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儒家类著作。原书二十七卷,久佚。今本为三国魏王肃作,十卷,共四十四篇。王肃《自序》中云:“郑氏学,行五十余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由此可知,王氏的目的是驳斥郑玄的经学诸论。为此,王氏从《左传》、《国语》、《孟子》、《礼记》、《荀子》、《说苑》等书中,收集了与郑学不同的丰富的事例,批驳郑氏,不仅使该书保存了大量古代佚文遗事,而且由于考证精细,引证详洽,使该书获得历代经学家的高度评价。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中强调:“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明清两代,为之作注者很多。明何孟春有《孔子家语注》八卷,清姜兆锡有《孔子家语正义》十卷。有明末毛晋据北宋本刻印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书》本,《四部备要》本。

不分卷。廖平(1852—1932)撰。廖平,字季平,原名登廷,字学斋。四川井研(今四川井研县) 人,清末民国时期经学家。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恩科进士,历官龙安教授、松潘教授、射洪训导。曾受业于王闿运。著书甚多。平作此书,盖仿明代黄道周之 《 〈坊记〉集传》。其著书之旨,大意谓“春秋时代,由禽兽进于野人,大约与今海外程度相同。孔子拨乱反正,作《礼经》以引进之,所以用夏变夷,为礼以教人,使人自知别于禽兽。由秦汉至今二千余年,验小推大,二十二行省,人伦礼教浃髓入神,至圣之赐也。自欧化东行,一、二喜新之士,乃欲用夷变夏,所谓以旧坊为无用而充之。正为今世言之,故仿黄氏之意,再解此书,用进化说,独尊孔经,欲以拨全球之乱,推礼教于外人。”于此可见今文经学家的治学风格。是书引《大戴记·礼察》、《小戴记·经解》及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三篇,以当序例,比附尚属切当。又据沈约之说,以凡称子言者皆为子思,非孔子,故六经外并引《论语》,解说亦不为无据。廖平著书,好立新意,多为异说,独此书虽多新解,且间以外国事迹参证,然较其它书平实。有《六艺馆丛书》本 (1925年四川存古书局集成刊本)。

梁启超著。分“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和“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四部分，由多篇文章组合而成。参证西方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理论，重点阐释道、儒、墨三家学说内核，旁及源流及后传。对旧说多阐发，对时议亦具异评，可窥梁氏文字一斑。

《尔雅台答问》收录了儒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复性书院讲学期间答复院内、院外学者的书信，以及平时对学生的示语和批语，是先生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书分为正编、续编、补编三部分，论及书院教育的性质和特色，对儒学的研究和理解，以及治学方法，从中可窥见其“因材施教，随机指点”的教育原则。学界认为“以书札论学者殆无过于朱熹、陆九渊。今日尚持此传统，而文字之美，内容之纯，先生之《尔雅台答问》可上比朱、陆诸大儒而毫无愧色者。

马浮著。系作者1939至1941年在乐山“复性书院”为诸生解经之讲义。常见的有该院木刻本。凡六卷。分说“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洪范约义”、“观象巵言”。认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六艺之教莫先于诗,莫急于礼”;“尚书道政事皆原本于德……,其义具于洪范”;“六艺之教终于易而已,学易之要观象而已”。其解经以义理为主,在方法上引入了天台宗释经五重玄义法和华严宗十门释经法,“略师其义”,使得“条理易得”。指出“自来说尚书以洪范最为难明”,而“洪范约义”末篇结尾“会通六艺”一段文字,“多先儒未发之旨,一一具四悉檀。此为运用义学之要,却可作后来说经轨范”。

马浮的哲学讲演录。系作者1938年在江西泰和与广西宜山为浙江大学作特约讲座之所作讲演的合集。常见本为1939年冬复性书院木刻本。作者认为国学不是零碎的、陈旧的、机械的、凭籍外缘的,而是有体系的、活泼泼的、自然流出、自心本具的。国学即六艺之学,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包括西来学术。六艺统摄于一心。作者借助法相唯识的方法分析理学的“理气”、“知能”、“视听言动”、“居敬与知言”、“涵养致知与止观”、“止”、“矜”等范畴,多所发明。指出《易》是一切义理之所宗归,“气是变易,理是不易,全气是理、全理是气即是简易”。主张入思维不能离名相,但光懂得理之相(名相)还不够,还必须懂得理之性(本体),因此需要体验、悟证,即“先是依性说相,后要会相归性”。

