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二卷。宋林希逸撰。林希逸生卒年不详，字肃翁，号竹溪，又号鬳斋，福清(现福建福清东南)人。官至考工员外郎，善画能书。除着有《鬳斋考工记解》外，还有《易讲》、《春秋正附篇》、《老、庄、列三子口义》、《竹溪稿》。西汉河间王刘德取《考工记》补《周礼》，《经》与《记》合为一书，然释《周礼》者仍分别释之。唐有杜牧《考工记》注，宋有林希逸、林亦之、王炎诸家解，现仅存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此书以浅显易懂之笔，解《周礼》、《考工记》，并附有“三礼图”参照。宋儒研究《周礼》必攻汉儒，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多与郑玄《周礼注》相违背。然其解“倨句一矩有半”等仍用郑注。不足在于对古器制度考据不详，多有与古器制不符合者。清戴震《考工记图》、程瑶田《考工创扬小记》则更详。《周礼》经文郑注皆古奥，贾疏又浩博难详，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浅显易明，无图不显，便于阅览，初学者易于寻求，是较通俗解本。研究《周礼》者，多用其书。版本有：清抄本，藏北京图书馆；明朱墨印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

元末明初人汪克宽勾辑中国古代礼制的著作。9卷。洪武二年 (1369年) 曾鲁序称，朱熹曾谓 “《周礼》为礼之纲，《仪礼》其本经，而《礼记》其义疏”。属门人黄氏辑录丧、祭二礼，未能有成。汪克宽亦称 “《礼记》乃《仪礼》之传，《仪礼》乃《周礼》之节文。而三礼之要，则在乎吉凶军宾嘉五礼之别也” ( 《自序》，下同) 。他认为古代吉礼12，凶礼5，丧礼4，宾礼8，军礼5，嘉礼6。然 “周之叔世，礼典多散逸，盖不特火于秦而亡于汉也” 。因而遍考《仪礼》、《周礼》、大小戴记、《易》 、《诗》 、《书》、《春秋》三传、《孝经》、《家语》及汉儒记录之合于礼者，列为五礼之篇，次第为吉礼4卷、凶礼2卷、军礼1卷、宾礼1卷、嘉礼9卷。此书不独体例参差无绪，亦多杂春秋诸侯失礼之事，与西周礼制多不合。程敏政跋称，此书曾为人改窜，窃为己有。清人辑《四库全书》，所收此书，或系改窜之本。有通志堂经解本。

一卷。清毛奇龄(1623－1716)撰。奇龄又名甡，字大可，齐于，号初晴，亦以郡望称西河。浙江肃山人。康熙时以诸生荐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旋即假归，以病不复出。通经史，善诗文，工音律。着有《古文尚书冤词》、《四书改错》、《春秋毛氏传》、《竟山乐录》、《仲氏易》、《西河诗话》等，后人辑为《西河全集》。是书前答门人李塨问南北郊分祀，以及问有禘无祫之说，末附艾堂问。其自注曰：同郡学人集于艾堂所问，此则专论禘祫者也。奇龄之说多有发前儒之所未发，如谓大禘与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时祭必合祭，故称祫。其说解既有补于经文，于《礼》家之采择亦是可为资。然其解间有欠精处，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之说，见之于《周礼》，本有明文录载，无北郊之祀已无庸置疑，然奇龄耽于攻驳，反复诘辨，未免失之繁琐。有《西河全书》本、艺海珠尘本、《经训堂丛书》有惠栋禘说二卷，续经解本。

