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 (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籁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中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本书所倡导的性灵说于康乾诗坛王士镇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之外,独开生面,别树一帜,江南江北靡然从之,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对于本书,长时间毁誉不一。钱钟书评本书“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第195一1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失为公允之论。

  本书正编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后来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的《随园三十六种》、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的《随园三十八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均收此书。此外坊间亦有单刻本,如民国三年上海宝斋书局有石印本《增图随园诗话》,附八幅插图。建国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顾学颉的校点本,1982年重印时又附录了满族人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批语及冒广生、张尔田之跋语等资料,成为通行本。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校点本《袁枚全集》,对《随园诗话》重新校点,1997年再版曾作修订。

  《袁枚全集》校点本《随园诗话》,以嘉庆随园藏版本为底本,参校了《随园三十六种》本、《随园三十八种》本、顾学颉校点本等多种版本。本书采用简体横排,以1997年版《袁枚全集》校点本为基础,并参校民国十二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本(本书按语简称“民国本”),对全书重新校点,精益求精。但“校书真觉扫犹多”,金无足赤,差错与不足之处,期望广大读者指正。

  王英志

  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