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地理

《四时幽赏录》是明代高濂所作的一部闲书，主要是以清新的笔触，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将杭州周围最可赏心的事物，诸如孤山探梅、堤桥夜宿、六和听潮、雪夜煨芋，一一道来，篇幅短小，叙说生动。高濂自序说：“即武林一隅，幽境幽趣，供人玩赏者，亦复何限？特好之者未必真，人自负幽赏，非真境负人也。若能高朗其怀，旷达其趣，超尘脱俗，别具天眼，览景会心，便得真趣。” 可以这样说，《四时幽赏录》是明代小品文的一部典范之作，其在文学上的价值还有待后人重新认识。这次出版配以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画家野间三竹的彩图，左图右文，对照而读，极大提高了本书的品位，世之大雅君子有此一册，置于座右，偶一披阅，定会有湖上之风扑面而来，晚明风会，令人陶然。

《异域图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后有明广信府知府金铣序，谓宋亦有应天府，疑是宋书。然书中载明初封元梁王子於耽罗，则为明人所作无疑。其书摭拾诸史及诸小说而成，颇多疏舛。如占城役属於安南，乃云安南为“占城役属”，殊不足据。其他叙述，亦太寥寥。

一卷。近人王国维撰。《长春西游记》为元代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述。《元史·宪宗本纪》载,元宪宗元年(1254)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即李志常。长春在元世祖十八年(1281)二月八日,自宣德州启程,赴成吉思汗的西域之召,至二十年(1283)七月回到云中,往返历时三年。李志常从行,将其亲身经历的山川道里,于元初著成《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可与移敕楚材《西游录》相题并论。乾隆末年钱大昕于苏州元妙观读是书,始表彰此书并为其作跋。阮文达遂写此于内府,著录于委宛别藏。嗣后徐星伯、程春庐、沈子敦迭有考订,然诸氏考地理通病,疏史事则伤漏略。嘉庆十一年 (1806),王国维以辽金元三朝史事,以此书于蒙古史事有特发之复,不独为全真教史留一奇迹,创为之注。其中地理人物,颇有创获。如《至元辨伪录》称刘仲禄即刘温,也即《元史·河渠志》的刘仲禄。阅者如将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黑鞑事略》、《蒙鞑备录笺证》与此注对照参读,则金元间史事思过半。

《吴门表隐》二十卷有附集，清顾震涛编纂，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小辟疆园梓板。该书例言有云：“是书止载三邑境内，只录志所未及。间有虽载志中，未能明晰者，重言申明，故名《吴门表隐》。”就是说，这部书是苏州方志的补充。

云南地方志。明陈文纂修。十卷。文字简安,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云南布政使、文渊阁大学士。于景泰四年(1453)奉诏纂修舆地志书。陈氏广搜文献,加以增删编纂,考证旧志之乖讹,历四月书成。卷一至卷六为地理志,按各府、州、宣慰司、宣抚司、指挥司、长官司,分为沿革、事要两项;事要又分郡名、风俗、学校寺观、古迹、桥梁、名宦、人物、科甲等二十一目。卷七至卷十为艺文志,载元、明人诗文碑记。记述较简略,事要更简。是编虽大抵录自前人志书,然为现存较早且较完备的云南总志。如卷一汤池渠、南坝闸及达达、色目人,卷四蒲蛮、西番,卷五阿昌族等,均有重要史料价值。为研究云南史志重要参考资料。有明景泰六年(1455)刊本,1962年云南历史研究所油印本。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1984年中华书局)可参考。

(明) 吴守忠编; (明) 卢国桢校. 明万历十九年(1591) 刻本. —二册。《三峡通志》一共五卷，前有小引后有跋。小引是作者吴守忠对撰写意图的交代。后跋是兴山知县旷骥对该书的高度评价。卷一第一部分包括“三峡异同”和“三峡中额设公署卫所”。前者是作者对古代文献中有关三峡记载的辑录。后者是作者对三峡中额设公署卫所的考证。第二部分“三峡考”，分类对夔峡、巫峡、归峡中的行政区划、山川地名、名胜古迹等方面进行稽考辨析。第三部分是总论“三峡”的“诗歌词赋铭记”。卷二、三、四则是分别有关夔峡、巫峡、归峡的“诗歌词赋铭记”。卷五为附录，按内容可分为帝王胜迹、圣贤过化、名宦流芳、乡贤遗响、达人流寓、一统芟夷、偏安窃据、江神显应、岩洞搜奇、崩洪纪异、守江集议(上下)、峡俗丛谈、峡志杂录、楚襄王神女等十四类。《三峡通志》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词歌赋、历史地理、人物传记等，将各种与三峡有关的、散见的文献资料集中起来，经史子集无不涉及，尤其历史地理方面的记载，与常见的文献记载颇有出入，值得重视。

