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韵一)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韵二)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韵三)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韵四)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韵五)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黄何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韵六)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韵七)

这首诗的作者高适,字达夫,渤海郡蓨(今河北景县)人。少时家道贫寒,流浪在中原一带。年过五十,才学做诗。进步很快,数年之间,便已成名。他曾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任书记,因而熟悉边塞生活,写了许多边塞诗。肃宗时,官至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和杜甫有交情,杜甫有几首诗为他而作。唐代诗人,官至节镇的,只有高适一人。他的诗与岑参齐名,称为“高岑”。

《燕歌行》是高适的著名诗作,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选取的,近年来也有过许多注释本。但是,这首诗文字虽易懂,解释却颇不容易,因为有三个问题,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作者的自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但在《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中却是“开元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张公出塞而还者”。这个张公,是张守珪。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官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开元二十一年,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以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根据这个政历,开元二十六年称“御史大夫张公”是对的,而开元十六年张守珪还没有兼御史衔,称“御史张公”是错了。由此看来,原文似乎应当是“开元二十六年”。但《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末年(公元七五六年),收录的都是开元、天宝年间流传众口的著名诗篇。《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编集的,所根据的都是唐人写本。这两部书都较为可信,而它们同样作“开元十六年”,似乎原本确实如此。因此,我以为,可能高适作此诗及诗序时,是在二十一年以后,二十六年以前,则称“御史张公”也不错,而“开元十六年”则是他追记的年份。

无论是开元十六年或二十六年,这个年份只是那个曾经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回来的年份。回到什么地方?诗序中没有说明。我们知道这时期高适还流浪于梁宋之间(今开封地区),正在学做诗。这位幕客做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看。于是高适“感征戍之事”,也和作了一首。这位幕客不知是谁,他的《燕歌行》内容也不详,可能是叙述或歌颂张守珪的功绩的。高适这首和作里,有没有引用原作中的事实?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因此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作者对于这些“征戍之事”的“感”,到底是什么态度?肯定呢,还是否定?歌颂呢,还是讽刺?我看过一些笺释,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似乎都没有说明白。

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结构,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还是概括了许多“征戍之事”?这些地名,是记实呢,还是借用?所提到的人物,是一个人呢,还是许多人?如果是一个人,是特写张守珪呢,还是另有别人?“汉将”是谁?“男儿”是谁?“身当恩遇”是谁?“死节”又是谁?这些辞句,都有些捉摸不定,因而笺释者就意见纷纭。

以上三个问题是有联带关系的,不能一个一个地分别解决。《旧唐书·张守珪传》有一段记载,极可注意: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蕃死,河西汹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

这一段历史,可以启发我们两件事:(一)开元十六年,有一个张守珪的幕客从瓜州回来。他曾作了一首《燕歌行》,叙述或歌颂张守珪这一次的军功。高适读了,印象很深。过了几年,就采取这个题材,也作了一首。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转官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的地名都是在幽州国防线上了。(二)诗中最有关系的两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多数注释者都以为讽刺主将荒淫,耽于酒色,而不恤士兵的生命。但是从这两句的上下文看来,分明不是作者对张守珪的讽刺。这个谜,向来没有人解通,只有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曾引用这一段史传,认为这两句与瓜州的“空城计”有关,但是,他又说:“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这样,他虽然注意到张守珪在瓜州以空城退敌这一史实,还是不敢确定这两句诗是歌颂,还是讽刺。这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诗序原本是“开元十六年”。

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是张守珪功名极盛时期,瓜州之胜,虽然是一时侥幸,但也可见其胆略。当时必然众口喧传,非但幕客以之入诗,而且历史传记里也写了进去,可知高适作此诗,决不是有讽刺之意。

《燕歌行》是乐府古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解释这个曲调的内容是“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高适所感的“征戍之事”,这也是其中之一。既然用此题作诗,就应该符合这个曲调的内容要求。所以,“铁衣远戍”以下四句,就离开了张守珪故事,而表现《燕歌行》的本意了。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对突厥、回纥、吐蕃,连年有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当时的诗人,一般是不反对的,因为是卫国战争。对于参加这些战争的将士,又常常歌颂他们为民族英雄,认为他们是为国死节,不是为了贪功受赏。“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句就表现了这个观点。但对于战争本身,他们是反对的,或说憎厌的,因为“沙场征战苦”,驱使无数人民去“暴骨无全躯”。因此,归根结底,最好还是有一位象李牧那样的将军,驻守边塞,以守备为本,既不让敌人侵入,又不至于发生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高适这首诗的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显然就是那个幕客原作的题材内容,否则,为什么说是“和”呢?其后半篇十二句是表现了他对“征戍之事”的复杂的,或说矛盾的“感”,同时,也是为了符合题目。“杀气三时作阵云”一联是描写边塞上随时都有战争。“三时”是春、夏、秋,见《左传》。春、夏、秋是耕桑的季节,古人作战一定选择冬季,可以不妨碍生产,而且容易征召兵士。“阵云”是某一种状态的云,据说出现了这种云,就预兆着会发生战争,因为这种云是“杀气蒸腾而成”。现在说春、夏,秋三时都有阵云,可知终年都有战事。

这首诗一共用了七个韵,每韵成为一首绝句。第二、四、七韵是平韵绝句,其馀都是仄韵绝句。每一首绝句都押三个韵脚。第四韵“大漠穷秋塞草腓”,这个“腓”字有许多本子都作“衰”字,肯定是错的,因为“腓”字是韵。第六韵“边庭飘颻那可度”,这个“度”字与下句的“有”、“斗”二字现在读起来好象不押韵,但在唐代可能是押韵的,“度”应当读如“豆”,如果不是古音,准是方言韵。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乐府诗,但从句法、韵法和平仄粘缀的角度看来,却是七首绝句的缀合。(“君不见”的“君”字可以说是衬字。)每一首绝句表达一个完整的观念,绝不与上下文联系,这种结构是极少见的。

从来评选唐诗的人,似乎都把这首诗评价得过高了。其实,主题思想的不一贯,句法结构的支离散漫,仍然都是缺点,在高适的创作过程中,这首诗还是他的早期作品,不能作为他的代表作。高、岑虽然齐名,论七言古体的边塞诗,毕竟高不如岑。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