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雅颂”均是春秋时已经用了的名词,而风之一词出来甚后。

论语》上只有“南”“郑”等称,无“国风”一个统称。《诗经》自己文句中有“以雅以南”,也不提及风字,其提及风字者,乃反不在风中,如“吉甫作诵,其风肆好”在《大雅》。

左传·襄二十九年》,载吴季札观乐语,亦不及风字,直曰周南、召南、邶、鄘、卫等等而已。汉儒董仲舒又以《大雅·文王》受命为“乐之风也”。汉儒制作的《礼记》各篇中,才有国风这个名词。

现在《国风》各部分都是当时列国的通信歌乐,统言曰诗(与雅颂同),析言则曰周南、召南,曰邶、鄘、卫,曰王,曰郑等,必曰风,风乃该雅。山川有异,建国各殊,风土不同,感觉不一,春秋时有人集合之,大体上如我们今日所见,但当时歌诗决不止此,恐和汉魏乐府,唐五季北宋词一样,流传世间者万千中之十一耳。

始也风可该雅,继则以风对雅,言风雅犹今言雅俗,后来风雅成一名词,如杜子美时“别裁伪体亲风雅”,风雅即等于雅,犹之乎吉凶皆是德矣。

四方之音

既如上所述,则论国风必以其为四方不齐之音,然后可以感觉其间之差别。《吕氏春秋·音始篇》,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话的来源,这样神话全无一点历史价值,然其分别四方之音,可据之以见战国时犹感觉各方声音异派。且此地所论四方恰和《国风》有若干符合,请分别述之。

甲、南音

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川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兴之诗,今不见于二《南》。然吕不韦时人尚知二《南》为南方之音,与北风对待,所以有这样的南音原始说。二《南》之为南音,许是由南国俗乐所出(周殖民于南国者,用了当地的俗乐),也许战国时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声乐出,《吕览》乃由当时情事推得反转了,但这话是无法考核的。

乙、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以“燕燕于飞”(即燕燕往飞)起兴之诗,今犹在《邶》《鄘》《卫》中(凡以一调与起为新词者,新词与旧调,应同在一声范域之中,否则势不可歌。起兴为诗,实即填词之初步,诗填词法严,起兴自由耳)。是《诗》之《邶》《鄘》《卫》为北音。又《说苑·修文篇》,“纣为北鄙之声,其亡也忽焉”,《卫》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王静安君论之最确,抄录如下:

郑氏诗谱曰,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邶为近畿之地。《续汉书·郡国志》,径于河内郡朝歌下曰,北有邶国,则以邶为在朝歌境内矣。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伯泾又出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作宾尊彝。北即古之邶也。此北伯诸器与易州所出祖父兄三戈,足征涞易之间,尚为商邦畿之地,而其制度文物全与商同。

观于周初箕子朝鲜之封,成王肃慎之令,知商之声灵固远及东北,则邶之为国自当远在殷北,不能于朝歇左右求之矣。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诸殷之境内,余谓鄘与奄声相近,《书·雒诰》“无若火始焰焰”,《汉书·梅福传》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传“阎职”,《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苑·复思篇》并作“庸职”,奄之为鄘,犹阎之为庸矣。奄地在鲁,左襄二十五年,“齐鲁之间有弇中”。汉初古文礼经出于鲁淹中,皆其证。

邶鄘去殷虽稍远,然皆殷之故地。《大荒东经》言“王亥托于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东都,自殷未有天下时已入封域,又《尚书疏》及《史记集解索隐》皆引汲冢古文“盘庚自奄迁于殷”,则奄又尝为殷都,故其后皆为大国。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践奄,乃封康叔于卫,周公子伯禽于鲁,召公子于燕,而太师采《诗》之目尚仍其故名,谓之邶鄘,然皆有目无诗。季札观鲁乐,为之歌邶鄘卫,时尚未分为三;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因于殷之左右求邶鄘二国,斯失之矣。

丙、西音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之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河,实为长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时,此后人半神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然则《秦风》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者,即《秦风》之乐否。《唐风》在文词上看来和《秦风》近,和《郑》《王》《陈》《卫》迥异,不知也在西音之内否。

丁、东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恐《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人用周旧词,采庸奄土乐之诗(已在《周颂》中论之)。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因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遂以之为异源。