牟宗三著。该书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对生命进行了思考，探讨了生命的学问。现代人都追求理想，而却终无理想。逞急迫躁，不可终日。人究竟往哪里走呢？纵使能登陆月球，又有什么用呢？青年人在此不可不端正其最初的心愿，正在其基本方向。恣肆乖戾，虚无邪僻，皆足颠倒其生命，决无关于理想。

牟宗三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10月出版,29.2万字。 本书是著者在他以前的著作“才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以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书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各期哲学所作的综述,共19讲。 第一讲由特殊性入手,论述了中国以生命为对象的课题;第二讲论述了两种真理,即外延的真理与内容的真理及普遍性的不同,认为中国哲学的重点在内容的真理。第三讲阐述先秦诸子兴起的原因、起源和基本内容,认为中国文化应从孔子讲起,批评了胡适以老子为中国文化开端的思想。第四讲从先秦儒家五部经典出发,论述了儒家系统的性格在于重主体,以及儒家的主要观念和问题,用康德的“形而上学”定义,批评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儒家只讲道德问题,不讲存在问题。另一种只讲中庸,不讲理学。这两种观点都不能真正认识儒家的本质。第五、六、七讲阐述了儒家玄理的性格在于“境界形态的形上”,以及道家的基本概念、道家的智慧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第八讲考察了先秦诸子思想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第九讲论述了法家的工作在政治上的影响——完成君主专政;第十讲概述了先秦名家的性格及内容,并对历代的误传怪说作了批评。第十一讲叙述了玄学在魏晋时代主要的课题和价值贡献。第十二讲略述魏晋梁朝非主流的思想并简论佛教“缘起性空”一义,所牵连到的诸哲学理论与问题,阐述了玄学转化的过程。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讲对佛教的“二谛”与“三性”,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佛教中园教的意义、分别说与非分别说以及“表达园教”的模式、园教与园善分别作了详细的阐述。第十八讲概述了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心课题等思想。第十九讲总结了我国儒道释三家系统,认为三家虽然思想内容不同,并无高低之分。

十一卷。清廖平撰。廖平是清末著名思想家、经学家,一生学术观点经过六次变化。该书又名 《公羊春秋补正》、《公羊补正》,共十一卷,卷首又有 《凡例》 及《国说》一卷,成书于光绪戊子(1888)。该书体例与旧注疏家稍有不同。据《凡例》说,他以 “补证” 为名,“凡佚传则补传,师说则补例”,对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详细阐释,何休注较明白的地方就从略。他又对《公羊春秋》经传加以自注、自疏,大体上以“自信精粹者”为注,其余文字为疏。他又认为,先儒有“《公》《榖》详例,《左传》详事”之说,实际上,《公羊》《榖梁》二传纪事为《左传》所无的也不少,因此,在疏中用《左传》《史记》之说进行补充; 至于与《左传》相异的地方,就在疏中详述。又《公羊传》传授非出于一师,文字不无脱误,廖平对那些他认为不当的地方,就在疏中加以说明。廖平此书的大旨,在于借春秋史事,勘合时局,将汉宋支离空疏的积习一扫而空,借《公羊传》抒发本人的政治、哲学主张。因此,该书虽于经学无多少发明,但在思想史上有一定的价值。该书收入《新订六益馆丛书》春秋类(民国十年四川存古书局汇印本)。

