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閻若璩百詩撰
平陰朱續晫近堂梓
○第九十七
《爾雅》為詁訓之書，特少所襲用。《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即唐虞曰「載」。《胤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即夏曰「歲」。《伊訓》「惟元祀」，《太甲》「惟三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畢命》「惟十有二年」，周曰「年」也。愚及質之今文《書》，反多未合。如唐虞純稱載，不待論，若商必曰祀，何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壽者，亦俱稱年不等？或曰：此蓋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云爾。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沒其故稱矣。愚曰：然則，《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非對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亦稱「年」？疑「祀」、「年」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記》俱然。及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然。以《爾雅》為藍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見乎辭矣。
按《宣和博古圖錄·商兄癸卣銘》曰：「惟王九祀」，《周己酉方彝銘》曰：「惟王一祀」，周亦稱「祀」。太甲元祀，惟梅氏《書》，而劉歆真古文仍是元年，商亦稱「年」。《爾雅》，夏為昊天，《堯典》「敘若昊天」，則天之總稱，不獨夏也，秋為旻天，《多士》「旻天大降喪於殷」，則時惟三月，非秋也。「鳥曰雌雄，獸曰牝牡」，《牧誓》「牝雞無晨」，鳥亦未嘗不稱牝。「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皋陶謨》「百獸率舞」，鳥亦未嘗不稱獸。何今文詁訓不盡拘《爾雅》乎？古文反是，益可以征其情矣。
又按《旅獒》「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本出《國語》。《國語》是「九夷百蠻」，此易「百」為「八」者，襲用《禮·明堂位》及《爾雅》之文也。「九夷」復同《論語》，「八蠻」復同《周官》。一事且兼數書，其亦自炫其學之博也與？
又按《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於周曰：「卜年七百」，於商曰「載祀六百」。是商不獨通稱「年」，且稱「載」，古人不拘，類如此。
○第九十八
嘗讀《文中子·述史篇》，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曰：嗟乎，罵史尚不可，況經乎？而謂真出自聖人口哉？注曰：太熙，晉惠帝即位歲。此後至《十六國春秋》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然。夫以相敵國，罵尚不可，況諸侯於共主乎？豈真出自三代上哉？晚出《泰誓》篇，疑者固眾，予獨怪其「古人有言曰」以下，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當時百姓仇紂，固往往而有，何至武王深文之為世仇？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發端汛語也，何至武王易其辭為「除惡務本」，以加諸紂身？《湯誓》，師不過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牧野誓師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如是已耳，何至此為「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仇」，若當時百姓亦未知仇紂，而武王實嗾使之者？噫，其甚矣夫。時際三代，動關聖人，而忽有此詬厲之言，群且習為當然。先儒曰：不識聖賢氣象，乃後世學者一大病，道之不明，厥由於此。餘每讀之三歎焉。
按京山郝氏《多士解》云：周公於殷，未嘗有頑民之稱。頑民見孔《書》《君陳》《畢命》及《序》三篇，俱非古。故於文王之雅，稱殷士曰「膚敏」，《酒誥》曰「殷獻臣」，《洛誥》曰「殷獻民」。茲曰「商王士」，曰「殷多士」，皆敬而矜之。其肯詆之為頑民乎？餘讀《梓材》曰「迷民」，《召誥》曰「仇民」，「迷民」、「仇民」與「頑民」又何別焉？但謂曾加詬辭於紂，則無是耳。
又按《墨子》引《大誓》「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其為古《書》辭，信無可疑。或者聞而疑之，以為果爾，特與商君之法「不告奸者」，「殺告奸者與殺敵同賞」等爾，恐武王無是語。餘證以二條，曰，《盤庚》中「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酒誥》「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等所立法，較《大誓》不尤甚矣乎？或者無以難。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伏《書》之誓，《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凡五篇。誓辭之體，告眾皆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為主告以左右御馬之攻，正用命弗用命之賞罰者，《甘誓》也；告以不宜憚此征役，明其賞罰者，《湯誓》也；告以稱比立之法，步伐之數者，《牧誓》也；告以戎器、牛馬、芻糧、期會諸事者，《費誓》也。若《秦誓》則因敗悔過，別是一格。大抵古誓雖識當時告眾之言，然後人亦可藉以見一代之兵製，豈徒然醜詆敵國，如後世檄文已乎？中亦有略數敵罪，如《甘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湯誓》舉桀之「時日曷喪」語，《牧誓》舉受用婦言與崇信多罪者。今《泰誓》上、中、下三篇，僅有賞罰二語，絕口不及軍政，惟是張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盡。嗚呼，誓辭至此，蕩然掃地矣。
又按顧炎武寧人曰：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滅乃仇」，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並其先世而仇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耶？憶餘晤寧人，壬子冬，曾問古文《尚書》還當疑否？曰：否。此殆得悟之於晚歲者，然他又騎牆矣，見《日知錄》。
○第九十九
道之行廢係乎命。予則謂書之隱與見亦有時運，初非人意料所能及者。嘗思緯書萌於成帝，成於哀平，逮東京尤熾，有非讖者，至比諸非聖無法罪，殊死。嘗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其撰禮名樂，又不待雲。當時能心知其非而力排之者，桓譚氏而止耳，張衡氏而止耳。縱有儒宗賈逵氏，摘讖互異三十餘事以難諸言讖者，及條奏帝前，仍復附會圖讖以成其說，身亦以貴顯，他更可知。於此有人焉，能料二百載後，其學浸微，有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被糾輒死，如隋之代也哉？又料有乞取九經正義，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如歐陽氏之請也哉？又思今天下所廟祀者，莫過漢壯繆侯之盛，抑知侯之前，血食盛者，則伍子胥也，項羽也，朱虛侯劉章也。讀《風俗通義》，城陽景王祠，遍滿琅邪、青州六郡及勃海都邑、鄉亭、聚落，雖遭禁絕，旋復故。讀《明一統志》，僅莒州一處存耳。懸絕如此，豈非鬼神，亦關氣運冥報，各有時代。古文《書》二十五篇，出於魏晉，立於元帝，至今日而運已極。中間為桓譚、張衡之非者不少，安知後不更有歐陽氏出，請以刪讖緯者，刪此古文；尊正義者，尊伏生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書之運也。吾終望之維持此運者。
按或問：緯起哀平，子以為始成帝者，何也？餘曰：張衡言，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見尤洞然。若《莊子》孔子翻十二經以說老聃，說莊者謂兼六緯在內，是莊子時有緯，殆非也。
或又問：《隋志》讖緯篇雲，賈逵之徒獨非之。與範書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者不合，何也？餘曰：此蓋《隋志》誤讀張衡疏「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為逵非讖，不知逵第摘之雲爾，初無所非也。不然，逵僅如鄭興、尹敏，官亦不顯，尚望其於明章兩朝，以左氏學為帝嘉納耶？非附會圖讖力耶？史凡此等訛謬處，不勝辨，聊一及之，俟世之觸類而通者。
又按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又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耿弇傳·注》，臨淄小城內有漢景王祠。《琅邪孝王京傳》，京都莒國中有城陽景王祠，上書願徙宮開陽以避。是景王祠東漢初已盛，不獨如劭所言。
○第一百
餘向謂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領六卿之說。今且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為一，既見經，復見《傳》者。《周禮》「大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仆」，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仆」，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仆」，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仆」，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大馭為最尊。又有大仆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祭仆掌受命於王以視祭祀，禦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仆掌五寢之掃除糞灑之事。此等官以仆名，而無預於馭車之事。大仆雖有左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與大馭初不相涉也。晚出《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與於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於群仆」，又云「爾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非大仆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為一？安國蚤已自吐供招曰：太僕長太禦中大夫。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禦眾仆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凡餘駁正古文，皆抉摘其所以然，使無遁情。近儒謂揚子雲生平昌黎亦被瞞過，程子猶為之諱，朱文公出，方是千年照膽鏡雄為狐妖無遁處。快哉，斯喻也。