五卷。附录一卷。宋朱熹撰。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着名理学家。平生着述颇丰，除着有《家礼》外，还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本义》、《楚词集注》、《针考误》、《诗经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近思录》、《孝经刊误等》、《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名臣言行录》，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家礼》载于朱熹《行状》，其序文被录于《朱子文集》，成书时间载于《朱子年谱》，其佚而复得始末为附录刊《家礼》之后，宋以来遵而用之，其为朱子所着，无有人疑。然清人王懋竤《白田杂着·家礼考》认为《家礼》是宋人假托朱熹之名。《四库全书总目》同意王懋竤之说，认为《家礼》所论与朱熹晚年观点不符。然早晚年观点不符乃属正常，不足为由。《宋史·艺文志》载为朱熹所撰颇为可信。朱熹《家礼》主记“冠”、“婚”、“丧”、“祭”诸礼，大抵自《仪礼》、《礼记》节录诠释，按类系事，事下为论辨，多引古事证之，进而为律例，以申法度，警示后人。《家礼》体例完备，内容详赡，为研究家礼有一定参考价值。《家礼》书成之后，经三山杨氏、上饶周氏之考订，流布于世，书中错误不少，因题作朱熹，学者驳正者少。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浚《家礼仪节》，对《家礼》部分内容提出质疑，提出谬误数十条，自此以后，此类着作代不乏见。《家礼》版本有：汲古阁有宋刊本、孝慈堂目有宋板本、东湖丛记有宋刊纂图集注本、洪氏刊宋本、望三益斋刊本、日本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元刊本纂图集注、御尔台氏刊本、康熙辛巳(1701年)汪氏刊本、明邱文庄刊本、邓钟岳仿宋刊本(《四库全书》所着录本)。

二卷。清任启运(1670－1744)撰。启运字翼圣，居近古钓台，也称钓台先生。江苏荆溪(今宜兴)人。雍正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乾隆时历官中允、侍讲学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官至宗人府府丞。精理学，宗朱熹，治经考据精核，着述颇富。除《宫室考》外，有《孝经章句》、《礼记章句》、《周易洗心》、《四书约旨》、《肆献裸馈食礼》、《经传通纂》及《清芬楼文集》等。是书编于李如圭《释宫》之外，别为类次，分为十三目。于宫室之门、观、朝、庙、寝、塾、宁、等威，名物等逐一考证，颇为详核。其说治用李如圭，然比之更为精密，研究钩实，条理井然。虽其考间有瑕疵，然精密详核之处，却可谓穷尽礼经之要。有任钓台清芬楼六种本、续经解本。

六卷。清陆陇其(1630－1692)撰。陇其字稼书，初名龙其，浙江平湖人。康熙进士，历任江南嘉定、直隶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后辞官归。学宗程朱。着有《古文尚书考》、《困勉录》、《松阳讲义》、《渔堂文集》等。是编因《三礼》之书多由汉儒采辑而成，其中所载古今典礼，自明堂、清庙、吉、凶、嘉、宾、军、礼以及名物器数，互相考核，多有龈龉不合处，遂取郑(玄)孔(颖达)诸家注疏，折衷于朱熹之书，并旁及《春秋》、律吕等与《三礼》相关资料，悉为采入，务得其中。然其有疑而未决者，则仍缺之，故名“读礼志疑”。陆氏以其覃思，墨守于程、朱，考辨《三礼》黄制、名物、器具，指摘经文之疑，辨正注家之误，多附己意，时有发明。于经文注疏、随文纠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实非一般。因是书为读书时随手标记笺注，后经其弟子编辑而成，故时有疏误。有《正谊堂全书》本、《学海类编》道光间刻本十二卷、书三时斋丛书本、张清恪合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十二卷，附一卷。

