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

关于人类的观念,世上有好几种:即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希腊的异教徒观念和中国人的道教和孔教的观念(因为佛教的观念太悲观了,所以我不把它包括进去)。这些观念,由它们深湛的讽喻意义上说来,并没有什么分别,尤其是在具有高深的生物学和人类智识的现代人,给予它们一种广义的解释后,更不能分其轩轾,可是在它们原来的形式上,分别仍是存在的。

依传统的正统基督教观念,人类是完善的、天真的、愚笨的、快乐的赤裸着身体在伊甸园里生活。后来人类有了智识和智慧,于是堕落了,这就是痛苦的起因。所谓痛苦,主要的是由于(一)男人方面的流汗工作;(二)女人方面的生男育女的疼痛。为要显示人类的缺点起见,基督教又引进一种人类的新成分,和原来的天真完美相对照。这种新成分就是魔鬼,它大概是由肉体方面去活动;而人类较高尚的天性则由灵魂方面去活动,我不知道“灵魂”在基督教神学里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但是这“灵魂”变成了一种实物,而不是一种机能,变成了一种实质,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把灵魂不值拯救的禽兽和人类明确地划分了。在这里,逻辑便发生了问题,因为“魔鬼”的来源必须解释,然而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他们平常的学者逻辑去研讨这个问题时,他们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界。他们不能承认“非上帝”的“魔鬼”和上帝并存永生。所以在无可奈何中,他们只得说“魔鬼”一定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但是这又引起了罪恶的来源问题(因为另外总得有一个“魔鬼”来引诱这个天使去堕落啊)。因此,这种理论便不能使人满意,他们也只好随它去了。虽然如此,这理论却产生了神灵和肉体相对的奇怪观念;这个玄妙的观念至今存在,对于我们的人生观和幸福还有着很大的影响①。

接踵而至的,便是“赎罪”的理论,这理论依然是由牺牲的观念假借而来;从这个理论推想起来,上帝好像是一个喜欢人间烟火嗅味的神,不愿意无代价赦免人类的罪恶。基督教有了这种理论,人类一下子就可以寻到一个可以赦免一切罪恶的方法,因此人类又找到了获得完美的方法。基督教思想中最奇突的一点就是完美观念。因为基督教是从上古世界的崩溃中所产生,所以有一种着重来世的倾向,拯救问题替代了人生幸福问题,或者替代了简朴生活本身问题。这观念的涵义就是人类要怎样才能脱离这个腐败、混乱和灭亡中的世界,而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因此,就有了永生的观念。这和“创世纪”里上帝不要人类永生的原始说法是矛盾的。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亚当和夏娃所以被逐出伊甸园,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为了偷尝善恶树的果子,而是为了上帝怕他们再度违背命令,去偷吃生命树的果子,因而得到永生: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身所自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了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四面转动能发火焰的剑,去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善恶树似乎是在乐园的正中央,生命树却是在靠近东门的地方,据我们知道在那边基路伯还驻守着,以防人类侵犯。

总之,现在还存有一种以为人类是完全堕落的信念,今生的享乐就是罪恶,以为刻苦就是美德,以为人类除了被一种外来的伟大力量所拯救外,不能自救。罪恶仍是今日通行的基督教教义的根本理论。教士在讲道的时候,第一步是使人体会到罪恶的存在,以及人类本性的不良(是传教士应用藏在袖子里的现成药方时的必要条件)。总之,如果你不先使一个人相信他是罪人,你便不能劝诱他做基督教徒。有人曾说过一句颇为刻薄的话:“我国的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反省,体面的人士不敢再走进教堂了。”

