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一卷。廖平、吴之英同撰。之英四川名山县人。光绪优贡,任灌县训导,又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吴之英于经史历算无所不通,也是清末蜀中通儒,吴之英读书时就以经术名世,均能独索精研,别辟蹊径,与廖平同为湘潭王闿运主尊经书院时杰才。《经学初程》是一部论治学心得的专著,引导学生治学的教科书,堪称当时国学入门的津梁。此书概论为学之道,可见其教人治学之法,有许多精到之论。在读经的次序安排上,尤多名言。如:“治经岁月略以二十为断,二十以前纵为颖悟,未可便教以经学,略读小学书可也。二十以后颖性开,则记性短,不可求急助长,当知各用所长。”“读书要疑要信,然信在疑先,……笃信专守,到精熟,后其疑将汩汩而启,……若始即多疑,则徬徨道途,终难入境。”廖、吴强调,治《尚书》须知今古文之异,不宜笃守伪孔之学。《经学初程》集中地体现了廖平、吴之英的治经思想,在其议论中不乏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堪称一部经学概论,是立志经学者的必读之书。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版(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科院收藏),另见《六译馆丛书》本。

二卷。廖平撰。《经话》一书是廖平研治经学的杂记,大抵泛论诸经,逐一订证各家得失。廖平把治儒家经学比作释家道家之入门,皆有戒律。指出习儒之士,解经恣意发挥,使后学者无所信守。要探索儒经精深微妙之旨,须先立章教;首戒不得本源,专门沿袭支派;二戒以古乱今,不分家法;三戒自恃才辨,以敏捷的口才强词夺理;四戒支杂衍说,游荡无根。以上四个方面,就是才能高超、学识广博的人,也是十分忌讳的。那么中贤以下的人,其弊可陈:不守古训,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如何邵公(休)之误用董(仲舒)说,刘申受(逢禄)又抄袭何注;或不识深奥的义理,却依傍门户;或违背传注,好作新解,株守陈言,牵强附会;或不通音训,罔识古义。廖平对世所袭用的流弊略加敷陈,并以此为依据穷源究委,凡各经篇目的真伪,注疏得失,及其微言大义,训诂典制,一一加以考证。上溯孔子订六经之真伪,下论历代儒者说经之是非,可谓博大精深,融会贯通。体现了廖平研治经学的创造精神。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本、《六译馆丛书》本。

不分卷。廖平撰。《古学考》是作者将十四年所成的《辟刘编》改订而成的。卷首有廖平的《自记》。《自记》曰:“丙戌刊《今古学考》,求正师友。当时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来,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今考所更易者,如旧以《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兹则以为皆今学。旧以《孝经》为古学,《论语》为今古皆有,兹则定《孝经》《论语》同为今学。旧以《诗》三家鲁为今学,齐、韩皆参用古学,兹则以其时尚无古学,何缘参之,盖多互文见义。《公羊》之于《榖梁》亦同此列。 又称“经”为孔子所传,凡“经”皆今学。《周礼》本为传记,今蒙“经”名,然其原本经学,不过刘歆所改数条,乃为异尔。”在《古学考》中,廖平对刘歆的攻击比先前更为激烈,认为古学至东汉始成,经学真传由刘歆一人所断。所存《左传》《周礼》,由于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使经文面目全非。东汉以来,治经学者无不受到刘歆传文的影响。《古学考》甚至认为《周礼》是刘歆为了讨好迎合王莽而作,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时,《周礼》始出。为了正本清源,廖平在《古学考》中认为,自西汉以后,六经分裂,不能相通,《经》《礼》纠纷,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今欲证千余年谬误,不能不首重巨魁,胪其罪状,与天下后世共证之。廖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而将《周礼》斥之为伪学,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硬把《周礼》说成是刘歆为迎合王莽而作也是于情理不符的。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本(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科院收藏),另见《六译馆丛书》本。

清王夫之撰。全书一卷,凡87条,考析四书中名物和字词语义。如譬如北辰、不逾矩、人焉廋焉、吾不复梦见周公、诲人不倦、斗筲之人、孔子辞以疾等,书名注为“许慎所引古文九经字义不同者”。有益于研究四书原文古义。有清光绪年间刻本,后收入《船山全书》。