按《漢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以太僕專司馬政。蓋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師古。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漢之尚書令是；有古貴而今賤者，漢之校尉是；有名內而實外，侍中、給事中之官是；有名武而實文，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遷流之常，無足異。獨異當周穆王朝，作書命其臣為太僕，不本《周官》，旁侵大馭職掌如秦製，殊失卻本色耳。或謂古文《書》多出《漢書》，遵若繩尺，莫敢或爽。子能一一窮其所出其於《漢書》，亦可謂熟已。餘曰：何足雲。憶宋嘗有二事，韓魏公當英宗初，屢以危言動光獻太后。一日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太后語便塞。案《武五子傳》，李夫人所生子名髆，初封昌邑王。賀乃嗣立者，國旋除，故漢實兩昌邑王。公蓋援此以對，若為弗識其意，明以全國體，而陰以消母後之邪心，誰謂宰相可不用讀書人乎？蘇轍紹聖初疏諫父作子救，何世無之，且及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莫敢救者。範忠宣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帝為少霽。案《武帝紀》，讚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蓋班氏乃用微辭，非貶辭，其體析之精如此。若二公者，庶可謂之漢聖。彼劉深父對客，能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經生技耳。
又按餘向謂作古文者，生於錯解未正之日，故《書》亦隨之而誤。今又得一事，是「怵惕惟厲」，穎達《疏》，厲訓危也，即《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予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為句，「夕惕若」為句，「厲無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無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以上人，必不誤讀「厲」聯上「若」，王輔嗣輩可知詎意周穆王。時以輔嗣為本而摹脫之乎？其出魏晉間可知。或曰：誤果自王輔嗣輩乎？予曰：張竦為陳崇草奏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淮南子·人間訓》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誤已見於此。又按魏禧冰叔著《革奄宦策》云：夏商以前不聞奄人之名，至周而著。予曾寄語之曰：文王世子問內豎之禦者，曰「內豎」，非奄人乎？《周禮》不明言其倍寺人之數乎？王季當商之季，固先周而見於經。因憶張九成《廷對策》，「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亦祇是好議論。其實《立政》篇「左右攜仆」，孔《疏》謂左右攜持器物之仆，若內小臣寺人等百司。蔡《傳》謂若內司服之屬。內司服，《周禮》以奄為之。但當時在文武之廷，皆常德吉士，無復有凶人匪類者廁其間，何不祥之有？又憶《後漢書·宦者傳序》，《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其數」正指內小臣以下凡四項，連閽人在內，雖小誤，要以內豎為非士人，足正鄭《注》之訛。作一序，從聖人仰觀於天說起，何等源遠流長。近文士問以夏商且茫然，對此能無閣筆而歎？或曰：苗民承蚩尤，製肉刑，方有刑餘之人，以充閹宦。不知蚩尤前將若之何？予曰：奄，精氣閉藏者，人固有生而然者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眾，豈無生而奄者若干人，以出入天子之禁闥，以傳天子之命令哉。欒巴生東漢，尚給事掖庭，上世可知。考天官所屬，奄有四十四人，地官有十二人，春官八人，共計之六十四人。成周號稱百官備，庶務繁，數僅如此，況上古之代，某用彌寡，取諸天之所生而已足，此何必俟其人自陷於罪戾，而後吾從而刑之，復取而用之，以供吾之職役哉？《靈樞經》，黃帝歧伯已及宦者無須。然此書出戰國之末。
又按《革奄宦策》云：「周猶以罪人供事，秦漢以降，悉平民矣。」予謂，毋論李延年坐法腐刑，方給事狗監中。石顯、弘恭皆少坐法腐刑，方為中黃門。漢腐刑尚存，平民無自宮以求用者。即司馬遷為中書令，尊寵任職，亦以李陵故獲罪，獲罪後下蠶室，方可為此職。蓋原名尚書令，武帝遊宴後庭，始改今名。昔以士人為之，帝改用宦者以典機事，是遷為中書令，已不復列於士類，唯給事殿省，為銀榼左貂之儔矣。可恥孰甚。故每感慨，嗚咽不自禁。憶東海公編《古文淵鑒》，問予《報任安書》可入選否？予曰：此大有關係文字。近袁公繼咸題其後曰：「負絕代良史才，寧賤辱自處，以杜閹宦擅政用人之漸，其為天下萬世慮尤深遠矣。」可稱遷知己。並載此語書後，以徹乙夜之覽，亦可以當諫書也。公曰：善。
又按《立政》篇「庶常吉士」，又云「其惟吉士」，召公戒其君亦詠「藹藹王多吉士，藹藹王多吉人」。周家用人之法，惟在吉。《冏命》襲其語曰「其惟吉士」。憸人者，吉士之反，虞廷之所謂凶人。《立政》篇「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又云「其勿以憸人」，《冏命》亦曰「爾無昵於憸人」。其襲取可勿問矣。
又按穎達《疏》，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今命太僕，謹簡其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此雖為偽古文宛轉解得，猶知有《周官》之典在。不似蔡氏竟云：成周時，凡為官長，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之謬也。蔡《傳》凡征及故實處，非略則謬，儒者之無用如此。
又按唐永淳元年，魏玄同上言選舉法弊曰：「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群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竟以偽古文為真周官制，不知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八者，皆人君馭臣之大柄，塚宰不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第掌其副貳，為考其當否，以將順匡救之，於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賓興，司馬所掌之詔事，則謂其以能，皆無關辟屬。吾不知玄同所讀是何《周禮》也？得毋以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從事悉任之牧守，遂上意成周亦當然乎？誤矣。
又按《宋史·儒林傳》，朱子謂蔡元定曰：「人讀易書難，子讀難書易。」蓋言其穎悟也。餘曾欲移此二語論《尚書》，今文所謂難書也，古文直易書耳。人於二十五篇之蹈襲之訛謬處，俱莫知辨析，非讀易書難乎？於三十一篇，朱子亦不果斷句讀者，群且習孔、蔡二傳為固然，莫敢是正，非讀難書轉易乎？聞者多為之笑。茲以《冏命》屬二十五篇終，故附其下雲。又按姚際恒立方曰：《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褵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褵命》，復寧。《紀》謂太僕國之政，非太僕正也。命伯褵申誡之，非命伯[B17H]為太僕正也。與《書序》絕不相侔。餘曰：子抑知所以不侔之故乎？蓋逸《書》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卻《書序》之文，載入《本紀》。若魏晉間無由睹逸《書》，但止依傍《書序》為說，而不顧與史背馳。真古文，偽古文，於茲又見一斑雲。
○第一百一
鄭夾漈謂，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餘亦謂，今文明，則古文如指諸掌。其相關合，尤在《金縢》《蔡仲之命》二篇。《金縢》為千載來儒者聚訟，今亦漸次渙釋。獨難處「則罪人斯得」一語，以為知流言出管蔡，謂之罪人邪？何不立歸公？且《鴟鴞》詩「既取我子」，分明管蔡已陷於死，公痛其兄之詞如此。上文「辟」將又作「刑」，「居東」又作「東征」。近讀郝氏敬辨解云：其居東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釋也，「則罪人斯得」，謂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即管叔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計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黨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為叔請。進無以白於王，退無以解於兄。管叔所以驀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沈痛，不能伸一臂之力。於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鴟鴞》見《豳風》，然史不稱叔，稱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雲，管叔以殷畔，朝廷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鴞》之詩猶不悔也。欲誚讓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啟金縢，然後悟耶？惟上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為罪，則以流言為忠。以叛為罪，知叔之當討。以流言為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成王之蔽於讒也。蓋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久，管叔既以叛誅，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即叔也。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記「罪人斯得」於公居東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即詩云「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之意。世儒不達，誤謂公以流言得叔。嗟夫，古人立木求謗，聞謗動色，即非聖人，況口舌風聞，殺兄自明，視管叔所為，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據而知其非公得邪？