希腊的异教世界是一个绝对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对于人类的观念亦异。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希腊人要他们的神成为凡人一般,而基督教徒则反之,要使凡人跟神一样。在奥林匹克那些确是些快乐的、好色的、谈恋爱、会说谎、好吵架,也会背誓的急性易怒的家伙;正像希腊人那样地喜欢打猎,驾马车,掷标枪——他们也很喜欢结婚,而且生了许多的私生子。讲到神和人的区别,神不过具有在天上会打雷在地上会培养植物的能力而已,他们都是永生的,喝花蜜酿的仙酒而不喝酒——不过用来酿成的果实是差不多的。我们觉得可以和这班人亲近,我们可以背了一个行李,和阿波罗(Apollo,司日轮,音乐、诗、医疗,预言等之神)或雅典纳(Athene,司智慧,学术技艺,战争之神)一同去行猎。或在路上拉住麦考里(Mercury,商人,旅客,盗贼,及狡猾者之保护神)和他闲谈,正如和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局的送差闲谈一样。如果谈得很有趣的话,我们可以想像出麦考里说:“不错,好的,对不起,我要走了,要把这封电报送到七十二号街去。”希腊人并不神圣,可是希腊的神却具有人性。这些神跟基督教完美的上帝相较起来是多么不同啊!希腊的神不过是另一个种族的人,是一族能够永生的巨人,同时地球上的人却不能够。由于这个背景,便产生一切关于台美特(Demeter,司农业的女神)、普洛赛宾拿(Proserpina,地狱的女王)和奥斐斯(Orpheus,音乐的鼻祖)等的绝美故事。希腊人对神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苏格拉底将饮毒酒的时候,也举杯向神祷告,求神使他快一点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这点很像孔子的态度。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态度必须是这样的;至于希腊精神如果在现代,其对于人类和上帝将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幸没有知道的机会。希腊的异教世界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基督教世界也不是希腊的,这是很可惜的。

大体说来,希腊人承认人类是总有一死的,有时还要受残酷命运所支配。人类一接受了这种命运后,便感到十分愉快。因为希腊人酷爱这个人生和这个宇宙,他们除了专心致志,科学地去理解物质世界外,也应注意于理解人生的真美善。希腊人的思想里没有类似伊甸园式的“黄金时代”,也没有人类堕落的讽喻;希腊人自己不过是狄卡思翁(Deucalion)和他的妻皮拉(Pyrrha)在洪水后,走下平原时,从地上拾起来向后抛去的石子所变成的人类罢了。他们对疾病和忧虑是用滑稽的方法去解释;他们以为疾病和忧虑似一个少妇有一种难于压制的欲望,想打开一箱珍宝——潘多拉的箱子。希腊人的想像是美丽的。他们大都把人性就当人性看待,但是基督徒或许会说他们是被“总有一死”的命运所支配。但是总有一死的命运是美丽的,人类在这里可以理解,人生可以让自由推究的精神去发展。有些诡辩家认为人性本善,有些却认为人性本恶,可是他们的理论总没有像霍勃王(Hobbes,十五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卢梭(十六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的互相矛盾。最后,柏拉图认为人类似乎是欲望、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理想的人生便是在理论、智慧、真正理解的指导下,三方面和谐地在一起生活。柏拉图认为“思想”是不朽的,不过个人的灵魂之或贱或贵,根据他们是否爱好正义、学问、节制和美而定。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灵魂也是一种独立和不朽的存在;他在“费度”(Phaedo)里告诉我们说:“当灵魂独自存在时,由肉体解放出来,而肉体也由灵魂解放出来的时候,那时除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呢?”相信人类灵魂的不朽,显然是基督教徒、希腊人、道教和儒教的观念上相同的地方。相信灵魂不朽的现代人,当然不能抓住这一点当做话题。苏格拉底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在现代人看来,也许认为毫无意义,因为他的许多理论根据,如化身转世之类,是现代人所不能接受的。

关于中国人对于人类的观念,人类是造物之主,“万物之灵”。在儒家看来,人和天地并列成为“三灵”。如果以灵魂说为背景讲起来,世间万物都有生命,或都有神灵依附,风和雷是神灵的本身,每一大山和河流都有神灵统治,而且可说即是属于这个神灵的;每一种花都有花神,在天上管理季节,看顾它们盛开凋谢。还有一个百花仙子,他的生辰是在二月十二日。每棵柳树、松树、柏树,每一只狐狸或乌龟活了很长的岁月,达到了很高的年龄,就变成精。

在这种用灵魂说为背景之下,人类自然也被视为神灵的具体表现。这神灵和宇宙间的一切生物一样,是由雄性的、主动的、正的,或阳的成分,和雌性的、被动的、负的,或阴的成分,结合而产生出来的——在事实上不过是对阴阳电原理的一种玄妙的猜测罢了。附在人身上的这种灵性叫做“魄”;离开人身随处飘荡时叫做“魂”(一个人有坚强的个性或是精神充沛时,便称之为有“魄力”)。人死后,“魂”依旧四处飘荡。魂是不常扰人的,但如果没有人埋葬或祭祀死者,那么神灵便会变成“无祀孤魂”来缠扰人家,因此,中国人便定七月十五日为“祭亡日”,以祭祀那些溺死的和客死异乡的鬼。更甚的,假使死者是被杀的或冤枉死的,那鬼魂便到处飘荡骚扰,直到雪冤之后,方才停止。