本书为钱穆先生探讨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的重要论著，是一部中国思想文化的养成史略。 先生对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精华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深奥朦胧的难点，特别是对儒家、道家的思想演变历程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与梳理，全面展现了一代国学宗师对于“灵魂与心”这一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 在历史的思想路径中破解中华民族的信仰密码，本书将引领读者跟随钱穆先生一道，去追寻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出处。

宋育仁著。十八章，以《周官》封建井田、学校军礼之制解释《孝经》，附以详细的训诂、义理考辨，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孝经讲义》成书之时，正值清室危殆，神州激荡之际，故是书旨在托古改制，以孝治国。一方面，宋氏认为，由“孝”之情感而来的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可层层外推，用之以治家国、平天下；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大，形势复杂，若非系统的制度设计，便不能挽回当时分崩离析的人心。在宋氏看来，《周礼》分封之制严密、详尽，仍是最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教体系，其与《孝经》分章一一契合，可为立国之本。故而宋氏眼中的《孝经》，并非一本空言劝孝之书，而是与《周礼》互相发明，为经世政治之模板。

清初王夫之撰。3卷。为《船山遗书》中治小学之唯一专著。此书主旨在于阐明汉字之正确书写,反对古人及时人书法之弊。内容则根据许慎六书的准则,解说《说文》中各字的本义,再广释其引申、假借各义,故书名《说文广义》。在释义中,同时指出汉儒经师传授之讹及后世杜撰、生造之误,目的在于匡谬正俗,纳书法于正轨。本书虽为研究文字的专著,然亦贯串着船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妙语精言,触处可见,成为全书的一大特色。此书原无目录,系据南宋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以《集韵》韵部为序。岳麓书社作为《船山全书》第九册整理出版时,重新编目,并注明大徐本《说文》部居,以便于读者查检。

一卷。清王夫之撰。是书《四库总目》不存。书中“壹是”一条,谓壹即专壹,壹是犹舍专此,对齐治平而言。“三年之丧”一条,谓三年之丧非即父母之丧,《春秋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后与世子。“悉灌”一条,谓《集注》误立灌地降神之文,而庆源辅氏盛为一说,唯不知裸为酌鬯初献之名,而灌乃裸字之假借。此并足补先儒之缺失。其驳诘众说,虽颇中肯綮,然欲“日折衷以事理之安,而参考之三礼以息群邪”,则似尚未能。该书有《船山遗书》本。

二卷。清皮锡瑞(1850—1908)撰。皮锡瑞字吉人,一字麓云,号鹿门,人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 (今长沙)人。著述颇丰,有《经学通论》五卷、《孝经郑注义疏》二卷、《春秋讲义》二卷、《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尚书大传疏证》一卷、《左传浅说》、《礼记浅说》等。皮锡瑞治经专今文,颇攻郑氏。而是书则笃守郑氏之说,对于典礼尤为详尽,认为郑玄深于礼学,注易笺诗,必引礼为证,其注孝经亦援引古礼。郑所据孝经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说。该书引典礼对郑注加以疏通证明,遇诸家对郑注有驳难者,则解释其疑滞,大多引申、折衷至当。只有对“始于事亲”一节,刘炫对郑玄所驳不误,而锡瑞因守疏不破注之例,曲为辨护,终嫌勉强。“天子有争臣七人”一条,别据唐武后臣（车丸）匡谏章, 引孝经争作诤, 与 《白虎通论》、 《家语》所引同,为他辑本所无。该书版本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 刊本。

废名著，《阿赖耶识论》共10章，于1942年冬至1945年秋作于黄梅，脱稿则在三十四年秋。本书是一本宗教哲学论著。阿赖耶在梵文中的原意为：藏，能藏、集藏，阿赖耶识即是指能够集藏分段生死等有漏无漏法种的第八识如来藏。作者在本书里说"我选择阿赖耶识做题目，却是从我的友军儒家挑拨起来的。我欢喜赞叹于大乘佛教成立阿赖耶识的教义，觉得印度圣贤求真理的习惯与欧西学人一般是向外物出发，中国儒家则是向内，前者的方法是论理，后者的方法等于“诗言志”。究其极儒佛应是一致，所谓殊途而同归，欧西哲学无论唯心与唯物却始终是门外汉未能见真。”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 《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 《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 《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 《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 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