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必不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己不利，而又專製興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聞謗不辨，輒自引避，處憂患而巽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為刑辟，孔書承訛，偽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於《春秋傳》，衛祝佗云：「管蔡啟商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為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為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偽增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為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為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為黜商命，非為流言也。是時罪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既黜殷，殺武庚是也。」故《書》，《大誥》後《金冏》；《詩》，《東山》後《鴟鴞》。編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為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為討管叔，今《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曖昧片語，奚損盛德？而擅興師旅，甘心同氣，兄弟之惡，不過鬩牆。而羽檄星馳，播告四方，豈聖人所為？況為謗之初，既不忍累兄，自白避位之後，又豈肯因謗殺兄？學者窮經，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既厚誣公矣，乃詭稱大義滅親，援湯武放殺為解。夫湯武放殺，無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跡昭然。桀紂負天下，天下棄之。兄雖負弟，弟詎忍棄兄？《常棣》一歌，千古含淒，《七月》《鴟鴞》皆為傷兄作。《大誥》《康誥》垂泣而語，《無逸》戒譸張亂殺，《立政》教敬爾由獄。《詩》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公蓋終身未忘於管叔之死也，豈其既殺兄而呻恫至此極乎？《孟子》之書，最為近古。陳賈問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有諸？孟子曰：然。陳賈曰：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皆言公失於使兄耳。若更有殺兄之事，陳賈巧詆，豈不盡言？而孟子又豈真以誤使為過？不知誤使猶為過，況其殺之，豈但過而已邪？故某嘗竊幸公所以得免於殺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及掌者，正唯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謗不早避，避不即東，管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紂子挺戈西向，公於此時欲避不及，欲不與於殺叔不可得矣。惟其聞言即去，不利之謗自解，去而居東，反側之謀坐銷。是以管叔之叛，遲至二年之後，東方情形悉於居東之久。公在外，二公在內，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於推刃同氣之慘。此其應變精密，幾事能權，豈尋常思慮可到？當世疑公殺兄，亦以是耳。嘗觀虞舜愛弟，周公愛兄，同也。舜寧不有天下，而不忍亡弟；公寧不有塚宰，而不忍亡兄，其志同也。顧舜為人主，力可曲全；而公為人臣，勢不能兼芘。家庭之變，舜慘於公；而遇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今古遭逢有幸不幸哉。世儒又有疑《金縢》非古者，嗟夫，不有《金縢》，公之冤不白於後世矣。其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傳寫聖人心跡，曠世如見。曰「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立言有體，紀時紀事，可征可信，為千古尚論公案。後人得據此以折服好事之口，作史之功，於斯為大。世儒不察《蔡仲之命》為妄作，顧謂《金縢》為可疑。某嘗哂千古少讀書人非誑語也。
按讀辟為避，太史公書亦然，王肅始解作刑辟。漢儒當是魏儒也。以《康誥》為成王書。《書序》及《傳》定四年皆然。蔡氏從經文證辨，屬之武王，良是。郝氏必欲易之，得毋以由舊為翻新地邪？余嘗愛黃楚望注經於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朱子至讀之汗下。將合是二說，為郝氏告焉。
又按讀《金縢》，信「王翼日乃瘳」，人死可以請代免，則益信周家得祈天永命之道。不然，那能遂過其曆？讀《文王世子》，不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聖人豈能與子以年？則亦不信武王九十三而終，如金仁山所辨者。或問：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亦可信與？曰：否。《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癸未生，於今六十年，厥後武王享天下七年，是其崩壽且六十六，豈五十四乎？且必六十六，生當於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己卯有天下，年六十，故曰武王末受命。不然五十四耳，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也，而得謂之老哉？
又按郝氏自謂，《金縢》之解，古所無達者，信之。餘亦謂仁山《梓材》之解，古所無，惜少未盡。蓋自《康誥》篇首錯簡四十八字，蘇子瞻欲移冠《洛誥》，朱子是之，蔡《傳》從之，而仁山則以《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與咸勤誥治之事不合，不可冠，致確。《梓材》一書，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為宅洛之文，朱子是之，蔡《傳》又頗不然。而仁山則以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正合以《康誥》敘冠《梓材》為一書，但衍「王」字、「封」字，仍「曰」字耳，致確。其所未盡者，謂《召誥》三月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殷之書，則《多士》篇是。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即此《梓材》是。其敘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愚考甲子乃月之二十一日，哉生魄則月之十六日。哉生魄在前，甲子在後，豈可並於一時，又豈可以哉生魄字不合，而擅削去之與？竊以是歲三月甲辰朔，乙卯周公始至洛，丁巳用牲於郊，戊午社於新邑，祭告事畢，翼日己未望，方大與斧斤版築之事，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周公乃作《大誥》焉。後又五日甲子，周公以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焉。故前敘從詳，後敘從略，亦可概見。或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必一句讀與？曰：然。侯甸男邦伯，周有九服，此居其三，根庶殷言之也。侯甸男邦采衛遂有九服之五，此本四方言之也。服有廣狹，則當時徒眾有多寡，各任厥事。且細玩《召誥》一書，似專為庶殷。一則曰「以庶殷攻位」，再則曰「用書命庶殷」，三則「曰庶殷丕作」，即下召公旅王，若公亦以誥告庶殷為詞，初未闌入他諸侯。故雖興役於望日，《大誥》「爾邦君」亦不見《召誥》之敘。其書法嚴如此。仁山謂此庶復見古書之舊，餘嘉其有大復古之功，而少案文切理之實，故訂之以俟後之君子雲。
又按蔡《傳》計《金縢》書首尾凡七年，非也。克商二年，歲在庚辰。後五年乙酉，武王崩。明年，成王紀元，周公辟居東，凡二年，罪人始得，秋大熟，輒係於此二年中。獨仁山以「於後」二字，謂詩當作於二年之後。秋大熟乃成王三年戊子尤合。蓋是書首尾凡九年雲。通計之《召誥》《洛誥》合一年，《禹貢》十三年，今文《堯典》一百五十二年。以月計之，《召誥》起二月訖三月，《洛誥》起三月訖十二月，古文《武成》起一月訖四月。以日計之，《顧命》十一日，始四月癸亥訖癸酉；《召誥》三十五日，始二月庚寅訖三月甲子；《洛誥》三百一十四日，始三月乙卯中閏九月訖十二月戊辰；《武成》一百四十四日，始一月壬辰中閏二月訖四月乙卯。其他書則未有出一日者。
又按蔡《傳》云：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果爾，周公亦為失言。三後在天，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召誥》篇「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周書》「祭公不豫曰：朕身尚在茲，朕魂在於天昭王之所」。李泌對唐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君前稱謂得體處。若王陵讓陳平絳侯：何面目見高帝地下？田延年責霍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北齊明帝臨崩，口授詔：朕得啟手啟足，從先帝於地下。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與蔡《傳》同一失。
又按吳文正為董鼎序書，極詆蔡《傳》。謂《金縢》「弗辟」，蔡遵鄭《注》，既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矣。然於詩《鴟鴞》卻云：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說相反。一簡之內，前後抵捂，何哉？致確。但仍襲孔《傳》辟字義，吾不謂然。
○第一百二
闕
○第一百三
十六字餘既證其所出非真舜言，詳味「堯曰：谘爾舜一節」，又覺「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偽作者插入「敬修其可願」之下，為舜誤會堯之言。何者？「四海困窮」自不得如漢《注》作好，「天祿永終」亦不得如朱《注》作不好。蓋「允執其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且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著《王命論》，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敘，位過厥任，鮮終其祿。不終、鮮終，方屬弗祥。魏晉間此人似認此二句為一連，故於上文先作「警辭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下即續「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使古文果真是舜承堯之命於六十一載前，解固如彼述之以命禹於六十一載後。解又若此，亦怪而可笑矣。