人既是神灵的具体表现,所以在世的时候,当然须有一些热情欲望和精神(Vital energy or Nervous energy),这些东西无所谓好坏,只不过是一些和人类生活不能分离的天赋的性质而已。一切男女都有热烈的感情,自然的欲望,高尚的意志,以及良知;他们也有性欲、饥饿、愤怒,并且受着疾病、疼痛、苦恼和死亡的支配。文化的用处,便在怎样使这些热情和欲望能够和谐地表现。这就是儒家的观念,依这种观念,我们假使能够和这种天赋的本性过着和谐的生活,那么,便可以和天地并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六章末再讲。然而佛教对于人类的肉体情欲的观念,和中世纪基督教很相同——以为这些情欲是必须割弃的讨厌东西。太聪慧或思想过度的男女有时会默契这个观念,因而去做和尚或尼姑;但在大体上说来,儒家的健全意识并不赞成这种行为。同样,佛教的观念也有点近于道教的意味,认为红颜薄命是“被谪下凡的神女”,因为她们动了凡心,或是在天上失了职,所以被贬入尘世来受这命运注定的人间痛苦。

人类的智能被认为是一种潜力之类。这种智能即我们所谓“精神”,这“精”字的意义和狐狸精的“精”字相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英语中和“精神”意义最相近的是Vitality或Nervous energy,这种东西在人生中每天有许多不同的时候,正像潮水那样地涨落不定。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热情、欲望和这种精神。这些在幼年、壮年、老年和死亡各时期中循着不同的路线而流行。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反过来讲,就是说少年爱色,壮年好斗,老年嗜财。

当着这个身体的、智能的,和道德的资产混合物,中国人对于人类本身所抱的一般态度,可以归纳到“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这句话里。就是一种中庸之道,不希望太多,也不太少。好像人类是介乎天地之间,介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介乎崇高的思想和卑鄙的情欲之间。这样的介乎中间,便是人类天性的本质;渴求智识和渴求清水,喜欢一个好的思想和喜爱一盆美味的笋炒肉,吟哦一句美丽的诗词和向慕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些都是人的常情。因之我们感到人间总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要把这社会加以改良,机会当然是有的,但是中国人并不想得到完全的和平,也不想达到快乐的顶点。这里有个故事可做证明。有一个人从幽冥降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说:“如果你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阎王问。那人回答说:“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宅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位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娇艳的婢妾,她们都须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不让你去了!”

然而合理近情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既有了这种人类的天性,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做人吧。何况要逃避这个命运,根本是办不到的。不管热情和本能本来是好是坏,空口争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者我们反而倒有被束缚的危险。这种近情合理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错误和谬行都是可以获得宽恕的,不论是法律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至少,那批有教养的、心胸旷达的、遵循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学者,都抱着这种态度。中国人甚至以为天或上帝也是一个颇为合理近情的人物,他们以为你只要过着合理近情的生活,依着你的良知行事,你就不必再有所怕惧,他们认为良心的安宁是最大的福气,认为一个心地光明磊落的人,连鬼怪也不能侵犯他。所以,只要有一个合理近情的上帝来担任管理那些不合理不近情者的任务,世界便太平无事,诸事顺利了。专制者死了;卖国者自杀了;惟利是图者变卖他的财产了;有权有势,拥有古董的收藏家(他们是利欲熏心,靠权势来剥削人家的)的儿子们,把他们父亲用尽心机搜罗得来的珍贵,一齐变卖,四散地藏在别人的家庭里了;杀人凶犯伏法了,遭辱的女人得到报复的机会了,难得有个被压迫者会喊着说:“老天爷瞎了眼睛!”(正义不伸)。在道家和儒家两方面,最后都以为哲学的结论和它的最高理想,即必须对自然完全理解,以及必须和自然和谐;如果要用一个名词以便分类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 naturalism),一个合理的自然主义者于是便带着兽性的满足在这世界上生活下去。目不识丁的中国妇人说:“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另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这一句话蕴藏着一种可怕的哲学。由于这种说法,人生将变成一种生物学的程序,而永生的问题便绝口不必谈了。这正和一个搀着孙儿到糖果店里去,一面在想着五年或十年后便要回到坟墓里去的中国祖父一样,他们在这世间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至于生下羞辱门第的子孙来。中国人人生的整个典型就是这样一个观念组合起来的。

