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沈从文著，沈从文先生关于“生活哲学”的思考历程的缓缓呈现，是沈从文先生对其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的坚定而温柔的刻画。文中选取了31篇能表现沈从文先生对于人生的富含哲学思考的篇目，汇编成一本《沈从文哲思录》，字里行间是沈老哲学观念下的发人深省的深刻的哲言，充满了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寄托着对现实的人文关怀。

梁启超著，《孔子》写于1920年，不仅论述了孔子的事迹、孔子提纲，还谈了孔学与《易》、《春秋》的关系，可谓对孔子学说做了明晰的阐释，将我们引入孔子思想的殿堂。《儒家哲学》收录了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关于儒学的深入浅出的讲演稿。他围绕学术界及读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讲述了儒家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他注重哲学与经学的结合，关注哲学与人生的联系，讲述中常洋溢着充沛的感情，因而极具感染力。他出入于学问与社会之问，讲述简洁明了，观点明确新颖，常有发前人所未发之见。对于儒家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儒家哲学、儒家政治哲学和儒教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儒家哲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李石岑著。1935年2月世界书局初版。该书是作者于1932年在福建教育厅暑期讲学会上的讲演稿。书中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探讨了中国哲学各主要流派的思想特点,认为儒家的哲学思想偏重于伦理,孔子实际上是个伦理学家,孟子、荀子都绍述孔子的伦理思想;认为墨家的主要思想是其尚同说及其实践精神,墨家把一切都看成是平等的、划一的,这种思想博得后世的好评;认为中国哲学只有道家的体系最完备,它的认识论、宇宙观、人生观都是从一个体系中演绎出来的,自然主义与辩证法是道家哲学的神髓;认为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注重概念,把概念的能动性故意夸大,使之和事实分离,专在概念上维持其思想体系,专为他们观念上的“一”辩护。作者说《中庸》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基础,其主要思想是论“诚”与论“中和”,二者是一贯的。“诚”充满在天地间,全靠人生去表现出来,表现得最圆满的就和“诚”合而为一了,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认为朱熹的思想是融合儒、道、释三家思想而成的,又为周、张、二程诸人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界确实是个有数的人物。指出王夫之哲学是体用一源论,“体”是指的大自然的本体而言,在本体的大自然当中,一切事物之所以能够产生的原因,完全是由于“用”的关系,“用”离开了“体”就无从发生,“体”若没有“用”也就不能显其存在,体和用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指出戴震的“生的哲学”颇受王船山、颜元的影响,而为反对宋明理学最有力的一员,“因气化而有生生,因生生而有品物”,是戴震全部思想的缩影。

全称《牟子理惑论》,亦称《理惑论》。东汉牟子著。佛教书名。为较早介绍中国早期佛教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收入南朝梁僧祐所编《弘明集》,刊列集首。最早见于南朝时宋明帝敕中书侍郎陆澄所撰《法论》一书中,以其详载汉明帝遣使求法传说,被著录在其书第十四帙《缘序集》中。书前有《序传》,介绍牟子生平和著作缘由,后有《跋》,仿佛教“三十七品”和《老氏道经》三十七篇体例,作本论三十七篇。全书取问答体裁。根据假设的北来儒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引证孔、老之言和佛教经典,分别予以答辩。表现了主张佛、道、儒三家一致,特别是佛家、道家一致的思想倾向。认为佛是“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牟子》二章)是人间至德的体现者和神圣世界的最高主宰;“人道法五常”(《牟子》四章),佛家的善恶标准与儒家的伦理规范是一致的;“怀善者应之以祚,挟恶者报之以殃”(《牟子》十七章),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与中国固有的传统伦理学说是一致的;沙门出家剃度修行合乎儒家的“至德要道”,不应形式地去看是否有违于身体发肤之义;佛家遇人无跪起之礼,只是不死守形式的德而已,因为上德不追求形式上的德,因此就是有德。书中对佛教的理解多有改造和发挥。反映了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水平。

孔子研究著作。近人钱穆著,集有作者18篇孔学研究论文。其中有10篇探究《论语》,包括《论语》的读法和朱熹的注疏,另外数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现实文化的关系,认为“孔子思想之重点与价值,正在要替人类提出一个解决此种种问题之共同原则。”这一原则“只‘道’‘德’二字便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4年初版。 该书是钱穆阐述孔子学说,教读《论语》方法的结集。书中指出:儒家是 一种“人文的宗教”,孔子的教义具有“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 钱穆突出强调“情”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 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 着重理知的部分。我们只能说,由理知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 成理知。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中情欲之分异。人生 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 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