按《前編》載其師王文憲柏曰：讓於德弗嗣下無再命之辭，巽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語，何也？蓋《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予極賞心。然謂是脫文，亦不必。要堯之告舜，卻應在斯時。
又按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獻帝禪位於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衝奉策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皆節去「四海困窮」一句，以聯上下。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倒置之義尤顯白。今文《召誥》篇「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遐，遠也。遠終雖指殷已亡，然不得以絕字訓終。以絕訓終，蔡《傳》及朱子所未安處。
又按賈誼《新書》載帝堯曰：我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莊子》，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由是觀之，則當禪位於虞之日，其視四海為困窮，夫復何疑。
又按《論語》「孝乎惟孝，天祿永終」等，朱子一以二十五篇為據，更其句讀，效其語意，反以前此本為未定，待此而定，曾不悟晚出者之非。楊慎有言：儒者通患，信今而疑古。《春秋》，三傳之祖也，反以三傳疑《春秋》；《孟子·班爵祿章》，王制之祖也，反以漢文令博士諸生作者，而疑《孟子》此章不與相合《詩》《楚辭》，音韻之祖也，反以沈約韻而改《詩》《楚辭》古音以合之。繆已甚矣。竊謂篤信晚出《書》者，何以異此。
又按永終之不得訓絕，亦猶鬱陶之不得訓憂耳。博征之，《金縢》，「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詩·周頌》「以永終譽」。漢元帝紀詔曰：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外戚傳》，班倢賦曰：共灑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孫權傳》，文帝策命曰：以勖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又權詔淵曰：相我國家，永終爾休。《虞翻傳》，子氾曰：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皆無絕也之解，何獨至《論語》而雲然乎？向謂訓詁之學，至宋朱子而失，固非無征。當更征之四子書，有依古注修入，未及改者；有自以意解，不案諸字書者。有古注當存者，有闕略者及誤者，有注如是已足不必贅者，有彼善於此者有未會歸於一者。凡字非正訓，隻得言猶以似之。苟既係的解，何須為此？而《集注》有多蹈此，至不可勝舉者。或曰：《集注》為朱子生平第一解，其失亦有若是與？餘曰：此第失之小者。若詩「不競不絿」，《毛傳》，絿，急也。《說文》《左傳》杜《注》並同，《廣韻》，絿，急。引《集傳》卻云：絿，緩也。「宵爾索」，《爾雅》，，絞也，謂夜而繩索糾絞也。《廣韻》，，糾絞繩索。即朱子《孟子注》猶然，何《集傳》云：索，絞也；，索也。文義違反至此，「罪罟不收」，《說文》，罪，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罪似皇字，改為罪。不知罪者，捕魚行罔也。凡秦以前書有罪罟，即網罟一例字麵。何《集傳》云：刑罪為之網罟。豈所稱識此字者乎？或曰：朱子遠本《毛傳》，近引蘇氏，是朱子前固有之。餘曰：「綿蠻黃鳥」，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綿蠻作鳥聲。終當從《毛傳》，綿蠻，小鳥貌。《韓詩薛君章句》，綿蠻，文貌。為是。「白鳥翯々」，雖朱子前有五臣《文選注》，裛裛，白貌。終當從《毛傳》，翯々，肥澤也。《說文》，鳥白肥澤兒。《字林》，鳥白肥澤曰翯。為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說，而廢曆來相傳之訓詁者也。或曰：子於朱子之學，素所稱受其罔極之恩，何茲詆之若是？餘曰：非敢詆也。即以孟子論，其所著七篇書內，亦有注海注江，違卻地勢，忽舉百鈞，人情難推，為行文之失處。何曾以此貶賢孟子？既然，朱子抑復可知。或曰：子攻舉子業遵集注莫敢或爽，何獨著書不爾？餘曰：今用之，「吾從周」，又曰「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此經生家遵注說也。若我輩窮聖人，經自當博考焉，精擇焉，不必規規然於一先生之言。則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等法，在聖人當日，蓋亦並行不悖者。且縱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而俾聖賢之旨終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餘竊居罪之小者而已。朱子嘗云：一部《論語》，白頭亦解說不盡。是以易簀前三日，手自更定《誠意章注》，又每欲重整頓《易本義》，豈非求告無憾於聖賢，而不以為已足乎？後之學者，猶苦以舉業之見施之窮經。朱子有靈，正恐未必，實以為知言也矣。
又按顧氏《音學五書》，古音分為十部，第二部以去聲，十九代入聲，二十四職，二十五德，通為一。予因悟《孟子》「放勳曰」節，亦皆韻協。何者？來與徠同在代韻，直翼在職韻，得德在德韻，合前躬中窮終同出一東。何堯矢口輒爾諧聲？亦一異聞。
又按古經殘闕見於他書，可信者，莫尚《論語》「谘爾舜」二十二字，《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俱未為古文所襲用。以無處湊泊，故《大禹謨》一用「天之曆數在爾躬」等句，韻不貫，義相左，其敗立見。次則《禹貢》「至於大伾」之下，「北過洚水」之上，太史公補出三十字曰：「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二渠者，一出貝丘，一漯川，西漢末始並行漯川。當太史公時，宣房既塞，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負薪從行，得於目擊，故載之《河渠書》。禮失而求諸野，官失而學諸夷，詎不信哉。
又按向謂作偽《書》多因其時之所尚。此《書》出魏晉間，少前則《三國志》。《志》載明帝詔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曆數久在聖躬。陳留王奐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曆數在晉，詔禪位於晉嗣王。此方解終是畢也，盡也，與《大禹謨》解同。蓋人之解有恪遵師說者，如《王基傳》，散騎常侍王肅注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王基者，康成之門人也。有一時風尚不相謀而說適合者，如《李訁巽傳》，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李訁巽者，蜀儒也。合以大兵一放，玉石俱碎等語，益驗《書》出魏晉間，即魏晉間人之手筆云爾。
○第一百四
餘向以史遷受逸《書》二十四篇，內有《胤征》，見其文與《書·小序》無異，故以《序》為可信，載入《夏本紀》。今且見《五子之歌·序》亦然。《序》曰：「太康失邦」，此必太康淫樂縱欲，羿以彊諸侯，代有夏政，遂喪其宗社。又曰：「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必仲康等以羿實逼處，相率出奔須，於洛水之北作歌敘怨，必非太康以久畋失國，又必非兄弟五人盡從而田，且奉垂白之母以行也者。馮景山公以書來，曰：近讀《五子之歌》至「厥弟五人禦其母以從」，插此冗句，殊不可曉，且即如太康出畋於其母何與？婦人無外事，迎送不出門，禮也。豈合從子盤遊耶？又豈厥弟五人逆知後羿將距於河，遂蚤禦其母以從耶？果爾，則當垂涕泣而道諫，止其兄以篤親親之誼可也。既知而不言，坐待其敗，雖作歌以敘怨，亦何及哉？餘答之曰：此辨誠善，解同孔安國。然金氏《前編》謂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篡國，故五子禦母避難，跡太康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國，故於洛汭，而不至洛表，又將何以辨孔穎達《疏》？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行文之勢宜然。金氏意，則禦母以從，原在距於河之後，事實宜然。亦最有理。則此辨雖善，恐未足以服作偽者之心。山公語塞。餘曰：不若直以其母斷之，而知必無是事也。山公問故，餘曰：禹言「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蓋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氏女，當在丁巳。戊午啟生，即次歲，方去癸亥告成功之年頗遠。故中間數年得三過其家門。啟以生於戊午，計曆堯之崩與舜之崩，俄而禹崩，及啟即位，改元，歲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以是時其元妃未必存，況又曆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啟若存，壽一百一十四歲。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嫁，此蓋言其大限。若國君，則十五而生子，禮也。妃定與之齊年，天子何獨不然？是仲康等禦其母以從，母年當一百一十有四矣。莊子言，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惟堯舜逾上壽之外，他不少慨見。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矣。昔有人毀直不疑善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弟。問第五倫，聞卿為吏，篣婦公。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故柳宗元合而言曰：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雲撾婦翁者。餘於《五子之歌》之母也亦然。山公為大笑。
按馮山公又云：篇名《五子》，子者，有親之稱。是時父啟已逝，妄意其母尚存，特插入此句，祇要關合子字耳。不意遇閻徵君發此，一篇虛空粉碎矣。援據辨駁，亦從十三經注疏來，但□□古人處。
姚際恒立方曰：因五子稱子，憑空撰出一母，仿佛與《凱風》七子相似。相似者，本意為用此一怨字耳。蓋《孟子》有「《凱風》何以不怨」，則《凱風》不宜怨。此與《小弁》之詩親與兄之過大，皆宜怨者也。
又按馮山公云：鬱陶乎予心，用象思舜之語，又是關合昆弟事，其巧於作偽如此。不意卻錯認，詳見《疏證》卷四第五十六。
又按穎達《疏》引《說文》曰：羿，帝嚳射官也。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此自出二書，蔡《傳》乃云：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是賈景伯又有《說文》矣。
