泰去甚,而于经文颇有确见,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记》从《韩诗》,以恢复之者。今以近人所辑齐鲁韩各家说看去,大约齐多侈言,韩能收敛,鲁介二者之间,然皆是与伏生书、《公羊春秋》相印证,以造成汉博士之政治哲学者。

毛诗

《毛诗》起于西汉晚年,通达于王莽,盛行于东汉,成就于郑笺,从此三家衰微,毛遂为《诗》学之专宗。

毛之所以战胜三家者,原因甚多,不尽由于宫廷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它。

第一,申公、辕固生虽行品为开代宗师,然总是政治的哲学太重,解《诗》义未必尽惬人心,而三家博士随时抑扬,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甚多,虽可动听一时,久远未免为人所厌。而《齐诗》杂五行,作侈论,恐怕有识解者更不信它。则汉末出了一个比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诗》学,解《诗》义多,作空谈少,也许是一个“应运而生”者。

第二,一套古文经出来,《周礼》《左氏》动荡一时,造来和它们互相发明的《毛诗》,更可借古文学一般的势力去伸张。凡为《左传》文词所动《周官》系统所吸者,不由不在《诗》学上信毛舍三家。

第三,东汉大儒舍家学而就通学,三家之孤陋寡闻,更诚然敌不过刘子骏天才的制作,王莽百多个博士的搜罗;子是三家之分三家,不能归一处,便给东京通学一个爱好《毛诗》的机会。郑康成礼学压倒一时,于《诗》取毛,以他的礼学润色之,《毛诗》便借了郑氏之系统经学而造成根据,经魏晋六朝直到唐代,成了唯一的《诗》学了。

《毛诗》起源很不明显,子夏、荀卿之传授,全是假话。大约是武帝后一个治三家《诗》而未能显达者造作的,想闹着立学官(分家立博士,大开利禄之源,引起这些造作不少,尤其在《书》学中多)。其初没有人采他,刘子骏以多闻多见,多才多艺,想推翻十四博士的经学,遂把它拿来利用了。加上些和从《国语》中搜出来造作成的《左传》相印证的话,加上些和《诗》本文意思相近的话,以折三家,才成动人听闻的一家之学。试看《毛传》《毛序》里边有些极不通极陋的话,如“不显显也”,“不时时也”之类,同时又有些甚清楚甚能见闻杂博的话,其非出于同在一等的人才之手可知。

现在三家遗说不能存千百于十一,我们没法比较《毛诗》对于三家总改革了多少,然就所得见的传说论,《毛诗》有些地方去三家之泰甚,又有些地方,颇能就《诗》的本文作义,不若三家全凭臆造。所以《毛诗》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作伪,在《诗》学的意义上是进步;《毛诗》虽出身不高,来路不明,然颇有自奋出来的点东西。

宋代《诗》学

经学到了六朝人的义疏,唐人的正义,实在比八股时代的高头讲章差不多了,实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学高明了。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

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别详)。他开始不信《诗序》。北宋末几朝已经很多人在那里论《诗序》的价值和诗义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诗序》抬得更高,而王荆公谓诗人自己作叙。直到郑夹漈所叙之论得一圆满的否定,颠覆了自郑玄以来的传统。

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本文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紫阳书实是一部集成书,韵取吴才老《叶韵》之说,《叶韵》自陈顾以来的眼光看去,实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韵观念未出之前,这正是古韵观念一个胎形。训诂多采毛、郑兼及三家遗文,而又通于礼学(看王伯厚论他的话)。其以赋比兴三体散入虽系创见,却实不外《毛诗》独标兴体之义。

紫阳被人骂最大者是由于这一部书,理学、汉学一齐攻之,然这部书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附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地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

现在我们就朱彝尊的《经义考》看去,已经可以觉得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锐,自然一切妄论谬说层出不穷,然跳梁狐鸣,其中也有可以创业重统者。(文公对于文学的观念每每非常透彻,如他论《楚辞》、陶诗、李、杜诗常有很精辟的话,不仅说《三百篇》有创见)

又宋代人因不安于《毛诗》学,博学者遂搜罗三家遗说。例如罗泌不是一个能考六艺的人,然他发挥《商颂》为《宋颂》,《殷武》为颂襄公,本之《韩诗》(《韩诗》最后佚),而能得确证。

宋末有一伟大的学者王伯厚,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现在试把《玉海》附刻各经及《困学纪闻》等一看,已经全是顾亭林、阎百诗以来所做的题目。他在《诗经》学上有《诗考》,考四家诗;有《诗地理考》,已不凭借郑谱。虽然搜罗不多,但创始的困难每每这样子的。这实在都是《诗》学上最大的题目,比起清儒拘《郑笺》、拘《毛传》者,他真能见其大处。

明季以来的《诗》学

明季以来《诗》学最大的贡献是古韵和训诂两事,这都是语言学上的事,若在《诗》之作用上反而泥古,不及宋人。

陈季立(第)顾宁人(炎武)始为系统的古韵学,以后各家继起,自成一统系者十人以上,而江、戴、孔、段、王发明独多。

训诂方而,专治《诗》训诂者如陈奂、马瑞辰、胡承珙诸家,在训诂学第二流人物中;其疏通诸经以成训诂公谊者,如惠、戴、段、二王、郝、俞、章等,不以《诗》学专门,而在诸经学之贡献独大。

但谈古音的人每不能审音,又少充分的认识方言之差别,聚周代汉初之韵以为一事,其结果分类之外,不能指实;而训诂学亦以受音韵学发达之限制,未能建立出一个有本有源的系统来。这是待从今以后的人,用新材料,借新观点去制造的。