十一卷。 清廖平撰。廖平是清末的经学大师,一生经学主张凡六变。在光绪十年(1884)前后,著《榖梁春秋内外编》共三十七种、五十卷。其中内编书一种,即《榖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外编书十一种,包括《起起榖梁废疾》一卷、《释范》一卷、《集解纠谬》二卷、《榖梁先师遗说考》四卷、《榖梁大义详证》四卷、《榖梁传例疏证》 二卷、 《榖梁外传》二卷、 《榖梁决事》二卷、 《榖梁属辞》二卷 (附《本末》一卷)、《榖梁比事》二卷、《榖梁琐语》四卷。此外又有《榖梁日月时例表》等二十五种。 这些著作代表了廖平的 《榖梁》学观点。他认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礼制的不同。今文经学礼制祖《王制》,古文经学礼制宗《周礼》;《王制》是《春秋》旧传。两汉今文学、古文学的依经立说,推衍比附,都是由《王制》和《周礼》所派生的。《榖梁传》主张“素王”说,礼制属于新制,托“素王”改制,故与《周礼》不合。廖平认为,范宁《春秋榖梁传集解》不守旧训,有不少谬误。他参考两汉经师旧说,以班固的观点进行折衷。如果义还不通,就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范宁注不完备的地方,进行疏通引证。引用事实,以《史记》的记载为主,有时也引用《左传》。廖平认为董仲舒治《公羊传》,说礼制与《榖梁传》其实一致,于是对《榖梁传》中的微文孤证,两汉经师又没有解说的,就取董仲舒之说。

《礼记识》是廖平读《礼记》所作识语，后彙集刊行。就《礼记》四十九篇加以批注，少则一二语，多则数十字，凡二卷。其中藉《礼记》阐发其大统小统、皇帝王伯、进化退化、法古俟后之説，尤重孔子微言大义。如《檀弓篇》曰：“此篇大抵爲微言派。孔子制礼垂法，弟子润色，可谓详矣。欲知圣作，所宜研究。”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国学荟编》第八、九、十期连载，民国七年（一九一八）成都存古书局刊行，收入《六译馆丛书》，兹据该本整理。

不分卷。清廖平撰。《分撰两戴礼记章句》乃廖平有感而作。廖平以为,郑玄为小戴作注,不注大戴,使东汉以后,惟小戴盛行。实际上,博士旧有二家,小戴出于大戴,单治小戴者非也。廖平以今古为统宗,两戴全录、各以类从,不依旧第,惟注明篇目所出,又因论文繁难,较之《左传》,犹觉信徙,一人之力,难以成就,因而招集十数人分篇治之。故先为发凡起例,其凡例共三类:一曰宗派类,二曰篇章类,三曰义例类。宗派类分十五门,依次为今学、古孝经、古小学、古周礼、古诗、古左传、古国语、古礼、古丧服、古乐、古史学、古学礼、阴阳、经学、儒家附论语。篇章类立二十四事为纲,依次为合篇、分篇、篇章重出,仪节相同、经传注淆乱、注论,杂篇,简册失序、辨经传、脱误、章节、句读、虚字、多立篇目、草仪注、溯原、表四代、表五等、补页、取证、求异、求同、附文、科分。义例类共二十例,依次为今古杂例、互见列,文字异同例、列国不同例、润色例、参差例、传习例、缘经立说例、阴阳五行例、史子纬例、沿革例、宜俗例、意起例,行事私论例,因事改易例、先后例、同实异名例、同实异实例,译改例、傅闻例、迟早例、坠佚例。廖平至晚年,因所见有变,于宗派门类,略有更订,至于篇章义例,则沿袭旧说。论篇章分合,多有臆断之嫌,其他各条,则大体固甚美善,足资研讨。此书有光绪中 《蛰云斋丛书》本,光绪十二年 (1886年) 《四益馆经学丛书》成都刊本,民国十年 (1921年) 四川存古书局《新订六艺馆丛书》汇印本。

不分卷。清廖平撰。廖平持今文家之说,认为《王制》乃孔子制作。孔子弟子论其制度而成《王制》一书。今学礼应以《王制》为主,六经皆素王所传,此正宗也。至于古学则以《周礼》为主,不信素王改制之说,以六经皆旧文,归本于周公、孔子之经,而以古礼说,此别派也,故应博采古说经义以明《王制》。凡古礼之与《王制》异者,则附存异义以相启发。实际上《王制》一书,应作于秦火之后,《周礼》未出之前,是秦汉间儒者杂采孟子等书及各家传论而集成之。故其书与《周礼》颇多违异。孔颖达认为《王制》之作,应该在秦汉之际,其言实为确当。卢植谓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其言宜有其合理处。廖平持今文家说,甚尊孔子,以 《王制》 为孔子作,其说确有值得商榷处。《王制集说》有民国三年(1914)存古书院《新订六艺馆丛书》刊行本。