又按蔡《傳》，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為天子，實先都吾晉陽，後遷平陽府，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真屬臆語。即《書》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確，惟《漢書》臣瓚《注》：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傳》。
又按杜氏《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而六名。餘謂尚不止此，昭元年曰：唐定四年曰夏虛。《晉語》曰：實沈之虛。襄二十四年曰：陶唐（杜《注》，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世本》曰：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詩譜》曰：堯墟（康成曰：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又六名，皆是也。
又按《國語》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上讀上聲，《五子之歌》易「上」為「下」，雖義較明，而味浸薄。吾最愛賈誼《新書》「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其言深切，足警世主。即孟子今而後得反之之注腳耳（姚際恒立方曰：《國語》，夫人，性陵上者也，故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此處難用此義，故改為下）。
又按柳宗元言出《魏武帝紀》建安十年九月令。
○第一百五
百篇《序》謂之《小序》，伏生時猶未得。《小序》，《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書》兩漢諸儒並以為孔子作（《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似以《序》出自孔氏雲），故寧屈經以從《序》，而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子謂是周秦間低手人所作，尤屬特見。蓋非周秦間不能備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亦不應說之如是庸且妄也。餘獨愛百篇名目確然可信，何則？壁中《書》出，除錯亂摩滅及偽《泰誓》，凡得五十五篇，無一篇名溢於《序》之外者，則可證《小序》所載諸目為無遺漏。朱子亦嘗合為一篇，以附卷末，但仍梅氏之舊本，而未悉復賈逵、鄭康成之次第，猶未古。餘故厘次之於左：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曆試諸難，作《舜典》。帝厘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飫，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馬、鄭、王本作棄）稷》。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啟與有扈戰手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厓，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夏，至於大，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後》。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讚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讚於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於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於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谘胥怨，作《盤庚》三篇。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本作大，自顧彪解作泰，孔穎達因之，誤至今）誓》三篇。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有疾（馬本有不豫二字），周公作《金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周公作《無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馬本作正）。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馬本作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公作《立政》。成王既伐東夷，肅（馬本作息）慎來賀，王俾（馬本作辦）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馬本有成王崩三字）。康王既屍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命作冊畢，分居裏，成周郊，作《畢命》。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馬本作辟），作《費誓》。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平（馬本無）王錫（馬本作賜）晉文侯鬯圭瓚，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按書實百篇，有雲百二篇者，非假造，即緯書。說見孔穎達《正義》。
又按孔穎達於《盤庚·小序》下引束穀云：見孔子壁中《尚書》「將治亳殷」作「將始宅殷」，與世行本不同。益足證西晉人猶見古文經，而東晉則失之矣。
又按《唐書·王勃傳》，初祖通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謂《古尚書》百二十篇。即趙氏岐等說有錄無書者十篇，太史公書如此。定著二十五篇，又梅氏晚出《書》篇數，何王氏祖孫之學，盡摹仿前人與？抑偶合與？
又按今文《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馬、鄭、王本以「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為《顧命》，下則為《康王之誥》。晚出《書》又斷自「王出在應門之內」。遂覺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以類相從，勝真古文《書》。
○第一百六
馬、鄭、王三家本係真古文，宋代已不傳，然猶幸見其互異處於陸氏《釋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於後，以竣後聖君子，慨然憤發，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馬、鄭、王所傳三十一篇之本為正。即不爾，世或有李陽冰其人出，嘗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者，請其手一書此三十一篇於石，置諸西安府學宮內，使觀視摹寫者填咽，亦未必非崇正復古之一助雲。《堯典》：宅嵎夷（鄭本夷作鐵。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則馬本初不異。又考《釋文》云：《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甗，是鄭所改，乃依緯文。甗，古夷字也）平秩東作（馬本平作蘋，普庚反，雲使也）。宅南交（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穎達云：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平秩南訛（馬本平作蘋）曰昧穀（鄭本昧作柳）平秩西成（馬本平作蘋）。平在朔易（馬本平作蘋）嚚訟可乎（馬本訟作庸）帝曰我其試哉（馬鄭王本皆無「帝曰」二字）。如西禮（馬本「西禮」二字作初）僉曰益哉（馬鄭王本僉作禹）《皋陶謨》：天敘有典（馬本有作五）。自我五禮有庸哉（馬本有作五）。天明畏（馬本畏作威）。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馬本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作會（馬鄭本會作繪。又考孔《疏》云：鄭康成《注》，會讀為繪。則鄭本初不異，但讀為繪耳）《禹貢》：島夷皮服（鄭康成《注》，鳥夷東方之民，摶食鳥獸者也。王肅《注》，鳥夷，東方夷國名。與孔不同，是鄭、王本島作鳥）。作十有三載乃同（馬鄭本載作年）。厥土赤埴墳（鄭本埴作戠，鄭王皆讀曰熾）。瑤琨筿簜（馬本琨作貫）諲於江海（鄭本掞作鬆，鬆當為掞，馬本作均、雲、均、平）滎波既豬（馬、鄭、王本波作播，謂此澤名，滎播）導岍及岐（馬本岍作開）。《甘誓》：天用剿絕其命（馬本剿作巢，於小反）。《盤庚》中：誕告用亶（馬本亶作單，音同，誠也）。《盤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鄭本心腹腎腸作憂腎陽）。微子用乂讎斂（馬本讎作稠，雲數也）自靖（馬本靖作清，謂潔也）《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馬本迓作禦，禁也。又考孔《疏》云：王肅讀禦為禦，是王本又作禦）《洪範》：明作穀（王肅《注》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是王本抃作悊）無虐煢獨（馬本無虐，作亡侮）曰蒙（王肅《注》，霿，天氣，下地不應暗冥也。鄭康成以霿者，氣澤。鬱鬱，冥冥也。是鄭、王本蒙作霿）。曰繹（王肅《注》，<囗>、霍驛，消減如雲氣。鄭康成以為明，言色澤，光明也。是鄭王本驛作<囗>）曰豫（鄭王本豫作舒，鄭雲，舉，遲也。王雲，舒，隋也）。《金縢》：噫公命（馬本噫作懿，猶億也）。惟朕小子其新逆（馬本新逆作親迎）。《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馬本「猷大誥爾多邦」作「大誥繇爾邦多」。又考孔《疏》云：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是鄭、王本仍作猷）。天降割於我家（馬本割作害）不少延（馬讀此為句，不為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十二字），《酒誥》：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德明雲，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吾謂此「成」字後錄《書》者加之，未可從。又考孔《疏》雲，馬、鄭、王、本皆有成字）。《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馬本付作附）。《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馬鄭王本弋作翼，義同）。大淫泆有辭（馬本泆作屑，雲過也）。《無逸》：嚴恭寅畏（馬本嚴作儼）。文王卑服（馬本卑作俾，使也）。則皇自敬德（王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君奭》：迪見冒（馬本冒作鄜，勉也）。《多方》：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馬本迪作攸，雲所也）。爾罔不克臬（馬本臬作劓）。《顧命》：王不懌（馬本懌作釋，雲不釋，疾不解也）。在後之侗（馬本侗作詷，雲共也）。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執戈上刃（馬本綦作騏，雲青黑色）。三吒（馬本吒作詫）。《康王之誥》：王若曰（馬鄭王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呂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鄭本「劓刵椓黥」作「臏宮劓割頭庶剠」，又考孔《疏》雲，鄭康成《注》，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為羈黥人麵。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為。是鄭本又初不異，未知穎達何自矛盾）。俾我一日（馬本俾作矜。矜，哀也）。王曰籲（馬本籲作於，於於也）。惟來（馬本來作求，雲有求，請賕也）。《秦誓》：惟截截善諞言（馬本諞作偏，雲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