三十八卷。清纳兰性德(1655－1685)撰。性德字容若，原名成德，世多称成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纳喇氏，明珠长子。康熙进士，由三等侍卫迁至一等。善诗古文辞，尤工于词，以词闻名于世。晚年潜心经史，广求宋元诸家经解，辑刻《通志堂经解》、《删补大易集义粹言》、《通志堂集》、《词韵正略》、《纳兰词》等。是书因陈澔《礼记集说》舛误太甚，故而为之条析缕辨。凡澔所遗者谓之补，所误者谓之正。所补所正皆先列经文，次列澔说，然后援引考证以显其失，而无所补正者，则经文与澔说均不采录。多以宋、元、明人之论及郑注、孔疏为据，补正浩说。是书大约十之三四考训诂名物，十之六七辨义理是非。因澔注多为义理，故补正多为随文驳诘。凡澔说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颇为详核。然性德之《补正》亦失于爱博嗜奇，往往泛采异说，反使征引蔓延于《集说》补正之外。然此书综核众论，正本清源，条缕分明，所指摘处，切中者十之八九，是为读澔说之不可缺者。此书本嘉兴陈元辅撰，见《方望溪集》及《陆清献日记》。有《通志堂》本，续经解本。

一名《云庄礼记集说》。经学着作。元陈澔撰。10卷。清光绪十九年(1893)浙江书局重刊本。卷首有序，内容包括曲礼、檀弓、五制、月令、文王世子、礼运、礼器、内则、玉藻、丧服、小义、祭义、祭法、儒行、昏仪、燕仪、聘义等48篇。因其说解来源于朱熹，为明代科举取士的课本之一。今流传有清康熙十六年(1677)朱锡旗刻本、清扫叶山房刻本等。

二卷。清汪绂(1692－1759)撰。绂字灿人，初名烜，号双池、重生。婺源(今属江西)人。诸生。家贫嗜学，博综儒经，于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皆有研究。着有《易经诠义》、《春秋集传》《乐经律吕通解》、《孝经章句》等。是书取陆陇其所着《读礼志疑》，援据诸说，以己意附于各条之下为参稽。其于《三礼》大端，如谓南郊即为圆丘，大社即为此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寝不得仿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飨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说。其所解皆力主王肃之说而贬黜郑玄之义，故颇与旧注相古。至于其所谓东西夹室不在堂之两旁，而在东西房之两旁；士无朝服，玄端即士之朝服，上士元裳，下士杂裳，如此等等，据考与绂说不甚相符，是为其考证未深旨。然其说解多深得经义，如所谓大夫、士无西房，故士丧礼主人括发，众主人免于房，而妇人乃独髽于室，以无西方故也。此说本于孔颖达疏，以此可为陈祥道《礼书》解惑。汪绂是书可与陆陇其之书并存不废，互为参证。有栖碧山房刊本。

一卷，清诸锦著。书中以为，“《仪礼》十七篇有燕礼、有公食大夫礼，而独无飨礼。然其见于《周官》、《春秋传》、《礼记》者，犹可得而考。元吴澄作《纂言》及《考注》，尝有补经八篇，补传十篇，独于飨礼之文未有特著。盖缘聘、觐篇中俱兼及飨食，谓其可以相通而略之，殊不知飨之为礼也，大非一聘觐所能该。有祭帝、袷祭之大飨，复有天子享元侯、两君相见及凡飨宾客之不同。使不自为一篇，则虽诸书可考，亦无自而察其全。”因据《周官》宾客之礼，以事相联予以编排，取《左传》、《礼记》中可以相互发明的材料，条注于下。全书不满二十叶，但清儒评价较高。为研究儒家礼学的重要资料。今存《四库全书》。