三卷。曹元弼撰。与《孝经学》的略释大义不同，《孝经郑氏注笺释》极尽精详。在该书中，作者重构了《孝经》与六经的关系，并且以《孝经》学的“爱敬”之理贯穿、统摄六经，建构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简言之，就是以《孝经》会通六艺。曹元弼的种种努力，是为了重建在近代变革中被冲击和瓦解的经学。今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本整理。

七卷。曹元弼撰。是书分七卷:一,明例;二,要旨;三,图表; 四. 会通;五.解纷;六.缺疑;七. 流别。明例卷又分三目:一、孝经脉络次第说;二、孝经微言大义略例;三、陈氏澧说孝经要略。要旨卷述《中庸》、《史记》、《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以及陶渊明、黄道周、阮元诸家孝经说,另就书中某句某节加以阐释。图表卷分今文各本表、古文各本表,认为日本所传郑注孔传为伪本。会通卷以群经证本经,而见其相通。解纷卷为孝经述典礼部分,认为阮元据《周诰》说《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一事间有语病,由陈澧删节而成。缺疑卷、流别卷只是虚立其目。关于孝经注、解、传、述人考正,认为“闺门”一章出自刘炫伪本,此说难以成立。证郑注确为郑玄所作,最为详尽,可息群疑。述孝经各家撰述所举过于简略,唐玄宗注疏后,仅举阮福《孝经义疏补》。是书体例较为完备。现存光绪三十四年(1908) 江苏存古学堂刊本。

明清之际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上下两卷。系续南宋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而作。论成公二年“辟司徒之妻”至哀公十一年“冉有访田赋于仲尼”共50则事,持论平允,论史有识,但亦有立论欠周,考之不审者。就《左传》所记历史事件来发挥作者的政治、哲学观点。提出“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的思想。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指出人如果“任天而无能为”,不发挥“竭天”的能动性,则“无以为人”(卷下)。收入《船山遗书》,有金陵本和太平洋本。

五卷。清王夫之撰。该书对春秋时期合离之势、盛衰之迹进行评论,总结历史经验,往往有感而发。作者自序称该书“本王道之通塞,堙邪说之利害,旁引兵略,画地形,订国是”,实际上是借春秋史事,抒发自己对明朝覆亡的感慨。作者还有《读通鉴论》及《宋论》,该书与这两种书的性质大体相同,体例在经义与史评之间,但扫除了以名字日月褒贬说经的旧习,立论较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该书收入《船山遗书》,有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新化邓显鹤长沙刊本、同治四年 (1865)湘乡曾国荃金陵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23)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本。

三卷。清王夫之撰。据作者自序,其父王朝聘 (1568—1647,明万历乙卯、天启辛酉两中副榜)研治《春秋》多年,甚有心得,然老病侵寻,未及著书而殁;此书即取材于朝聘之说,故以“家说”为名。《春秋家说》针对宋胡安国《春秋传》一书的缺失加以攻驳,多能中其肯綮。同时,作者又往往针对历史及现实借题发挥,其议论常有超出《春秋》之外者,因此,《四库提要》讥为“好为高论、不顾其安”,“连篇累牍、横生枝节”,“其弊乃与胡《传》等”;其实,这正是船山学术立足于通经致用的体现。此书最初版本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衡阳王世佺辑刻之《船山遗书》本。道光二十二年 (1842)兴化邓显鹤刻《船山遗书》本。同治四年 (1865)湘乡曾国藩江宁节署重刻《船山遗书》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船山遗书》本。近年湖南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

一卷。元朱申 (生卒年不详)撰。该书注释极其浅陋,如“子曰”释“孔子言曰”。当为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说是“诂经”之书。卷首题《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而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其字句亦不据从朱熹《孝经刊误》本,糅杂无绪。注释浅肤,完全是乡塾启蒙讲章一类。如“曾子侍”下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侍孔子坐。”由此可见其一斑。有 《通志堂经解》本。