按唐明皇寫《尚書》，以今字，藏其舊本。《宋史·藝文志》，遂無三家所注古文《尚書》，宋中葉雖間有出者，要亦未是三家本。故宋人云：古文《尚書》作某字。餘概不之及，惟斷自唐以上之人之書，摘次於後，以補陸、孔二氏所未備焉。裴泬《史記注集解·五帝本紀》，《堯典》「四嶽」，鄭本作「四狄」。「三載汝陟帝位」鄭本作「三年」。「輯五瑞」，馬本「輯」作「揖」，注曰：揖，斂也。「柴」，鄭本作柴，注曰：柴，燎也。「贄」，馬本作「摯」。「眚災肆赦」，鄭本作「眚災過赦」，注曰：眚災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俞汝往哉」，鄭本「俞」作「然」。「寇賊奸宄」，鄭本「宄」作「軌」，「惟明克允」，馬本作「維明能信」，注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歌永言」，馬本作「歌長言」。《夏本紀》，《禹貢》「奠高山大川」，馬本「奠」作「定」，注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島夷皮服」，鄭本「島」作「鳥」。「濟河惟兗州」，鄭本「兗」作「沇」。「灉沮會同」，鄭本「灉」作「雍」。「作十有三載乃同」，鄭本「載」作「年」。「巘於江海」，鄭本「巘」作「均」，注曰：讀為巘。「沱潛既道」，鄭本「潛」作「涔」。「惟箘簵楛」，馬鄭本「枿」俱作「簬」。「三邦底貢厥名」，馬本作「三國致貢其名」。「終南惇物」，鄭本「惇」作「敦」，注曰：敦物在右扶風武功。「至於豬野」，鄭本「豬」作「都」，注曰：都野在武威名休屠澤。「導岍及岐」鄭本「岍」作「汧」，注曰：汧在右扶風。「北過洚水」，鄭本「洚」作「降」，注曰：降水，在信都南。「嶓塚導漾」，鄭本「漾」作「瀁」，注曰：瀁水出隴西氏道。「又東至於澧」，馬鄭王本「澧」俱作「醴」。「溢為滎」，鄭本「溢」作「泆」。「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惟鄭本「庶」作「眾」，「底」作「致」。《皋陶謨》：「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鄭本「庶」作「眾」，「邇」作「近」，「天其申命用休」，鄭本「申」作「重」，注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在治忽」，鄭本「忽」作「曶」，注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殷本紀》：《湯誓》「有眾率怠弗協」，馬本「弗協」作「不和」。《西伯戡黎》「不有康食」，鄭本「康」作「安」。《周本紀》：《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鄭本「弗迓」作「不禦」，注曰：禦強禦謂強暴也。「奔」作「醿」。《魯周公世家》：《金縢》「史乃冊祝」，鄭本「冊」作「策」。「乃命於帝庭」，馬本「於」作「於」。「我先王亦永有依歸」，鄭本有「下有所」字。「毋逸爰暨小人」，馬本「爰暨」作「為與」，注曰：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乃或亮陰」，鄭本作「梁闇」，注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雍」，鄭本「雍」作「歡」，注曰：歡，喜悅也。「舊謂小人」，馬本「舊」作「久」。「誓魯人三郊三遂」，王本「遂」作「隧」。《宋微子世家》「微子我其發出狂」，鄭本「狂」作「往」，注曰：發，起也。我其起作出往也。「今爾無指告於顛惣」，馬本「惣」作「躋」，注曰：躋，猶墜也。《鴻範》「威用六極」，馬本「威」作「畏」、注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土爰稼穡」，王本「爰」作「曰」「從」作「作」，馬本「治」作「治」。「錫汝保極」，鄭本「汝」作「女」。「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王本「邦」作「國」。「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鄭本「汝」俱作「女」。「皇極之敷言」，馬本「皇」作「王」。「於帝其訓」，馬本「訓」作「順」，注曰：於天為順也。「是訓是行」，王本「訓」作「順」，注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乃命卜筮」，注引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囗>霧克也。又曰：雨者、濟者、<囗>者、霧者、克者，則鄭本曰<囗>，在曰霿之上，王本亦然。又「曰霽」鄭本作「曰濟」。「衍忒」鄭本「忒」作「貣」。「立時人作卜筮」，鄭本「作」作「為」。「王省惟歲」，馬本「省」作「眚」。
又按鄭氏《周禮注》引《召詔》：「太保朝至於洛」，「洛」作「雒」。「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作「於雒汭」。《呂刑》：「度作刑以詰四方」，「作度」作「詳刑」。《堯典》：「宅西曰昧穀」，作「度西曰柳穀」。《禹貢》：「羽畎夏翟」，「翟」作「狄」。《皋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畏」作「威」。《洪範》：「謀及庶人」，「人」作「民」。《顧命》「越翼日乙丑王崩」，「翼」作「翌」，「王崩」作「成王崩」。《皋陶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絺」作「希」。《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作「曰雨曰濟曰蒙曰驛曰克」。《金縢》：「啟籥見書」，「啟」作「開」。又「體王其罔害」，「罔」作「無」。又「以啟金縢之書」，「啟」亦作「開」。《堯典》：「平秩東作」，四「平」字俱作「辨」。《顧命》：「大輅在賓階麵」，四「輅」字俱作「路」，「綴」作「贅」。《禹貢》：「溢為滎」，「溢」作「泆」。又「滎波既豬」，作「滎播既都」。又「灉沮會同」，「灉」作「雍」。《甘誓》「予則戮汝」，「」作「奴」。《費誓》：「杜乃擭敜乃阱」，「費」作「柴」、「杜」作「度攵」。《酒誥》：「有正有事無彝酒」，「正」作「政」。《堯典》：「肆覲東後」，「肆」作「遂」。《禹貢》：「杶幹栝柏」，「杶」作「塤」。
又按鄭氏《禮記注》引《大誥》：「越爾禦事」，「爾」作「乃」。《禹貢》「三百里納秸服」，「秸」作「鞂」。《金縢》「公曰體其罔害」，「罔」作「無」。《堯典》「夔命汝典樂」，「汝」作「女」。《牧誓》「今日之事不愆於四伐五伐」，「愆」作「過」，無「於」字。又「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於」作「於」。《皋陶謨》「予弗子」，「弗」作「不」。又「簡而廉」，「廉」作「辨」，《堯典》「流共工於幽洲」，「洲」作「州」。《無逸》「乃或亮陰」，雲古作「梁闇」。
○第一百七
安國《大序》一篇，冠五十八篇之首者，朱子謂其不類西漢人文章。又曰：祇是魏晉間人所作。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餘直謂此篇蓋規摹許慎《說文解字序》而作，觀其起處，猶可見。至承襲而訛，遂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說文解字序》曰：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古文者，即孔子壁中書。若以自秦以後，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前，無所為古文也者，不知《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為一代之功令也，豈得雲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參考而後可識也。
按《說文序》以初造書契為黃帝之史倉頡。此自從《易·係辭》及《世本》來，極確。安國《大序》妄以為伏犧氏，孔穎達從而傅會，正可一筆抹殺。詳見餘《潛邱劄記》。
又按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發塚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藏在秘府。杜預時謂科斗書久廢則可，孔安國時則不可。即《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丘明傳《春秋》，皆以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不然，何後又云：張倉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但謂漢承秦製，以八體試學僮。不雲六體，與蕭何律悖，餘不可以不辨。
又按秀水徐嘉炎勝力謂餘，《書大序》不類西京不待言，而尤悖理者。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上文明雲皆帝王遺書，既帝王遺書，夫子刪之定之可也，黜之除之其可通乎？學士逃難解散，何其俗；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何其卑靡。竟類近代矣。且表章六經，莫盛漢武。一巫蠱事，何至經籍道息。餘曰：經籍道息，猶言不重此道云爾。語頗輕，以是折《大序》，恐未足服其心焉。又按衛宏古文奇字，《序》先於許氏，止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又云：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未嘗雲漢不用古文，誤由於《說文序》「漢以八體試學僮」一語，不知漢乃六體。六體有古文在內，與秦殊。又誤於新莽時六書古文奇字云云，不知此即漢六體舊制，非莽始。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一隱一見宛然。蓋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習尚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王伯厚以秦下令焚書，始禁古文，距漢興才七年。