十五卷。元赵汸撰。据赵汸门人尚谊《序》，此书初稿于至正八年(1348)，后又一再修改，至至正十七年方定稿。不久又因《礼记》之语而作《春秋属辞》，由于研究逐渐深入，又认为应再次修改此书，至正二十二年重作此书，草稿至鲁昭公二十八年，因病搁笔未续，至洪武二年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是其弟子尚谊据《属辞》义例补续。书中所谓策书之例十五，笔削之例八，也是尚谊更定。尚谊还补正了赵汸作注部分之舛误疏遗，可见此书应是赵尚二人合着，但体例则定于赵汸。赵疏认为，“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穀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则史也。”其所谓“策书之例”大体宗左宗杜，如“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诸侯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等等；而其所谓笔削之例八(一日存策书之大体，二曰假笔削以行权，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华夷之变，六曰特笔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八曰辞从主人)则是杂采诸儒之说并体会经义而得。现存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明刻蓝印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二十四卷。李廉(生卒不详)撰。此书属集注汇编性质。《自序》云：“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传经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传，专门也；次义疏，释所疑也；总之以明胡氏，贵乎断也；陈(傅良)、张(洽)并列，择其长也。而又备采诸儒成说及诸传记，略加梳剔，于异同是非始末之际，每究心焉，谓之《春秋诸传会通》。”其书之体例，据其书卷首《凡例》云：“所编诸传，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陈氏、张氏六家为主，盖六家皆全书故也。”“《左氏传》专用杜预注，《公羊传》专用何休注，《穀梁传》专用范宁注，及《正义》与《疏》，并不参用他说，庶不误引用。”又云：“程子及诸家说多附见‘谨案’之下，盖以无全传难并列也。”又云：“此经大概在属词此事，故于例之异同，事之首尾，或辞同而事异，或事同而辞异，皆通经提掇大意，使前后贯通。一事之疑，一字之异皆发明之，并用先儒议论。”此书之特点在融会贯通，其议论重在论史而较少空谈，多严正通达。明清诸儒较重此书，清代《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亦多采此书。初刻子至正九年(1349)，此本今存。此外还有元至正十一年虞氏明复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五卷。王晳撰。王晳生平不详。除此书外，王氏还着有《春秋通》、《春秋异义》、《春秋明例隐括图》，皆佚。此书属通论性质。分孔子修春秋、始隐、尊王、公即位、卿书名氏等二十三条，主旨在考辨三传，评论啖助，陆淳，反对啖陆等治《春秋》而尽废三传，提倡《春秋》有褒有贬之旧说。其论三传之得失云：“独左氏善览旧史，兼该众说，得《春秋》之事甚备。其书呈附经而作，然于经外自成一书，故有贪惑异说、采掇过当，至于圣人微旨，颇亦疏略。而大抵有本末，盖出于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学本于议论，择取诸儒之说系于经文，故虽不能详其事迹，而于圣人微旨多所究寻。然失于曲辨赘义、鄙浅丛杂，盖出于众儒之讲说也。”其论三传得失或许未必得当，但对三传有褒有贬，并不盲然排斥，较宋代诸儒之“尽废三传”，也可谓是另着一只眼。在此书中，王氏还不点名地批评孙复“有贬无褒”之说。如其在《孔子修春秋》篇中说：“若专为诛乱臣贼子，使知惧，则尊贤旌善之旨阙矣。”现存有清《通志堂经解》本。

一卷。明袁仁撰。袁仁认为，胡安国由于激愤王安石之废《春秋》于学官，于是承皇帝之命而作传，其目的在匡时，故多借题发挥。虽然胡氏用意是好的，但却不合于经义。袁氏此书即专门驳正胡氏之失，其中如谓周月非冠夏时、盟宿非宿君与盟、宰渠伯纠宰非冢宰、伯非伯爵、首止序王世子于末非以示谦、晋卓子已立逾年，非独里克奉之为君、季姬之遇鄫子非爱女使自择婿、鼷鼠食牛角非三桓之应、吴子使季札非罪其让国、获麟而夸以箫韶河洛为传之陋等等，多中胡传之失。现存《学海类编》本、《学津讨原》本、《袁氏丛书》本。