  与尘世结不解缘

人类如要生活,依然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生活在天上啊等问题,必须抛弃。人类的心神哟!别张起翅膀,飞到天神那边去,而忘掉这个尘世呀!我们不都是注定着要遭遇死亡命运的凡人吗?上天赐给了我们七十年的寿命,如果我们的心志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这七十年,确是很短促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地稍为平静一点,这七十年也尽够长了。一个人在七十年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类的愚蠢,要获得人类的智慧,七十年已是够长的时期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长寿,在七十年的兴衰中,也尽够去视看习俗、道德和政治的变迁。他在那人生舞台闭幕时,也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地由座位立起来,说一声“这是一出好戏”而走开吧。

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即使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况且我们并不是住在地牢里,而是在这个美丽的尘世上,而且是要过着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们不尽力使生活美满,那就是忘恩负义了。有时我们太富于野心,看不起这个卑低的,但也是宽大的尘世。可是我们如要获得精神的和谐,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动物性的信仰,和一种动物性的怀疑,就把这尘世当做尘世看。梭罗(Thoreau,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和自然主义者)觉得自己和土壤是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时,期望着春日的来到,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不免要想到寻求神灵不是他的分内事,而应由神灵去寻求他;依他的说法,他的快乐也不过和土拨鼠的快乐很相似,他这种整个的大自然性也是我们所应该保持的。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终究是飘渺的,人类生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飘渺的天堂之间是多么幸运啊!

凡是一种良好的、实用的哲学理论,必须承认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身体。现在已是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动物”的适当时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的真理成立以后,自从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获得极大的进展之后,这种承认是必然的。不幸我们的教师和哲学家都是属于所谓智识阶级,都对于智能有着一种特殊的、专门家式的自负,致力于精神的人以精神为荣,正如皮鞋匠以皮革为荣一样。有时他们连“精神”一词也还觉得不够飘渺抽象,更拿什么“精粹” “灵魂”或“观念”一类的词字,冠冕堂皇地写出来,想拿它来恐吓我们。人的身体便在这种人类学术的机器中,蒸馏成精神,而这种精神进一步凝聚起来,再变成一种精粹的东西。但是要晓得即使是酒精也须有一个“实体”——和淡水混合起来——才能味美适口。然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俗人却须饮这种精神所凝聚的精华。这种过分着重精神的态度实是有害的。它使我们和自然的本能搏斗,它使我们对于天性无从造成一种整体完备的观念,这是我批评它的一个主要点。同时这种态度对于生物学和心理学,对于感官、情感,尤其是本能,在我们生命上所占的地位,也是极少认识的。人类是灵与肉所造成,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过着和谐的生活。

  灵与肉

有一桩最显明的事实而为哲学家所不愿承认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因为说教者对于人类的缺憾,以及野蛮的本能和冲动,看得厌腻了,所以希望我们生得和天使一般,但是我们想像不出怎么样才是天使的生活。我们以为要么天使也有和我们一样的肉体——除了多生一对翅膀——或者他们是没有肉体的。关于天使的形态,一般的观念仍以为是和人类一样的,只不过多生一对翅膀:这是很有趣的事。我有时觉得天使有肉体和五官,也于他是有益的。假如我是天使的话,我愿有少女般的容貌,但是如果我没有皮肤,怎样能得到少女般的容貌呢?我也愿仍旧喜欢喝一杯茄汁,或冰橘汁,但是我如果没有渴的感觉,怎样能享受呢?并且我如不能感觉饥饿,我又怎样能享受食物?如果天使没有颜料,怎样能够绘画?如果听不到声音,怎样能够歌唱?如果没有鼻子,怎样能够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如果皮肤不会发痒,怎样能够享受搔痒时那种无上的满足?这在快乐上,该是一种多么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有肉体,并且我们肉体上的欲望必须都能够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便应该变成纯粹的灵魂,不知满足为何物,因为满足都是由欲望而产生的。

我有时候想,以为鬼魂或天使,如没有肉体,真等于一种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泓清水,没有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种清新愉快的感觉;看见一盆北平或长岛(Long Island,美国地名)的鸭肉,但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滋味;看见烘饼,但没有牙齿可以咀嚼;看见我们亲爱的人们的脸蛋,但我们无法把情感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死后的鬼魂,有一天回到这世间来,静静地跑进我们孩子的卧室,看见一个孩子躺在床上,但我们没有手可以爱抚他,没有臂膀可以拥抱他,没有胸部可以感到他身体的温暖;面颊中间没有一个圆的凹处,可以使他的头紧紧地挨着;没有耳朵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种种损失是多么可哀啊。