吕思勉著，十五篇。理学兴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清时代，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可以说是唐代以来儒学思想的主流，其影响覆盖整个东亚。理学与国人之思想关系甚深，故吕思勉在其上海沪江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理学家的重要学说，兼及其对社会风俗之影响，写作了这本《从宋明理学到阳明心学（一部简要的理学思想史）》。《从宋明理学到阳明心学（一部简要的理学思想史）》作为剪裁得宜的入门书，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是广大国学爱好者了解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思想发展的读本。

亦称《文中子》,十卷。隋王通 (584—618)撰。王通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任蜀郡司户书佐,曾上隋文帝《太平策》十二篇,为朝所疑忌,弃官归家,以讲学著书为业。仿《论语》作《中说》,由其子福郊、福时记述。门人私谥“文中子”,因以名书。《唐书·艺文志》录(文中子)《中说》五卷,《文献通考》及《玉海》则作十卷,与今本合。共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时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时贞观二十三年《序》。全书崇尚儒家思想,以为“千变万化,吾常守中”,又以仁义为教化之本。提倡“时异事变”,“通变之谓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从认识论上,主张“居近识远,处今知古”。反对 “执古御今”,强调 “知之者不如行之者”,但也有“行之者不知安之者”保守的一面。又主张“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明,去就相安”,说明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曾提出儒、释、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主张。宋阮逸作注。有 《四部备要》本

这是一本由德国哲学家、诺贝尓文学奖得主奥伊肯和中国儒学大家张君劢合著而成的小书，从通俗普及的角度介绍了中国与欧洲的思想起源及发展历程。其中欧洲部分由奥伊肯撰写，他从欧洲思想的发源地——古希腊开始，对中世纪和近代启蒙运动以及德、英、法等国的著名哲学家进行阐释，中国部分则由张君劢撰写，他用精炼的语言对先秦孔孟老庄、宋明理学和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思想进行介绍。全书短小精悍，两位作者均为世*级的一流学者，在不长的篇幅中浓缩了中西思想的精华。

本书以《诸子学略说》和《诸子略说》为主，汇集太炎先生论诸子之大部分文字，精心编辑点校而成。太炎先生治学，贯通经、史、子、集，其于先秦之儒、道、墨、法等家学说尤有深入研究，其论诸子之是非得失，每有独到之见解，而又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诸子学略说》一书为太炎先生治诸子学之毕生心血，实为先秦诸子思想入门之最佳读物。

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认识论著作,写于1937年。书中讨论了西方认识论提出的思想、事实、语言、知识、真理等问题,内容丰富,分析精细,技术性强。作者力图证明客观事物的独立存在和知识的客观性,认为“被知的不随知识的存在而存在”,“被知底性质不是知识所创造的”。作者论证了归纳赖以存在的归纳原则的永真,反驳了怀疑主义的论点。同时十分强调认识方法的重要性。认为如果不凭借一定的操作方法,不可能获得正确的概念。为此,作者提出了“手术论”。例如,“所谓圆是以一点为中心而用离此中心同一的距离的直线为一端占据此中心,另一端环绕此中心而得的平面图案。圆就是这一套手术。”(《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3页),手术论认为所有存在的事物其过程和性质,都可以在一组操作和实验中定义而被人们理解。手术论就是要提供有效的认识,科学家有许多治学方法,手术论是一种科学方法的理论。过去曾陆续单篇发表,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冯友兰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初版,1945年11月第二版。 该书主要分析和阐释了孔子、墨子、孟子、老子、惠施、公孙龙、庄子、荀子、周濂溪、张横渠、二程、朱子、陆象山、王阳明等的哲学思想。 关于朱熹,冯友兰认为,朱子之学乃是以周濂溪之太极图说为骨干,而以康节所讲之数、横渠所说之气,及程氏兄弟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之分融合之。在朱子看来,凡有形有象者,即是器;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是道。所谓道,即是指抽象的原理或概念;所谓器,即是指具体的事物。天下之物,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皆有其所以然之理;其理并且是在其物之先。一事物之理,即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也是该事物的最高的标准,这也就是极,是一事一物之极。而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它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标准。