一卷。袁仁撰。仁字良贵，号蓡波，苏州(今属江苏)人。明代经学家。仕履及事迹均无考。所着除《尚书砭蔡编》之外，尚有《毛诗或问》、《春秋胡传考误》等。《尚书砭蔡编》又称《尚书蔡传考误》。此书专纠蔡沈《书集传》之误，其所驳正，多确有所据，如书中指摘蔡《传》“奥若”、“越若”前后异训，指出“三百六旬有六日”乃宋而非古历，谓“方命”当从《蜀志》、《晋书》所引，梅赜事不出《晋书》，“宣夜”有汉郗萌所传、非无师说，并州不在冀东，医无闾即辽东，不得既为幽州、又为营州，“鸟鼠同穴”实有其事，“用爽厥师”、“爽当训失”，“说筑傅岩”为版筑，遁于荒野为甘盘，“西伯戡黎”为武王、四辅非三辅之义，“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连“耄”字为句，等等，其说皆可成立，唯其书专意与蔡《传》立异，偏颇之处，时亦有之。此书有《学海类编》本，明刊《袁氏丛书》本，瓶花斋写本，光绪《藏修堂丛书》本、民国《翠琅玕馆丛书》本。

三十卷。元汪克宽撰。此书模仿孔颖达《左传正义》，专为胡安国《春秋传》作疏。其《自序》称此书“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但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汪氏自称：“《春秋》传注无虑数十百家。至子程子始求天理于遗经，作传以明圣人之志，俾大义炳如日星，微辞奥旨，了然若视诸掌。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之说，着书十余万言，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于后世……元统甲戌，教导郡斋，讲劘之暇，因阅诸家传注，采摭精语疏于其下，日积月羡，会萃成编。”汪氏认为，“《春秋》一事之笔削，一言之增损，一字之同异，无非圣心精微之攸寓，而酌乎义理之至当。如殊会一也，而会王世子则书‘及以会’，以卑会尊之辞也，所以尊储君也；会吴则书‘会以会’，以此会彼之辞也，所以外裔夷也。同盟一也，而新城鸡泽独于公会诸侯之下书某日同盟盖新城乃赵盾主盟而鸡泽单子与盟，故皆书目以采同盟之上，所以谨其渎君臣之分而异之也。楚成使宜申献捷、战泓、围宋皆贬书人，所以贱僭窃；而会盂书爵于陈蔡郑许曹君之上，以着其争霸之实，盖不书爵则疑非楚君。昭公失国，会陵、如齐、如乾侯，其返虽不告庙，皆书公至，所以存君；而必系居于郓，盖不言居郓，则疑于复国。通诸二百四十二年，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诸如此者，遽数不能终。”可见其臆度不下胡氏。此书之惟胡氏为宗，前人已有讥之，如明陈霆《两山墨谈》讥其此以鲁之郊祀为夏正，又以周之烝尝为周正，是其迁就《胡传》，不免骑墙之证，明初胡广奉敕编《五经大全》，于《春秋大全》一书几乎全抄袭此书，有明二百余年之科举，于《春秋》则宗此书。此书撰成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现存元至正八年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

十二卷。徐庭垣撰。徐庭垣，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曾官新昌县丞。徐庭垣《自序》驳宋以来诸儒所谓孔子特笔之失曰：“世但知推尊圣人，而不知孔子当日固一鲁大夫也。于周天子则其大君，于鲁公则其本国之君，于列国诸侯，则俱周天子所封建，与鲁君并尊也。身为人臣，作私书，以赏罚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乱之为，而谓圣人肯为之乎?如谓所诛绝者非在伍之王公，岂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诛之乎?昌言无忌，祸之招也。纵曰深藏其书，不轻示人，然圣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图幸免，亦必无之事矣。举世袭先儒之论，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号，黜当代公卿，其将何辞以遇之?”徐氏之攻诸儒，正所谓以谬攻谬，其失一也。又云：“观《春秋》一书，与《礼经》相表里，礼存其体，而《春秋》着其用。故必先达于礼而后能达于《春秋》也。”又云其书之体例云：“以《左传》之事实质经，以经之异同辨例，于《公羊》、《穀梁》二传以汉晋宋诸儒论释其合于义例，先后无悖者，不复置议。如其曲说偏断，理有窒碍，则就经文先后之例以驳正之。”其书亦时有考证，如隐公年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穀》以克为杀，徐氏引庄公之语“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证克为“角而得俊”之辞。《四库》系据抄本收录。