如果有人对“天使无肉体论”加以辩护的话,他的理由一定是模糊而不充足的。他也许会说:“啊!很对,但神灵是不需要这种满足的。” “但是另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种满足呢?”这就问住了。如果勉强回答的话,是“空虚——和平——宁静”。如再问:“你在这种情况里可以得到什么呢?”回答或许是:“没有劳役,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好,我就承认有这么一个天堂,但也只有船役囚徒或许会对这种天堂发生兴趣,这种消极的理想和观念太近于佛教了,其来源与其说是欧洲,不如说是亚洲(指小亚细亚)。

这种理论是毫无益处的,至少我可以指出“没有感觉的神灵”的观念极不合理,因为我们现在已越加觉得宇宙本身也是有感觉的东西。神灵的特性也许是动作,不是静止;而没有肉体的天使,也许是如阳电子一般以每秒钟二万或三万匝的速率环绕阳核而旋转,因而得到快乐,比在游乐场中乘小火车观看景致更为有趣。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感觉。也许是那个没有肉体的天使会像光线或宇宙光线一样,在以太的波浪中,以每秒钟183?郯000里的速率,绕着曲线形的空间而飞奔。一定还有精神上的颜料使天使可以绘画,享受着某种形式的创造乐趣。还有以太的波动给天使当做音调、声响和颜色,而可以感受;一定还有以太的微风去吹拂天使的脸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灵本身便会像积水池里的死水一样,或像人在没有新鲜空气的沉闷的夏午所感到境地一样。所以世间如果还有人生的话,就必须有动作和情感(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完全的静止和无感觉的状态。

  一个生物学的观念

如果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功能和智能的程序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们对于人类就能具有较真切较广泛的观念,使“动物”一名词减掉一些旧有的恶味。“会了解便会宽恕”,这句俗语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心的程序上去。因为我们如果对身体的功能有更深切的认识,我们便绝不会轻视这些功能。这个事实看来似乎很奇怪,然而确是正确的。关于我们的消化程序,要点不在乎批评它的贵贱,而仅仅是在了解它,这样它已变得非常高贵了。这情形也适用于我们身体中各种生物学上的功能,如出汗、排泄、胰液、胆汁、内分泌腺,以及更微妙的情感程序和思想程序。我们不再蔑视肾脏,我们只想了解它;我们不再把一双坏牙齿当做身体最后腐败的象征,也不当做拯救灵魂的警告者,我们只跑去找一位牙医生,检验一下,把那坏牙齿补好就完了。一个人由牙医生处出来后,便不再轻视他的牙齿,反而增加对它们的尊敬——因为他对于啃嚼苹果和鸡骨等,将要感到更大的乐趣了。讲到那些以为牙齿属于魔鬼的超形而上主义者,和那些不承认人类是有牙齿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当我看见他们自己患了牙痛,和乐观的诗人患了消化不良症,我就往往感到这是近于对他的一种讽刺,而觉得痛快。他为什么不再继续去做他的哲学理论呢?他为什么要像你、我,或隔壁的嫂嫂那样,把手按在面颊上呢?患着消化不良症的诗人为什么不信世上有所谓乐观呢?他为什么不再唱歌了?但一旦内脏工作恢复而不骚扰他的时候,他便把内脏忘得一干二净,只知歌颂神灵,他真是多么忘恩负义啊!

科学使我们对身体的动作,得到一种更奇妙的感觉,它教我们怎样更进一步去尊敬我们的身体。第一,关于遗传学方面,我们开始知道我们的成为人类,绝不是泥土做成的,而是站在动物谱系的最高处。对于这一点,一个神志清楚没有给自己精神所麻醉的人,想必会感到相当的满足和快慰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恐龙”在几百万年前由生存而灭亡,因而使我们在今日可以生着两条腿,在地球上行走。生物学没有立出这种无所谓的假设,所以不会损害一丝一毫的人类尊严,也不会对人类优于万物这个观念加上疑点。所以任何一个立意要看重人类尊严的人,对此也曾觉得十分满意的。第二,我们对于身体上的神秘和美丽,愈久愈有深刻的印象。使我们不能不感到我们身体内的各部动作,以及彼此间的微妙联系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下所做成的,而其结果又是那么简单,始终不变。科学在说明体内这些化学的程序时,非但不能把他们弄得简单易解些,反而把它们弄得更复杂更难解,使这些程序比无生理学智识者所想像的更为复杂和困难。须知宇宙外表的神秘和宇宙内里的神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生理学家越是努力分析人类生理上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程序,便越觉得莫名其妙起来。所以一个心胸宽大的生理学家,有时也不得不接受神秘的人生观念。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举加勒尔博士()为例。不问我们是否赞成他在《神秘人类》(Man,the unknown)一书中所发表的意见;我们不能不同意实有那些事实和那些事实都未曾解释过,而且也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开始觉得物质本身也有智能了。