话虽这样,诸代人对于《诗经》中训诂的贡献是极大的,至于名物礼制,既有的材料太紊乱,新得的材料又不多,所以聚讼去,聚讼来,总不得结论。

从孔巽轩、庄存与诸君发挥公羊学后,今文经学一时震荡全国,今文经学家之治《诗》者,不幸不是那位学博识锐的刘申受,而是那位志大才疏的魏默深。魏氏根本是个文士,好谈功名,考证之学不合他的性质。他做《诗古微》,只是要发挥他所见的齐、鲁、韩《诗》论而已,这去客观《诗》学远着多呢!陈恭甫(寿祺)朴园(乔枞)父子收集了极多好材料,但尚未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材料都是供我们用的。

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辞;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但欣赏文辞之先,总要先去搜寻他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所以言语学、考证学的工夫乃是基本工夫。

我们承受近代大师给我们训诂学上的解决,充分的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义之态度,于《毛序》《毛传》《郑笺》中寻求今本《诗经》之原始,于三家《诗》之遗说、遗文中得知早年《诗经》学之面目,探出些有价值的早年传说来,而一切以文本为断,只拿他当做古代留遗的文辞,既不涉伦理,也不谈政治,这样才可以济事。约之为纲如下:

(一)先在《诗》本文中求《诗》义。

(二)一切传说自《左传》《论语》起,不管三家《毛诗》,或宋儒近儒说,均须以本文折之。其与本文合者,从之;不合者,舍之;暂若不相干者,存之。

(三)声音、训诂、语词、名物之学,继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诗经》学之真根基。

(四)礼乐制度,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现在全未以科学方法整理过,诸子传说,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题目目下少谈为妙,留待后来。

匆匆拟《诗经》研究题目十事,备诸君有意作此工作者留意。

(一)古代《诗》异文辑

宋刻本异文,诸家校勘记已详;石经异文,亦若考尽;四家异文,陈氏父子所辑略尽;然经传引《诗经》处,参差最多,此乃最有价值之参差,但目下尚无辑之者。又汉儒写经,多以当时书改之,而古文学又属“向壁虚造”,若能据金石刻文校出若干原字,乃一最佳之工作。例如今本《小雅》中“我车既攻”,《石鼓文》作“吾车既攻”,吾、我两字作用全不同,胡珂各有考证。而工字加了偏旁。汉儒加偏旁以分字,所分未必是,故依之每致误会。

(二)三家《诗》通谊说

三家《诗》正如《公羊春秋》,乃系统的政治伦理学,如不寻其通谊,如孔庄诸君出于《公羊》学,便不得知三家《诗》在汉世之作用。陈恭甫父子所辑材料,既可备用,参以汉时政刑礼乐之论,容可得其一二纲领,这是经学史上一大题目。魏默深在此题中之工作,粗疏主观,多不足据。

(三)毛《诗》说旁证

依毛《诗》为注者,多为《毛序》《毛传》《郑笺》考信,此是家法之陋,非我等今日客观以治历史语言材料之术。毛氏说如何与古文经若《左传》《周礼》《尔雅》等印证,寻其端绪之后,或可定《毛诗》如何成立,古文学在汉末新朝如何演成。我等今日岂可再为“毛、郑功臣”?然后代经学史之大题,颇可为研究之科目。

(四)宋代论《诗》新说述类

宋代新《诗》说有极精辟者,清儒不逮,删《序》诸说,风义刺义诸论,能见其大。若将自欧阳永叔以来之说辑之,必更有胜义,可以拾检,而宋人思想亦可暂得其一部。

(五)毛公独标兴体说

六诗之说,纯是《周官》作祟,举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汉之神圣数(始皇始改数用六)。赋当即屈、宋、荀、陆之赋,比当即辩(章太炎君说),若兴乃所谓起兴,以原调中现成的开头一两句为起兴,其下乃是新辞,汉乐府至现代歌谣均仍存此体,顾颉刚先生曾为一论甚精。今可取《毛传》所标兴体与后代文词校之,当得见此体之作用。

(六)证《诗三百》篇中有无方言的差别?如有之,其差别若何?

历来论古昔者,不以方音为观点之一,故每混乱。我们现在有珂罗倔伦君整理出来的一部《广韵》,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诗经韵》,两个中间差一千年;若就扬子云《方言》为其中间之阶,看《诗经》用韵有循列国方言为变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

(七)《诗》地理考证补

王伯厚考《诗》地理,所据不丰;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据材料较前多矣,必有增于前人之功者。《诗》学最大题目为地理与时代,康成见及此,故作《诗谱》,其叙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国别);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以时分):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结果则不可。康成实不知地理,不能考时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从《水经注》入手,当是善法,丁山先生云。

(八)《诗经》中语词研究

《诗经》中语词最有研究之价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语词之“言”,有在动词上者,有在动词下者,有与其他语词合者。如证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

(九)《诗》中成语研究

即海宁王静安氏所举之题。《诗》中成语多,如“亦孔子”“不显”(即丕显)等。但就单词释诂训者,所失多矣。

(十)《诗》中晦语研究

《诗》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着落者,如时字之在“时夏”“时周”“不时”,及《论语》之“时哉时哉”,此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当含美善之义,而不得其确切。读《诗》时宜随时记下,以备考核。

(十一)抄出《诗》三百五篇中史料

书经》是史而多诬,《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尽抄出之,必可资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