九十卷。程公撰。程公说字伯刚，号克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此书采用《史记》之纪传体体例重新编排原为编年体的《左传》。其第一部分为《年表》，包括周王及列国、王后，鲁、晋、宋、郑四国执政之卿，共九卷。第二部分为《世谱》，包括王族、鲁晋宋郑卫等国之公族以及诸臣，于鲁国则另增妇人名、仲尼弟子，燕则有录无书，附有考异，共七卷。第三部分为《名谱》，凡见于《春秋》经传之人，分列国君臣、古人物、五官五正、五纪官、四夷名录五类录之。第四部分为《书》，有《历书》(实为春秋长历)、《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共二十六卷。其中最重要的是《疆理书》，附有地图，又有《地理释异》，最便学者检阅。第五部分相当于《史记》之《纪》，有《周天王事》、《鲁事》，共八卷。第六部分为《世本》，相当于《史记》之《世家》。以晋、齐、卫、陈、郑等国分为大国、次国、小国列之，其事则以经传所载分隶之。条理分明，叙述典赡，后还有《附录》，共三十八卷。此书之编纂，既便于初学者检索，亦便于研究者探讨，故《四库提要》誉之曰“诚读《春秋》者之总汇也。”程氏既重视《左传》之史实，亦兼采《公羊》、《穀梁》，旁及诸子。其全书大旨，则仍以胡安国之说为宗。此书卷首《述纲领》云：“以圣经为本，而事则按《左氏》；其《左氏》间若近诬，则采《公羊》、《穀梁》及先儒义之精者以证之；文句有小未安者，用啖赵《集传》例，颇为删削；若所论述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取程氏、胡氏之论；杜预为《左氏》学祖，其师说今注虽本之，而至其曲说以求通，则不免有所更定，别以新注。”淳璠三年(1243)，程公说之弟程公许刻其书于宜春，此本今存。

十四卷。高士奇撰。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清代着名史学家、经学家、诗人。康熙二十四年，高士奇奉敕撰《春秋讲义》，因考订地理，撰成此书奏进。然据阎若璩《潜丘札记》，则此书之实际作者乃徐善(字敬可，《四库提要》作徐胜，误)。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排，首列国都，次及诸邑，每一地名之下，先录本文，次详杜注，然后以先儒注疏及各史志传参考之。其《自序》云：“元凯所注，十得八九，其有阙而失据者，则京相旸之《春秋土地名》三卷、郑樵《春秋地名谱》十卷，杨湜《春秋地谱》十二卷，以及郦善长注《水经》、陆淳《春秋纂例》、张洽《春秋集传》多所考居，补元凯所未备。”其书考证颇为精核，如：“瓦屋”条云：“隐八年，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杜注：周地。臣谨按：《传》称会于温、盟于瓦屋，瓦屋距温当不远，故杜注言周地也。或言东昌府濮州观城县四十里有瓦屋城即三国会处，去温甚远，不可从。”又“邬”条云：“隐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邗之田于郑。杜注，邬刘二邑在河南，缑氏县西南有邬聚、西北有刘亭。蔿、邗，郑邑。臣谨按：乌有二，《后汉书》缑氏有邬聚，即此地，今在偃师县西南；晋司马弥牟为邬大夫，在汾介休东北。”其书由于是进呈御览之作，故清儒颇为推重。徐乾学《序》赞其“搜采之博，考辨之精”，“其用心之勤，则在乎贯通全经”，“此书非直元凯功臣，抑且为《禹贡》职方之嫡系”。朱彝尊《序》亦称其“考迹疆理多所厘正，简矣而能周，博矣而能要，无异聚米画也，振衣而挈其领也”。然此书亦时有贪多炫博，转致琐屑之弊。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遂立“党氏台”一条，而党氏台实与地名无关；又如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遂立“先茅之县”一条，却又不指明为何地。如此之类，曾是过求详备之失。揆其原因，大抵因其为进呈御览之作，故宁滥而勿缺。现存康熙二十七年高氏清吟堂刻本。