又按鄞萬言貞一與人論《尚書》疑義，書中一條云：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寢之不報者乎？亦佳。
又按《說文序》，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尉律》，漢律篇名，蓋漢至和帝時，蕭何所草律，已不行。學僮不試古文，僅有一二通人如賈逵輩，方相從受古學耳。降至晉衛恒作《書勢》，去漢逾遠，並謂魯恭王得孔子宅書，時人已不復知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代秘藏，希得見。恒曾見《書大序》與否，未可知，要彼時自有此種議論散諸撰述。益征《大序》不作於漢武之時決矣。
又按《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雲。孔安國序《尚書》，謂伏犧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後小司馬《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狖《外紀》皆本之。愚嘗讀《易·係辭》而知其非也。《係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蓋指黃帝、堯舜，豈謂伏犧氏乎？《世本》曰：黃帝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又曰：倉頡作書。許慎《說文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跡，初造書契。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垂衣裳，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衛恒《書勢》曰：昔在黃帝，創製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又曰：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則書契之作，斷斷乎始於黃帝世無疑矣。然則，謂包犧氏為萬世文字之祖者，其說非乎？曰：此自為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原本於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於六書，其先後固自別爾。
○第一百八
闕
○第一百九
闕
○第一百十
闕
○第一百十一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段中四語致難解。癸亥甲子，晤吾友胡朏明京師，就質此義，朏明好精思，每至忘寢食，曰：此非可以倉卒對也。越數日，來告曰：均是二尺四寸之簡，而字數多少不同，何也？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為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為一簡。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向據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然其間有脫字脫簡之別。脫字者，傳寫之遺漏，下文所謂脫字數十者是也；脫簡者，編次之失亡，《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是也。必言率簡若干字者，脫亦若干字。蓋以字數之相應，證中古文之足信也。然則，伏生所藏與孔壁之所出，每篇每簡字數輒同乎？曰：非然也。藉令如此，向但當以簡計，不必以字計矣。唯簡之字數有多少，則篇之簡數有贏縮，古文今文參錯不齊，故復言此以明之。或問二篇脫簡始於何時？弟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伏生《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則彼時當即有脫簡，非必博士官溺職之所致也。又曰：竊意古人受經於師經，有若干篇，篇有若干簡，簡有若干字，終身守之不敢違。及轉寫以授其弟子，亦不敢略有所增損。蓋損其字數，則簡數必溢；增其字數，則簡數必虧。非所以敬師傅，壹睹記也。即此二篇，推之其餘篇可知，而他經亦可知矣。復越數日，告曰：頃讀《春秋左傳序》《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此尤可以證率簡若干字之說。蓋簡製狹長，僅容一行，故向但雲率簡若干字，而義已明，不必以行計也。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誥》脫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
按餘亦有一證，《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唯一簡是一行，方下以兩句為對。若如餘初疑作數行，音殊豈待言。又按《左傳》《疏》云「單執一劄，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余嘗以傳文考之，亦殊未然。襄二十五年，齊南史氏執簡以往，此書「崔杼弑其君」五字，自一行可盡，執簡宜矣。若文十三年，「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亦僅十二字，簡所能容，何用聯簡之策？又杜元凱《序》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果爾，崔杼弑君，何等大事，齊卻書簡，繞朝贈處，常言僚友間耳，乃又書策。反覆皆不合，疑可互稱。善乎，熊南沙有言：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
又按《尚書疏》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此語不知何所自來。餘遍考之，策之制靡定，長短各有所施。簡則二尺四寸。故範書《曹鷫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束穀《穆天子傳序》以前所考定古尺度其間，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班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為異。《南史·王僧虔傳》，有發楚王塚，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又異。至簡容字多少，鄭注《尚書》係三十字，服虔《左傳注》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參以三家經文，《酒誥》二十五字，《召誥》二十二字，亦各不同，要多不過三十字，少則八字雲。
又按顧寧人謂，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引秦始皇琅邪台石刻，同書文字。以為字字始見此。不知前此二年，秦初並天下，書同文字。與即位初呂不韋以所著書布咸陽市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字字已見鄭康成《周禮注》，云：古曰名，今曰字。《論語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儀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當增一筆曰：三代以上，言名不言字矣。
又按《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王伯厚謂律蓋書以二尺四寸簡。杜周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漢禮儀與律令同錄。曹鷫禮既寫以二尺四寸簡，律可知也。然則，二尺四寸為簡定制，蓋非無稽雲。
○第一百十二
自偽孔《傳》有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之說，後說《易》者皆以《河圖》；說洪範者，皆以《洛書》。紛紜膠葛，莫可爬剔。甚哉，其為經之蠹久矣。及讀《漢五行志》，劉歆曰：誵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乃知孔出於歆。向嘗謂魏晉間《書》多從《漢書》來者，豈無征哉？雖然，《河圖》，八卦是也，孔注《論語》有是說矣，要未可盡抹煞。蓋《易·係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與書同出伏犧之世。程子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即如前所雲。伏羲取法，固自多矣，亦何妨更法圖書。且圖書之法，亦不過所謂觀鳥獸之文而已，遠取諸物而已，豈得謂龍馬，出伏羲始能畫，不然，將束手不作《易》哉？至《洛書》出禹，經傳都無其事，於《洪範》尤了不相涉。祗緣歆當莽時，尚符瑞，敢為矯誣傅會，論莫確於明初之宋、王二老，中葉歸熙甫，及近日黃太衝。餘故詳載其說於左方。
按《宋文憲集》，或問於宋濂曰：關子明雲，《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雲，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惟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曆指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範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概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為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卬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為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即所為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華父則又以為劉取太乙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明，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仆亦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為八卦；《書》則畫井文，方圈之內，絕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流，似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群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強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兔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為《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惟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為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耶？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雲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啟司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而並《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揚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圖，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故蔡元定有雲，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置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夢吉力辨其偽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雲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或者無辭以對，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訂焉。此猶以《洛書》屬《洪範》，不及下王子充，見尤確。