本书选取冯友兰作品中三十五篇经典哲学随笔，包括“人生之真相”“理想与行为”“合理的幸福”“爱之中道”“我的读书经验”等篇目，讲述作者对于善恶、生死、命运、自由、爱欲、思辨等人生诸多领域的思考，对诸多人生问题的剖析，处处反射出丰富的智慧与深刻的洞见。书中许多思想深入浅出，字字珠玑，发人深省，对当代人的行为发挥着重要而深远的指引作用。

贺麟著。1942年6月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为作者1932—1942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合集,包括《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近代唯心论简述》、《时空与超时空》、《辩证法与辩证观》、《宋儒的思想方法》、《知行合一新论》等论文。作者明确宣称该书是以唯心论观点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派“特点要义和异同,作提要式的简略叙述”。充分反映了作者力图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结合起来,创造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新心学”思想体系的努力和探索。作者认为“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把“心”看作物的主宰和物的本质。用陆王心学融会康德的时空学说,提出“时空是自然知识和自然行为所以可能的心中之理或标准”。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观点,引申和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否认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地位,而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当作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对直觉方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与矛盾思辩法、形式分析和推论等方法同是任何哲学思考所不可缺少的方法。并且声称他自己的责任是“把直觉从狂诞的简捷的反理性主义救治过来,恢复其正当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作者认为研究哲学史应该坚持融合贯通中西哲学的方向,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失根本,以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中国哲学,“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规范和准则”。

明清之际哲学家黄宗羲所著之启蒙思想名著。凡一卷二十章。“明夷”是《周易》卦名。卦象为䷣,离下坤上,离代表火,坤代表地,火入地中,明伤而昏暗。该卦六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句,《周易正义》释为,“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黄宗羲以此为书名,意在自况箕子身处艰难,立志藏晦其明而守正志,著书留待未来圣王,希望明智虽被压抑但不久光明终将冲破黑暗。该书首先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揭露,认为君主的设立,本应是为天下兴利除弊,而今君主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君与天下的关系被颠倒了,应该回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官吏的设置是与君主分工合作,共同治理天下,官吏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君臣应是如曳大木者前唱后和的协作关系,如今相反,官吏为君主服务如同奴隶,不为天下万民谋利益。法制本该是“天下之法”,如今却只有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其次提出了一套改革主张:恢复宰相制度以限制君权;使学校成为议政机关,有监督弹劾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吏的权力,改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为以学校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要求;经济上主张平均授田,减轻赋税,改革币制,促进流通,提出了“工商皆本”,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该书对清末的民主革命影响深远。该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写成,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到100年后的嘉庆年间才有浙江慈溪二老阁初刻本,已佚。现存版本有道光咸丰年间番禺氏刻、光绪中补刻《海山仙馆丛书》本,同治十三年(1847)虞山顾氏刻《小石山房丛书》本,1915年上海时中书局薛凤昌《黎洲遗著汇刊》本,195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年中华书局又以初刻本浙江慈溪二老阁本重校,刊行新一版。

一卷。清廖平撰。该书是他所撰《榖梁春秋外编》中的一种。按: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撰《榖梁废疾》,排斥《榖梁传》;古文经学家郑玄撰《起废疾》驳斥何休。廖平撰《起起废疾》,对何休、郑玄二人的观点加以折衷。他认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野在于礼制的不同,《周礼》 属于古文经学,《王制》属于今文经学,《榖梁传》主张“素王”,倡导“改制”,故礼制从新,而与《周礼》不合。该书有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汇印《新订六译馆丛书》,又将该书收入其中。民国时渭南严氏孝义家塾刊 《重订榖梁春秋经传古义疏》 十一卷,将《释范》一卷及《起起废疾》一卷附刻在后面。