四卷。清江永撰。此书前三卷为考辨《春秋》经传之地理，第四卷则是为《春秋传说汇纂》一书中之《王朝列国兴废说》的地理考证加注。此书按经传秩序，对山、川、国、邑地名随文加以辨析，且只对旧说之未当者加以辨证，并确指今为何地。以简明为主，不旁摭远引，故名为“考实”。考辨精细为此书之最大特色，尤其对名同地异，注家缠绕混淆者，辨证特详。如《隐公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杜注以为郎在高平方与县东南，江氏认为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与鲁隐九年之“城郎”，鲁桓十年之“战于郎”，鲁庄十年之“次于郎”之“郎”乃同名而异地。后者为鲁近郊地名，即《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并引《左传》记公子偃自雩出门，先犯宋师，证郎在鲁郊，又引鲁哀公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礼记·檀弓》作“战于郎”为佐证。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年“许君焦、瑕”，杜注以为“晋河外五城之二邑”。江氏则认为是以焦、瑕代表晋河外五城，此《水经注》以考定郇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去解西南五里，郇瑕二地相距约三十里。且认为以预于成公六年注合郇瑕为一，于僖公十五年注以瑕吕为姓，皆失之。江氏精通音韵，然其于音近通转之考证法却极为谨慎。如《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杜注：“齐地。临淄县西有地名葵丘。”《春秋传说汇纂》据《后汉书》又举一地，云“西安县有蘧丘里，亦名渠丘，即古葵丘地。今青州府临淄县西三十里有西安故城，葵丘在其处。”葵、蘧、渠古音十分接近，但江氏不用音韵，其考辨云：“今按《水经注》西安县之渠丘，时水所迳；齐西之葵丘，系水所迳，则是二地。京相旸曰：‘葵丘在临淄西五十里’。若渠丘在西安者，齐公孙无知邑。”此书多采《春秋传说汇纂》及《大清一统志》之说。此书撰成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现存阮刻《经解》本。

五卷。清毛奇龄(1623－1713)撰。毛奇龄，又名甡，字大可、齐于，号初晴，学者称为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兼工书画，与毛先舒、毛际可齐名，为“文中三豪、浙中三毛”之一。本是明朝诸生，明末遁隐，康熙间以诸生荐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任《明史》纂修官，后以病请归，不复出。毛奇龄品目严峻，喜驳辩以求胜，一时士流多忌之。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善诗文，工音律。平生着述宏富，除《辨定祭礼通俗谱》外，还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春秋毛诗传》、《春秋属辞比事记》、《乐本解说》、《古今通韵》、《易韵》、《经问》、《四书改错》、《中庸说》、《大学证问》、《周礼问》、《诗传诗说驳议》、《诗札》、《毛诗百官记》、《舜典补亡》、《西河合集》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其书目有四十余种，后人编为《西河全集》。《辨定祭礼通俗谱》是研究《祭礼》之书，取古礼而酌以清制，所论“祭礼”务必融入人情，以通俗为准则，但不免有违古义。然其对“祭礼”大致斟酌变通，凡古礼之必不可行，将俗礼之误托于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明晰准确，为研究“祭礼”各成一家。可为后人研究“祭礼”之参考。版本有清同治十年(1871)《四礼从宜》刊本、《西河合集》本、《西河全集》本。

作为晚明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自幼受到程朱学派的熏陶与感染，后来转而成为佛教的信仰者，其一生都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与三教的融合。他在坚持不懈地研习佛法，笃实修行的同时，极力主张儒佛会通。其著作《四书蕅益解》为晚明佛教界儒佛会通的代表作，体现了晚明佛教界调和儒佛的成就，也显示了佛教界在处理儒佛交涉问题上的日趋圆熟。蕅益在重新注解《四书》时，有意识地与朱子学对立，力图打破当时朱子四书学的范式，而以佛家旨意诠释《四书》，冀望藉此以儒扶佛，复兴佛教，达到引儒门同归佛海的目的。