本书是对梁漱溟关于宗教、道德与人生问题研究的一次全面梳理。 《人生的三路向》是梁漱溟先生实践的结果，是他关于人生问题的最终思考。他对人生本质的做了透彻的分析，提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并对世人面对问题的应对态度进行综合分析，洞若观火，直指世人万象。梁先生系统讲述了他所选择的人生观：活在当下，一任直觉。这是对儒家思想汲取又反哺的结论，也是针对中国人今日惶惶不可终日生活状态的点醒。 梁漱溟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毕生追寻人生的真味。他对人性生动立体的剖析和对人生全面透彻的解读，无不体现了一代国学大师的卓绝智慧；他自由无束缚的思想和开豁通达的人生观，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仍然闪闪发光，给今天的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为熊十力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写成于1963年。作者以随笔为名，写来不论长言与简说，而都无体系，随时随即而写。本书主要是解释佛教的十二缘生，同时又批评了佛家的性相、体用割裂之说，最后又论列佛家戒定慧三学，发挥己意。对于今日学术思想之研究亦多有参考价值。

张东荪撰。1934年9月初版。为张东荪所主编的“哲学丛书”之一。本书共五章,即“知识之由来”、“知识之性质”、“知识之切否”、“知识之标准”、“认识的多元论”等。前四章为初学认识论的人而设,是其门人王光祥根据哲莫斯特凡尔德和伊文思的《哲学原理》中的一章写的。作者指出“第五章乃是我个人的主张。我这个主张蓄之心中好多年。现在愈想愈觉有些自信”(《认识论》自序)。其内容大体上与作者发表在《哲学评论》上的《条理范畴与设准》一文相同,但本书避而不用“范畴”一语。张东荪强调说,多元认识论大体上仍循康德的轨道,但重要之点“就是我把方式不纯归于主观的立法作用。我不像康德那样以为外界是无条理的。我不像康德那样把‘感觉所与’为知识的质料。我主张感觉不能给我们以条理的知识,这虽和康德相同,但条理却不能完全是心的综合能力所产,这又和康德不同了。”因此,他认为外界有其条理,内界(即心)亦有其立法。内界的立法又分两种:一为直观上的先验方式;一为思维上的先验方式。至于感觉也不是真正的“存在者”。可见,认识应该是多元的。本书是张东荪唯心主义认识论的集中表述,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熊十力著。1959年上海龙门印书局出版。从儒家心性论角度沟通本体论、道德论与修养论,是作者重要的哲学与伦理学著作。作者原作《体用论》，末章《明心》因病未能完成。《体用论》出版之后，本论即以篇行世。全书一本体用不二的理论基石,认为心、物是一体之大用,不可分割。在生物还没有出现,世界尚处于无机物阶段时,生命心灵之性便存在了,只是隐而未显。“譬如水遇冷缘,可成坚冰,是水有凝冰之性也。当坚冰未现时,不可谓水无凝冰之性在。”世界的本体包含了生命与物质两方面,不能把它简单化为或心或物。人产生以后,宇宙之心通过人心充分显露出来。它刚健、中正、纯粹,充沛无竭,生生不已,周遍于人与天地万物,具有最高的主体性。“心是物之主,能浸入于物,随顺于物,明了物则,而掌握之,以化裁乎物。”心是本有的,至善的,又叫本心、仁心,是道德的根据,包含成善的无限可能性。孔子敦仁之学即从人性之善端出发,主张日日创新,扩充善行,永无止息。然而,人禀性而生,具有能动性,它可以率性而为善,也可以违背本性,顺从“躯体的盲动”,行恶。“躯体的盲动”源于人的感性欲望,是禽兽锢于人身之余习,是“小己之私欲”。从认识上看,人自出生以后,习于实用,浸于尘俗,本心的天然之明,不能避免后起的习染掺杂。习染又叫习心,使人违仁趋恶。所以人人都需要道德修养,亦即返己体会,自识仁心,使“仁心常为吾人内部生活之监督者,吾人每动一念,行一事,仁心之判断,恒予小己之私欲以适当的对治。”善于保养本心的志士仁人,自识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骤逢生死难关,不敢亦不忍失去仁心,故能顺从仁心之启示,从容就义。这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仁心与知识也不矛盾,只要能保证仁心做主,知识便是成善的工具,无有不善。