三卷。南宋薛据(生卒年不详)编。薛据字叔容,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官至浙东常平提举。林德旸《霁山集·二薛先生文集序》称“薛氏世学盖三百年,玉成公学于慈湖杨敬仲,刊华据实,犹程门绪余,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叔容志宏力毅,念圣远言湮,为《孔子集语》二十卷。”今本却分为二十篇,仅有三卷。盖旧时以一篇为一卷,后人给予合并,是成三卷,非有所佚。二十篇分别为《易者》、《子贡》、《孔子御》、《持盈》、《子观》、《公父文伯》、《六艺》、《依贤》、《漆雕氏》、《楚昭王》、《子出卫》、《颜叔子》、《齐侯问》、《文王》、《齐桓公》、《公索氏》、《子夏问》、《楚伐陈》、《孔子先》、《曾子》等。此书采录书籍达三十余种,《凡例》谓《曾子》、《大戴礼》、《孔丛子》、《孔子家语》四全书及《左氏》、《庄子》、《荀子》、《列子》概不采及,惟见于其他古书者采录。然而《孔子世家》列在正史,不僻于《孔丛子》、《孔子家语》;且称不录《大戴礼》,而《颜叔子》中又引其一条,亦自乱体例。至于引《说文》:黍可为酒,禾入水也,一贯三为王,推一合十为士等语,并数条为一条,义不相贯,尤为失伦。他若《韩非子》中的《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右下》、《难一》、《难三》诸篇,可以采录者达二十余条,而书中所引者仅三条;如《淮南子》中的《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应训》、《人间训》、《泰俗训》诸篇,可采取者不下十余条,而书中所采录仅三条。其他挂漏,可以概知。文字舛错,亦所不免。然所录尚多秦、汉古书,残篇断句,或可借此书以仅存,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有明代钟人杰刊本,《唐宋丛书》本,乾隆二年(1737)衍圣公孔广启刊本,《四库全书》本,《子书百种》本,以范钦天一阁本为佳。

二卷。清廖平(1852—1932)撰。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学斋,号六译老人,四川井研人,清末著名经学家、思想家。师从著名学者王闿运,治今文学。他对经学的认识一生经历了六次变化: 前三变都讲今古之学,从平分今古到尊今抑古,再变而成古大今小,从提倡今文说转变为提倡古之说。他的观点最初与康有为相同,三变之后乃与之决裂。后三变讲天人之学,主要涉及政治哲学问题,与今古文问题关系不大。他的著作很多,汇刻为《新订六益馆丛书》。今人李耀仙等对廖平的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成《廖平学术论著选集》,由四川巴蜀书社陆续出版。廖平虽然经学主张多变,但对《左传》的看法前后比较一致,没有多少变化。他认为《左传》是先秦已有之书,在西汉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得行世。廖平《左氏春秋杜注集解辨正》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分上下二卷,总为十二篇,每公为一篇。书中大旨在于批评杜预以例说经之失,凡是杜预对经传的诠释他有所不满意的,都分别条录,进行辨证,所论往往于理可通,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多有驳正,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该书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1907) 排印本。

贺麟著。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1988年8月新版。该书是著者在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在报刊上所发表过的文章的结集。新版除保留旧版的全部文章外,还增收了若干篇章,并撰写了新版序言。现共收42篇。内容涉及人生、道德、教育、法制、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各个方面。书中每篇所论都是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文化问题,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体验来加以解答。其依据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思想。著者认为该书表现了三个特点:(1)有我。书中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每篇都是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验的自述或读书有得有感的报告。或者说,每一篇都有自己性格的烙印。(2)有渊源。即是说,虽说有我,但并非狂妄自大,前无古人。书中所反映的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来源,——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3)吸收西洋思想。虽然发扬传统文化,但并不守旧,对于西洋文化思想和哲学,都加以虚心的理会和切己的体察,而将其根本精神,以自己的语言,解释给国内人民。该书许多篇章的观点都比较新颖。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8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四个单位举办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会上不少人都认为该书与《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样,是著者前期思想的代表之作。

古圣先贤之书，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是华夏民族性格的内在成因。《名家批注论语》囊括了经、史、子、集的各类精华，再现传统文化的博大厚重。《名家批注论语》精选历代校注权威底本，集结当世国学大师之力，为文中古奥言辞注释，并用优美纡徐的白话文尽现古人言语风致， 传统版画廷展文章深远意境。