戊、郑声

《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想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齐声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多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论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

“诸夏”和《国风》

“诸夏”一个名词是古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且试求诸夏是些什么,在哪一带地域。《诗·周颂》:“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又:“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左传》:“任宿句,风姓也,实司太皡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荀子》:“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

历来相传夏商周为三代,商周两世的历史,我们晓得的还多,夏世则太少了。不知太史公据世本以成的《夏本纪》在世次上有多少根据,但“启”之一词,已经等于始祖,其上乃更有禹与尧舜之传说生关系者,大约总是后来人所加。启之母为涂山氏女,或即和周之姜嫄,殷之有娀为同类之传说,而启之开夏或即由于灭甘乃大(《甘誓》已言五行,出必甚后,当在战国末矣)。

夏之世系大约已不完全,相传夏故域在汾水流域,而其后代之祀在壅丘,当黄河之南,去殷商不远。又在陈者有夏氏,疑夏在盛时之疆域,北包晋唐,东至山东境,南及于江汉,此区域中文明古国至多,到春秋时这些痕迹犹在。国为南汤践灭,而文物犹在,故这一带地方的列国叫做诸夏。

商虽灭夏,然以取夏文化之故,或者也以诸夏自居,犹之乎满洲人入了山海关,便也自称中国,称人蛮夷了。周人入了中国,把中国“周化”得很利害,封建制度即是扩大周化的,而周行周道周宗周京一齐周起来,而文化的中国之名仍泛用夏。

《周颂》中那几篇无韵的文辞甚古,说到夏者两处,在有韵的《周颂》及大、小《雅》中夏之称不见了,《周颂》中说到夏的几句话。大意是谓武成功立,藏起干戈弓矢来,与诸夏相安,这很像克服了中国与人休息的话。这样看来,诸夏在西周之初是很常用的名词。

直到战国末年,还以楚对夏,大约由于楚向北发展,诸夏又受了一回震动,诸夏之一部分遗留,即为周之南国者,为楚所并,而楚风变夏。然楚夏对当之称犹在民间。夏一个字在商周千多年中的命运,仿佛像汉一个字在魏晋以后至于现在的命运一样。那么晋之南,汉之北,一切小国,在势力上几乎都是四邻大邦的附庸,在文化上却有很长的遗留,或者郑魏陈桧以至于曹,以至于唐,一切不同的列国之风,就音乐论也许保留了些诸夏之旧。发扬蹈厉每是新国之容,濮上桑间,玉树后庭,乃歌胜国之文华也。

起兴

六诗之说始于周官。《毛诗叙》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自秦始皇数用六以后,汉儒凡事都以六为纪,不可以五,不可以七,六艺六书皆不恰恰是六。六在汉代犹之七在佛经上,成了一种“圣数”啦!所以六诗一说,本不必拘泥求之。

大约说六诗者有两类:一、以六诗皆是诗体之称,如《郑志》;二、以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用,如《朱传》。

近人章炳麟先生谓赋比兴为诗体,为孔子所删。赋比兴之本为诗体,其说不可易,至读《诗三百》中无赋比兴者,乃孔子所删,则不解删诗之说,本后起之论,宋儒辨之已详也。章君又谓赋即屈荀之所作体,其言差信,谓比即辩亦通,独谓兴为挽歌,乃甚不妥。强引周官以论兴,说得使人心上不能释然。寻绎《毛传》独标兴体,必有缘故。

前见顾颉刚先生一文论此,谓兴体即后人所谓起兴,汉乐府以至于现行歌谣犹多如此。据原有歌中首句或首两句,下文乃是自己的,故毛公所据兴体,每每上两句与后来若相干若不相干。此论至不可易。

起兴之用,有时若是标调,所起同者,若有多少关系。例如《邶》之“习习谷风”和《小雅》之“习习谷风”,长短有别,皆是弃妇词。“关关雎鸠”和“雝雝鸣雁”相类,皆是结婚词。“燕燕于飞,泄泄其羽”,和“雄雉于飞,泄泄其羽”相等,皆是伤别词。即《吕氏春秋》所记“燕燕往飞”也是感别,《破斧》之音也是人事艰屯。那么起兴同而辞异者,或者是一调之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