二卷。清纪昀撰。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年自号石云,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协内大学士加太子少保,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全书总目》,识力超拔,堪称大手笔。与休宁戴震极友善,往来二十余年。卒于嘉庆乙丑(1805年),寿八十二。谥文达。尚著《审定风雅遗音》、《四库全书表文笺释》等。案《隋书·经籍志》载沈约《四声谱》一卷,书已亡佚。昀以约既执声病绳人,则约之文章必不自乱其例,因取其有韵之文考之,得平声四十一部、仄声七十五部,以《广韵》部目为序,顺序排列之。又谓陆法言《切韵》实窃据沈约而作者,前后序言之甚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沈书只明四声,不重韵部。……沈氏诗文用韵实据当时韵书,不过严辨四声而已”。又谓“隋时四声之说渐次严密,而沈亦未明韵部,陆法言《切韵序》不引沈书,理所宜然。即如昀所言陆窃沈书,讳所自来,萧该、颜之推、魏渊诸人亦皆窃沈书乎!……是陆氏集诸家之大成,本不限于一说,安得如纪氏之所考乎!”“昀若专考沈氏四声本无不可,即推证其用韵之法,以表率当时之韵部……亦无不可,何必创为异说,自炫神奇,以自毁其书也。”《沈氏四声考》收入《镜烟堂十种》、《畿辅丛书》、《丛书集成》 (初编语文学类)。

二卷。清史荣(生卒年不详)撰,清纪昀 (1724—1805)审定。荣一名阙文,字汉桓,又字雪汀,自号雪汀老人。鄞县 (今浙江宁波市)人。诸生。工诗,善书法。喜读注疏,精于小学。治学不阿附前人之说。著有《风雅遗音》、《李长吉诗注》等书。此书据孙鉴著《诗传补遗后续》定《朱子集传》原本有音未备,其音多后人妄加,故据集传与音互相考证,细加分辨,分为十五类:集传用旧训义而无音、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音与传义相背、古今未有之音、声误、韵误、音误、误音为叶、误叶为音、四声误读、泛去四声之误、邶风注与某同之误、补音、叶音缺误及叶音志略。又附有经文误字、经文疑义、京本音切考异、释文叶韵纪原、吴棫韵补考异、集传相沿之讹、俗书相沿之讹、集传偶考、俗音订误,共计二十四类。其中,音与传义背,用旧训义而无音、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三类,辨论精审;误音、误叶、补音、俗音订误四类,亦多可取。其他则或分目太繁,或吹毛求疵,令人颇有眼花缭乱、未为平允之感。尤其于古音知之甚少,谬误颇多。且自为考异,以为舛误处,则动辄谩骂,既不客观,亦不冷静,非为治学之道。此书经纪昀审定。有畿辅丛书本、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刊本、光绪五年 (1879)谦德堂刊本。

五卷。王夫之撰。王夫之对《诗经》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除是书外,尚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诗绎》等。或辨证名物训诂、或辨析异体、或考辨字音、或研究艺术形式、或阐发义蕴,多精深独到、异于凡说。是书乃王夫之阅读《诗经》的杂感集,依次议论二《南》、十三 《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和《商颂》。共五卷二百三十七篇。是书以随笔杂记之形式,对《诗经》内容推求阐发,故不全载经文,遇有疑义,乃为考辨。于涵泳文句之时,往往借题引申发挥,得美刺之旨,宣传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及文字观点,发表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如读《国风·陈风》各诗,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主张“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认为“欲”为人们的生存要求,乃公理,应该满足,从而反驳程、朱理学“灭人欲存天理”之说。是书似一本政治论文集,其社会改良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和时代局限,论诗也多有臆测之处。然其诠释,往往能得 “兴、观、群、怨”之旨,较之前代经师的诗说有较大进步,且开启了《诗经》研究的重大革新,对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龚自珍、魏源有深刻影响。魏源称赞此书“精义卓识”,所著《诗古微》一书全取其说,且在下编全文收录此书。《诗广传》之版本凡七,钞本有船山五世从孙嘉恺之钞本和衡阳刘氏藏旧钞本两种。印本有湘潭王氏所刻《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所刻之《船山遗书》本,太平洋书店铅排之《船山遗书》本,1964年中华书局排印之繁体字标点本,1992年岳鹿书社出版之《船山全书》本为最新版本。