熊十力著,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出版。 《体用论》是熊十力先生专门为解决宇宙论之体用问题而作的一本书。也是为修正《新唯识论》中的体用观。《体用论》共有四章,明变、佛法上、佛法下、成物。第五章明心有目无文。 第一章明变,主要讲事物由相状上看,只是刹那间生生灭灭,活活跃跃,不断的变化,总是故灭新生。此之谓万物之变迁、流行。此变迁、流行之相,皆是实体变动而成,即为实体之用。正如众沤是海水变动而引起。同时,功用而外,无有实体,离开功用(众沤)我们也得不到实体(大海)。这就是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第二、三章均讲佛法。佛法有大乘双轮,即有、无两字。熊十力先生认为空有两种观,乃是人类智慧发展到最高度,能综合、深观宇宙人生,才有此两种认识。人生殉没于小己的种种私欲之中,如虫作茧自缚,造网自锢。个别的物,至大如天地,终当毁灭。此乃空之悟觉。圣人观有,乃求宇宙人生天然之真际,体验宇宙之全体大用,视天地万物为一己,而无小己之迷执。佛法两章主要讲大乘龙树之学,即空宗。其主旨是一切法相,皆无自性,故空。熊先生自认为自己之学问,初由大乘有宗起,后受大乘空宗,最后归宗易大传的生生不已。面对生灭瞬间变化的世界,吾人只有精进向上,加入这生生创化的世界。 第四章成物专论万物之由来。书中提出一种“集合缘起论”(与“分别缘起论”诸如原子论相对)。认为先有一大势力,圆满无亏,周流无碍,德用无穿,浩然油然,分化而成万物。宇宙全体是生生活跃,所以恒起分化。在此,熊先生强调,心物不许离而为二,心物只是一体之两面;同样,物质与能力不可离而为二。它们皆可归摄于体用不二。 《体用论》标志着熊十力以体用不二为宗旨的形上学宇宙观的最终形成。

成书于1953年。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3年初版，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4月修订出版。该书在材料上多取自《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内容包括宋学之兴起、宋初诸儒、中期宋学、南渡宋学、金元诸儒、初期明儒、中期明学、晚期明学、明末诸遗老等，扼要地叙述了宋元明七百年间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收入台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自宋学之兴起，下迄晚明遗老，分五十六目，将此六百年间理学发展衍变之迹，溯源穷流，作简明扼要之叙述。中国思想史上，两汉以后，儒学渐微，庄、老代兴，而佛学东来，递兴日盛，至隋唐而臻全盛。然佛学盛极转衰，继之则宋学崛起，而为新儒学之复兴，另辟新局。宋初诸儒，其议论识见、精神意气，有跨汉唐而上追先秦之概。周濂溪以下，转趋精微，遂为宋明理学开山，而后有二程、张载、朱熹乃至于王阳明之学术盛世。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徽州绩溪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读书与做人》选编胡适关于读书、治学、为人、处世方面反响较大的27篇杂文，包括读书、为什么读书、找书的快乐、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青年人的苦闷、一个问题、信心与反省、易卜生注意、治学的方法等。大师已逝，经典仍存。

《家学树坊》，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廖平命其子廖师政初编，作爲提要刊于《井研县志》，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由廖师慎补成。此书宗旨有三：一辨明外间以素王改制爲有流弊之説；二斥标举宋儒及帖括；三复兴言语科以救时病。此书主要爲回应外界对廖平学术批评而作，实际上是廖平学术思想前三变之提要。《光绪井研志》卷十四《艺文四·子部一》著録《家学树坊》二卷，今本实只有一卷。包括《知圣编及孔子作六艺考》、《知圣编读法》、《家学纪闻》县志提要、《诸子凡例》提要、《诸子四出科论》提要、《古今学考》提要、《五等封国説》、《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等，并附《致箌室主人书》。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成都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国学荟编》第七、八期连载。今据民国三年成都存古书局印本整理。