十二卷。清周召(生卒年不详)撰。召字公右，号拙庵，衢州(今浙江省衢县)人。康熙初，官陕西凤县知县。是书为其在耿精忠叛乱期间避兵山中所作。双桥，乃其山中所居之地名。该书卷端标名《受书堂集》，而《双桥随笔》为其子目，可能为全书中之一种。书前有自序，称“老生常谈，诚不足采，而药石之言，原以针砭儿辈，与世无关。所自矜者，集中大意在于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数，崇实而不崇虚。窃以为独立之见，若中流一砥”。虽有自诩太过之嫌，但对于明末士大夫阳儒阴释、空谈性命之弊，所言颇为深切。因该书为随笔记录，意到即书，故不免有重复冗漫之处。该书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四库全书》 本等。

二卷。 明袁袠 (1502—1547)撰。袁袠字永之，号胥台，吴县 (今属江苏) 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广西提学佥事等职。以病告归，读书于横塘别业。著有《皇明献实》、《袁永之集》等书。此书共二十篇，分别为 《官宗》、《遴传》、《简辅》、《降交》、《诱谏》、《广荐》、《崇儒》、《遗士》、《裁阉》、《汰异》、《距伪》、《抑躁》、《久任》、《惜爵》、《惩墨》、《节浮》、《革奢》、《正典》、《实塞》、《均赋》，所论皆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毫无所隐。作者在自《序》中，以“凿柄异用，竽瑟殊好，空言无益，祇增多口”之语，指斥不务政事的文臣武将。他在《距伪》篇中谓“今之伪者则不然：其所诵读者，周孔之《诗》、《书》也; 其所讲习者，程朱之传疏也;而其所谈者，则佛老之糟粕也”。“党同而伐异，尊陆以毁朱，不出老生之常谈，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趋富贵者，方以为孔孟复出也”。即指斥姚江末流之弊。其他所论，亦皆忧时感事，发愤而作。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等。

四卷。明崔铣(1478—1541)撰，崔铣字子钟，一字仲凫，号后渠，又号洹野，安阳(今属河南)人。弘治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因忤宦官刘瑾，出为南京稽勋主事。瑾败、召还翰林，晋侍读。后任南京国子祭酒，因上疏忤帝，勒令辞官，家居十六年。以太子立，起为侍读学士，转南京礼部右侍郎。其学以程朱为宗，抨击王守仁之学不遗余力，斥王守仁为霸儒。著有《文苑春秋》、《读易余言》、《彰德府志》等。此书前三卷曰 《述言》，皆为语录之类。后一卷曰 《说象》，专论六十四卦象之义。他在自 《序》中谓，退居相台十年，非圣人之志不存，非《翼经》之文不阙，乃札记所明，稍修章句，名曰 《士翼》。他在书中认为，理常聚而气亦常聚，气若散而理亦散，气散则理无所附。性之所寓曰 “心”，心之所具曰 “理”。理即性，心乃发用此理亦即发用此性者。天命即为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因性即理，所以性乃仁义而已。但性有等，其原因在于气。他在书中又认为，谈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讲学至宋人而切，然而却空;汉唐的小人易见，宋代的小人难知; 汉唐的君子可信，宋代的君子当考; 去《序》而言 《诗》，背左氏而言 《春秋》，必然荒谬。又认为，其世治者，其言公布于众;其世兴者，其论公布于朝;其世衰者，其论公布于野。公论不可一日而发。其言皆为讲学家所深讳，而作者侃侃而谈，直抒无隐，可谓皎然而不自诬其心。至于萧何荐举曹参为克己归仁之语，虽然意有所寓，然而未免失当，乃白璧微瑕。有 《崔洹野集》本，《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