六卷。清王夫之撰。夫之有《书经稗疏》,其诠释经文.多出新意。而《尚书引义》一书则进一步推衍其说。该书共分五十篇。其注多不拘于经文字句,而常常阐发其意旨,并取后代时事为之纠正。如论《尧典》“钦明”,则斥王守仁良知说;论《舜典》“玄德”,则斥老子玄旨。诸如此类,皆议论驰骋,颇根理要。夫之治经,往往借评论与引申其中的某些观点,来表明自己的主张,抨击现实的政治及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等。《尚书引义》一书,在阐发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在“知行说”方面,有所贡献。对宋明理学与唯心主义的批判尤为有力。《尚书引义》一书,对先儒旧说不墨守,大胆提出己见,大多皆有所依据。当然,勿庸讳言,书中某些臆度、失误也是难免的。有清康熙二年 (1663)、二十八年 (1689)重订王嘉恺抄本,不分卷,今存湖南省博物馆;另有清抄本藏山西运城市图书馆;此外尚有《船山遗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王孝鱼点校本。

四卷。清王夫之撰。此书说解《尚书》,颇多精当见解,如谓《尚书》之“禋”非《周礼》之 “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 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 斥蔡沈不明古字通假; 引《左传》证奄与、淮夷为二; 引 《说文》“羑”字之说解以解“羑若”,驳苏轼、蔡沈之误,等等,其说确有根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书中穿凿、武断之处,偶亦有之,此其缺憾。现存版本有清王嘉恺抄本,作二卷,藏湖南省博物馆。此外尚有 《船山遗书》本。

明哲学家顾宪成著。顾宪成提出用“小心”工夫反对王学末流,并将自己书斋取名为“小心斋”,札记故名。书中认为程朱所说的“性即理”一语“极说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朴不破”(卷十一)。“性,太极也”,“性,天道也。”(卷四)批辟佛老,反对将儒佛合一。“无声无臭,吾儒之所谓空也。无善无恶,(佛、老)二氏之所谓空也。名似而实远矣。”(同上)提出“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卷十八)。用“性善本体论”反对周汝登等人的“无善无恶”论。认为“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体,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卷二)。倡导“以诚敬存之,是收摄保住工夫,以义理栽培,是维持助发工夫”(卷一)。而工夫只在“小心”,“小心只是个敬”(卷十二),“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卷二)。书中还反对“见成良知”,强调学习践履。“世间那有见成良知,犹言世间那有见成圣人。”(卷十一)要求人们“立志”作“圣贤”,否则“浮生浪死,虚担一个人名而已”(卷一)。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蔡献臣始为刻版,止十二卷。后宪成子与淳刻本为十六卷。清康熙年间,其曾孙贞观刻《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内收《小心斋札记》为十八卷。

又题《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重刻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指南》《经筵四书直解指南》《四书集注阐微直解》等，署“中极殿大学士泰岳张居正辑著”，或“太岳张居正著”。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连同翰林院讲官等人专门写给当时的小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一人读的。该书曾在明朝年间得到刻印，根据记载，“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康熙年间，内阁学士徐乾学又将此书翻刻。该刻本至今在民间依旧有流传，可见该书当时影响之大。 徐乾学评道：“盖朱注以翼四书，直解有所以翼注。” 康熙帝在读此书后如此说道：“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

万历六年，神宗大婚，慈圣李太后命张居正为东汉班昭《女诫》一书做直白注解，以供新册封的王皇后阅读。张居正以内阁首辅身份作此注解，以及为某一皇后阅读而作专书，皆称引人注目。李太后命张居正撰写此书，与张居正多年承担辅导万历皇帝的职责有直接关联，亦显示出女训书籍在后宫女子教育，尤其是皇后教育中的重要意义。此举在神宗大婚，太后从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后发生，体现了李太后高度倚重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的姿态，具有明显的政治信托象征意义。该书收录于明万历刻本《张太岳文集》卷11，以及清光绪年间重刻《张文忠公全集》中。万历刻本收录该书时并未与之命名，只在卷11中首先说明“上大婚礼成，蒙圣母慈圣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汉班昭《女诫》，以教宫闱”，然后收录进呈以后万历皇帝所做序言及直解内容。光绪重刻本收录该书时指出，“《女诫直解》，本自为书，不必搀入文集也”，故附于全集最后一册，并单独命名为《女诫直解》，本文所用即为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