这本《顾随说禅》囊括了《揣龠录》及许多知名佛经、禅理，顾随用其简练、雅致的语言对其进行阐述。 散文大家张中行在这本书的序中说“顾先生虽是在家人，讲禅却还是坐在禅堂之内；行文似是为上智说，轻轻点染，希望读者闻一以知十；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我们读禅宗语录，都会感到，这些和尚都有个性，赵州是赵州，马祖是马祖；读顾先生的这部大著，这种印象尤其真切，只要一句半句，就知道这是苦水先生，绝不是别人。” 他是周汝昌、叶嘉莹、黄宗江等名家的导师，著名学者张中行作序，经典、独到的禅学笔记！

三卷,明王守仁著。由王守仁的弟子徐爱、钱德洪等所编辑,包括王守仁与弟子的问答及信札。三卷分上、中、下,上卷为徐爱、陆澄、薛侃、王嘉秀、郑朝朔、唐诩等与其师的问答;中卷收入王守仁论学书信及教约,共九篇;下卷收入钱德洪、黄以方、黄省曾等所记与其师的问答,未附《朱子晚年定论》。此书较全面地体现了王阳明的心学学说。他提出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见于《传习录》中。他说的: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孝,见兄自然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的“良知说”,及其“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说,亦见于此书等等。因而,此书成为研究王阳明心学最重要的参考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诸子百家丛书》,将该书与《象山语录》合为一部出版。

是书又名《左氏古经説》、《春秋左氏古经説疏证》，是廖平于经学“二变”时改《左传》爲“今学”后的著作。成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同年由成都府中学堂刊刻。全书十二卷，以鲁十二公爲次序，各爲一卷。廖平初治《左传》，分爲两端，其从《汉书·艺文志》中的《左氏微》得到啓发，将《左氏春秋》分爲义例的“説”和记事的“传”，沿着先“説”后“传”的次序，依次著成了《左氏古经説读本》、《左氏古经説汉义补证》（又名《春秋古经左氏説汉义补证》）、《左传汉义证》、《左传汉义补证》，而《春秋左氏古经説义疏》经、传同载，与《左氏古经説汉义补证》、《左传汉义证》之经、传别行不同，是廖氏集其《左氏》学诸成果而成之作。原书每卷下标有“井研廖氏学”。全书旨在阐发经义，广引二传、《礼记》、《论语》、《国语》、《史记》等以相印证，博采贾、服、许、班等汉儒师説，以匡杜説之失。其间采杜説较刘文淇爲严，多推传例、师説以补古注所无。主要版本有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成都中学堂刻本、民国八年（一九一九）重刻本、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川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重印成都中学堂刻本。兹据成都中学堂刊本整理。

范寿康著,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 本书可分为绪论、知识哲学(认识论)、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三大部分。在绪论中作者讲了哲学的概念、哲学与宗教、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几个问题。在知识哲学编中讲了认识的起源,并比较了唯理论、经验论、批评论三者不同之处;认识的效力,包括独断论、怀疑论、批评论三种见解;认识的本质,包括朴素的实在论、观念论、先验的观念论、批评的实在论几种不同观点。在结论中对康德的哲学作了批评,并大致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自然哲学编中,首先讲述了本体论,其中有唯物论、唯心论、具体一元论、抽象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等各种形形色色的观点。宇宙论中讲述了自然的历程和自然的究极。自然的究极就是讲自然的背后有无神的存在。在最后一章“结论”中,作者对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作了批评。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比之前人有很大发展,但他的唯物论是非辩证的,形而上学的,而且不能依据唯物论来说明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作者较为系统地讲述了辩证的唯物论。这本书是作者为哲学初学者写的,内容丰富,特别是各派的观点对立说得很清楚,是一本很好的入门教材。

二卷。清廖平撰,其弟子黄熔笔述。此书卷前附有《周礼新义凡例》四十七条。卷一为《天官冢宰》,卷二为《地官司徒》,《春官》以下皆缺。此书不信《周礼》为周公所作,乃是七十子之传。以《周礼》为书传,如《王制》为《春秋》之传。又分散经文为序、经、传、联、说各节。如《天官》中,以“惟王建国”至 “以佐王均邦国”一节为序,“大宰之职”至“以佐王治邦国”一节为经,“一曰治典” 至“以生万民”一节为传。联、说例如: 以 “祀大神,示亦如之”至“赞玉几玉爵”三句为说,以“大朝觐会同赞玉币玉献玉几玉爵”至“则戒于百官赞王命”等句为联。廖氏所说,太过诡异。有六译馆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