熊十力著,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出版,32万字。 《原儒》分上、下卷。上卷原学统、原外王。下卷原内圣。 原学统篇分为三段。第一段,上推孔子所承于泰古以来圣明之绪,而集大成。开内圣外王一贯之鸿宗。第二段,论定晚周诸子百家以逮宋明诸题与佛氏之旨归,而折中于至圣。第三段,审定六经真伪。悉举西汉以来两千余年间六经的鼠乱流变。求复孔子真面目,儒学之统乃定。 原外王篇,以大易、春秋、礼运、周官四经、融会贯穿,可见圣人数往知来,为万世开太平之大道。格物之学,所以究治化之具。仁义礼乐,所以端治化之原。春秋崇仁义,以通三世之变。周官经以礼乐为法制之原。易大传以知物、备物、成物、化裁变通乎万物,为大道所由济。 原内圣篇,也分三段。第一段谈天人,第二段谈心物,第三段总论孔子之人生思想与宇宙论,而尤详于大易。原内圣篇主要是发挥大易之内蕴。 三篇文章之要旨在内圣与外王,可分疏如下:本体、现象不二,遣现象而求本体是宗教之迷。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天者,道之异名,是人生之原也。心、物不二,心与物乃是本体流行之两方面。理、欲不二,宋明儒严于天理、人欲之分,非孔子之旨。动静不二。知、行不二。成己、成物不二,治心养心之道,是成己之实基也;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乃至位天地、育万物,是成物之极致也。人心与天地万物本通为一体;故圣学非是遗天地万物而徒返求诸心。治心、养心而不遗物以沦于虚。 书中另有附录《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详论孔子晚年(五十岁学易以后)始作六经。

本书是胡适先生各个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演讲精选集，完美呈现了胡适从青年到晚年的思想历程，以及读书治学、为人处世的人生哲理。内容涉及文化、教育、社会、民生、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胡适是“二十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梁实秋曾称誉胡适的演讲具有“丘吉尔风度”，胡适的演讲不管什么题材、是何领域，都能抓住听着的内心，通俗而生动，使人久久难忘，本书亦是如此，其文字一如演讲现场所聆听到的那般铿锵有力，虽时隔百年，却依然可以听到那些震撼人心的声音，感受到演讲者对自由的向往。

一称《群书理要》。唐魏征、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编。五十卷。书成于贞观五年(631)。太宗李世民欲览前代得失,因命辑录经史诸子有关治道政术者,纂成此编。叙自传说中的五帝至晋历代帝王兴衰事迹,旨在阐明兴邦治国要义。包括经书十卷,十二种;史书二十卷,八种;子书二十卷,四十七种。所本诸书多属唐初善本,有裨校勘。内收《晋书》二卷,为十八家晋史遗文,尤为珍贵。桓谭、崔寔、仲长统、袁准、蒋济、桓范政论,亦赖本书得存梗概。国内久无传本。今本系本日本宽政、天明、尾张诸本刊出,缺卷四、十三、二十共三卷。有《四部丛刊》本等。此为译注本。

《妄谈·疯话:老宣放言录》是宣永光以独特的见解深刻地分析当时的男女、情爱、婚姻家庭和性爱，以犀利的语言剖析了当时的社会、官场、人生和文化，作者旁征博引，说古论今，其中天文地理，中外文化，道德风尚无不涉及；更是谈及经商做官，内政外交、相夫教子，为人处世，且更多是对国政、社会、时弊的针砭批判。作者对当时中国前途之走向的预见，令人惊叹！《妄谈·疯话:老宣放言录》行文豪放，语言犀利幽默，笔触辛辣独到，让人一读之下顿觉畅快之感。《妄谈·疯话:老宣放言录》谈古论今，不慑当道之忌，笔触辛辣，不阿流俗之好。诠释豪情人生的态度，剖析官场弊事的怪象，演绎男女情爱的风韵，解读处世哲学的智慧。其内容穿越古今、无所不及，对男女、家庭、婚姻等问题的分析鞭辟入里，对社会、官场、人生的见解也是辛辣犀利。老宣也因其独特的思想和写作风格，与李宗吾并称为中国文坛的两位奇人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