“器官是依靠器官液和神经系而互相联系的。身体上每一部分和其他的部分互相适应。这种适应的方式是循着目的而实现的。如果我们跟机械学者及活力论者的意见一样,认为思维具有一种和我们人类相同的智能,那么那些生理上的程序便好似是为着各自的目的而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具着始终不变性,这是无可否认的。每一部分似乎都知道整个身体的现在和将来的需要,因而依照这个目的而去工作。时间和空间在我们的纤维和我们的心智的应用上是不相同的。身体意识到近的东西也能意识到远的东西,意识到现在,也能意识到将来。”(《神秘人类》原文第一九七页)

例如我们的内脏受了损伤,它们自己会治愈,完全不需要我们的努力,这种现象是值得惊异的:

“受伤的地方,起初变为不能动弹,暂时瘫痪,使粪类不能通过腹部。同时其他部分肠管,或是网膜的表面,即移近到伤处。表现了腹膜的特性,自动地粘附着。在四五个钟点内,伤处便合口了。有时伤口是被外科医生用针线缝好的,但那伤处仍是由于腹膜表面的自动粘附性而全愈的。”(《神秘人类》原文第二○○页)

肌肉本身既有着这种智能,我们为什么还轻视肉体呢?我们是终究有一个身体,它是一架机器,自己营养,自己管理,自己修补,自己发动,自己生产,在我们出世的时候,已装置就绪,像我们祖父用过的那座精美的钟一样,一用就是七十余年,不用我们当心。这架机器装着无线电式的视觉和无线电式的听觉,又有一种比电话机或电报机更复杂的神经系和淋巴系。它有一个规模极大的神经复杂体,在担任编排报告的工作,效率极高,不重要的案卷放在屋顶的小阁上,较重要的案卷则放在较便利的台架上,可是放在小阁上的那些案卷即使经过三十年,不常拿出来用,却依然在那里,等要用的时候,又马上可以拿出来用了。而且这架机器也能像汽车般到处奔跑,机件灵活,有着不发声响的引擎;如呆遇到了意外,譬如说玻璃破碎了,或驾驶轮弄坏了,它便自动地流出或制造出一种质素去替代玻璃,并且另生出一个驾驶轮来,或者至少想法子不用那根驾驶轴已肿的一端去开车;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体内的一个肾脏被割掉时,另外的一个肾脏就膨胀起来,增加它的效能,使常量的尿可以照常排出。同时,它在平时总保持着差度只在华氏一度的十分之一以内的温度,自己能制造化学物质,以便将食品变成活的纤维。

还有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种生命韵律的意识,有一种时间的意识,它不但意识到几个钟点和几天,甚至意识到几十年的时光;身体统制着自己的童年时期、青春时期和成年时期,到够长大的时期,便不再长大,甚至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它早把一颗智齿长出来了。我们的身体也能制造清除毒物的解毒剂,而且有着那样惊人的满意成绩;它在做这些事时绝对没有声息,绝没有那种通常工厂里必有的嘈杂声响,因之,超等的形而上学家尽可以不受骚扰,可以优游自在地去思索他的精神或他的精粹。

  诗样的人生

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它有韵律和拍子,也有生长和腐蚀的内在循环。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时期,嗣后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较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上获得进步,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获得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才稍微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醇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抱一种较宽容、较玩世,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以后到了老年的时期,内分泌腺减少了它们的活动,假如我们对于老年能有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照这种观念调和我们的生活形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看来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闪灭,一个人便永远长眠不醒了。我们应当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地欣赏人生的主旨,欣赏它急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循环的动作,在正常的人体上是大概相同的,不过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演奏。在某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日益宏大,结果竟把正式的曲调淹没了,如果那不调和的音键声音太响,使音乐不能继续演奏下去,于是那个人便开枪自戕,或跳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了掩蔽。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此听来甚觉刺耳;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以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地永远地向着大海流去。

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不美满。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办法再好没有。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念,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确是像一首诗那样地生活过去的。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那节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与此相似的话。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很可怪的。我想这便是他所以伟大的地方;他把人生当做人生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相似,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赞颂。他只是活在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