又按《王忠文集·洛書辨》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卑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係《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征，烏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也；庶征者，推天而征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讚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疏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征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钜。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征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敘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為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卑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卑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卑，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跡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征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學啟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係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復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又按歸熙甫《易圖論》上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郤子之學也。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而衍之者，為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則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圓，又填圓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周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下曰：或曰自孔子讚《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繄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眾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為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為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入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為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為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又後曰，或曰：子以《易圖》為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知，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跡，以此之跡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沈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策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為之乎？《大傳》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勿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辭，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讚《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和弓乖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向、歆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辨也。又按歸熙甫《洪範傳略》曰：《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啟其衷者。故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卑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汩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大陰騭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征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協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皙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征。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己，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征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向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
又按黃太衝《易學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淄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玄旨。故能遠曆於唐，發為《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種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為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瑀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並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為絕學，故為所欺。餘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又按向讀《論語集注》，《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輒病以《河圖》專屬伏羲，殊狹隘，與上鳳鳥不一例。考諸晉宋誌及《水經注》，黃帝時出焉，堯、舜、禹、湯時出焉，成王、周公時出焉，非止伏羲矣。故《禮記》與膏露、醴泉、器車、鳳麟、龜龍一例，陳之以為瑞。原朱子意，又以伏羲待此而畫卦，尤狹隘。不見《易係辭》先言則天生之神物乎？效天地之變化乎？象天垂象之吉凶乎？然後及河之《圖》、洛之《書》。則《圖》《書》者，不過聖人所由作《易》之一端耳。故朱子他日曰：《圖》不出，《易》亦須作。旨哉，是言也。諸書有雲圖載天子之寶器者，或曰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或曰列宿鬥政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要非止八卦一種矣。祗緣三代而降，鳳鳥尚有，《河圖》絕無。魏青龍中圖出，而非龍馬。宋朱子時龍馬出，而非負圖。益覺當以《河圖》屬伏羲，伏羲須待此畫卦矣。甚哉，其說之固。
又按《洪範》篇，二孔俱不言有錯簡，宋蘇子瞻始言之，以「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為五紀之傳，係於「五曰曆數」之下。逮金仁山參以子王子益定，又以「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為皇極經文，「曰皇極之敷言」至「以為天下王」為皇極傳文，共一百字，皆係於「皇建其有極」之下。「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一百四十六字，係於「五曰考終命」下，為五福之傳。「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八字係於「六曰弱」下，為五福六極之總傳。讀之頗覺如昌黎所謂文從字順，皇甫湜所謂章妥句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