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豫灵池会,沧波帐殿开。

舟凌石鲸度,槎拂斗牛回。

节晦蓂全落,春迟柳暗催。

象溟看浴景,烧劫辨沉灰。

镐饮周文乐,汾歌汉武才。

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不过比一般的“五律”多二联四句,也就是比四十字的五言律诗多二十字,全诗共六十字。这一类型的五言诗,唐代人就称之为“五言六韵律诗”。元人杨士弘,选了一部唐诗,名曰《唐音》。在这部唐诗选集中,他把这一类型的律诗称为“排律”。从六韵开始,一直可以多到百韵,甚至一百二十韵,一对一对的联句,一排一排地延长下去。明代高棅编的《唐诗品汇》,也跟着杨士弘使用这个名词,于是,排律作为律诗的一种体式,这个名词便普遍被承认了。到了清代初期,有不少人反对这个名词,例如冯班以为这个“排”字容易使诗成为呆板的对句堆砌,所以他曾说;“此一字大有害于诗。”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长安东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词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象这样的诗,全靠运用适当的典故,工致地组织起来。内容是非常空虚的,你不能说它有什么中心思想。这就是宫廷文学的特征。

唐人小说记载了有关这首诗的故事。据说当时有一百多人作了和诗,皇帝命他的昭容(女官名)上官婉儿评选出一篇最好的,以供谱曲。昭容在帐殿旁一座搭起的綵楼上评选,臣僚们都在楼下。一张一张落选的诗笺被扔下来,各人自己取回。最后只剩沈佺期和宋之问二人的诗笺没有下来。过了好久,才飞下一纸,乃是沈佺期的诗。沈、宋二人当时是齐名的,他们的作品不容易区别高下。这一次,却是宋之问夺得了冠军。上官婉儿是一位女诗人,女学士,对沈、宋二人的诗,好久不能评定甲乙,最后才取宋而弃沈。她的评语说:“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词气已竭,宋犹健笔。”她是从结尾一联决定的。沈诗结尾已经没有意义了,而宋诗的结尾却还很矫健。现在我们参看沈佺期的诗:

法驾乘春转,神池象汉回。

双星移旧石,孤月隐残灰。

战鹢逢时去,恩鱼望幸来。

山花缇骑绕,堤柳幔城开。

思逸横汾唱,欢留宴镐杯。

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

用的也是这几个典故,但全诗只是写昆明池,没有照顾到晦日。这里其实已经可以区别高下。尾联用《论语》“朽木不可雕也”句意,表示自谦:我现在应制作诗,好比雕刻朽木,看到别人的佳作,自愧不如。这两句诗已经离开了题目,硬凑来做结束,不如宋之问的结句,既扣住晦日和昆明池,又有颂扬的意义。上官婉儿的评语,历代以来,诗家都是同意的。明代诗人王世贞说,沈佺期的结句是“累句中累句”,宋之问的结句是“佳句中佳句”。可见后世评论,亦认为这两联结句,差距很大。

一首诗的开端和结束,都很重要。沈、宋二诗的结尾,给我们以形象的认识。宋诗的结尾已做到了“言尽意不尽”,而沈诗的结尾却是“言浮于意”。尽管二诗都是宫廷文学,但宋之问作了六韵十二句,才气未尽,沈佺期作了十句,便无法扣紧题目发展诗思了。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