八卷。宋董弅主修,喻彦先检订,陈公亮重修,刘文富订正。董弅知军州事。刘文富州学教授。《严州图经》宋绍兴九年 (1139)修,淳熙十二年(1185)重修,全书共八卷。现存三卷。为:子城图、建德府内外城图、府境总图、建德县境图、淳安县境图、桐庐县境图、遂安县境图、寿昌县境图、分水县境图。第一卷为州郡之经,目为历代沿革、分野、风俗、州境、城社、户口、学校、科举、廨舍、馆驿、仓场、库务、军营、坊市、桥梁、沟渠、物产、土贡、登科记、人物、碑碣。第二卷为建德县经,目为历代沿革、县境社、乡里、户口、廨舍、知县题名、馆驿、土贡、税赋、课利、寺观、祠庙、山水、古迹、贤令、人物、碑碣、坟墓。第三卷为淳安县经,其目略同第二卷,以下未分卷,目为夏税、秋税、课利、寺观、古迹、贤牧题名、添倅题名、学校。严州宋代图经,久已散失。此本上录有钱竹汀宫詹跋,谓是淳熙重刻本。仅存首三卷,又附丹铅生记云:咸丰纪元六月,上元朱述之先生传录宋本寄示,因为手写,并订正卷中错简。此卷仍为手写,错漏时有,似非丹铅生手写原本。旧抄难得,故当珍之。现有清丁氏八千卷楼影宋抄本,清丁丙抄本,清抄本,旧抄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诵芬堂董氏刻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 《渐西村舍汇刊》本,民国二十六年 (1937) 《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元和人沈藻采纂。沈氏字九如,道光时人,国子监生。承父遗命,费时十年,三易稿而成此志。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印。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全书分都图、形胜、风俗、物产、津梁、祠庙、寺院、社仓、古迹、第宅园亭、冢墓、生员、监生、人物、孝友、耆硕、流寓、列女、杂记、八景诗等部分。体裁严密,图文并茂,保留了明以来地方史料。道光二十八年原版毁失,民国二十二年(1933)沈氏后人重加纂修,铅印传世。冯桂芬称赞此志说“是编之成,斯是贵矣!”可与名志书相颉颃。

青城山记，二卷（清）彭洵纂 清光緒十三年（1887）详细记录了本地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是书为《道藏辑要》之一种。彭洵检阅群籍，就所见辑录成此册。青城山为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境内。

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史学者朴齐家到中国清朝去视察清朝风俗、制度后,加上自己的意见和见解的纪行文。内篇一卷和外篇一卷,共二卷一册,抄本。内篇提示和说明对车船、城壁、宫室、道路、桥梁、畜牧等39项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器具和设施的改革论;外篇收入对田粪、桑、农站总论、科举论、官论等17个项目的论说,阐明了农业技术改良和国内商业,外国贸易的重点。他通过这部《北学议》,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 为了国利民富, 吸收先进的清朝文明。

一卷。韩百谦撰。韩百谦,朝鲜人。是书记载了清道光时箕城(即今朝鲜平壤)田亩之制。其首载箕田图、次载箕田说。后有柳根“箕田图说”、“后语”,讦咸“书箕田图说后”,李瀷“箕田续说”等。为别下斋本。

《燕辕直指》是19世纪30年代朝鲜学者金景善以书状官的身份来中国使行的全程纪录。它在金昌业、洪大容、朴趾源等诸多先人留下的燕行记录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政治局势、经济贸易、文物制度、历史典故、天文地理、风俗人情，几乎无所不包，被称为19世纪燕行录作品中的集大成之作。

中外交通著作。元耶律楚材(1190—1244)撰。二卷。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辽东丹王突欲之后裔,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世居燕京永安(今北京香山)。任金燕京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太祖)十年(1215)取燕后,被召用,官至中书令。太祖时曾随征西域六年。是书为答里人所问异域事和驳斥长春真人(丘处机)而作,约成于拖雷元年(1228)。全书含序共五千余字。分两部分:一专记自北京出发,过居庸关,历武川,出云中(今大同),北渡天山(阴山),“涉大碛、逾沙漠”而达成吉思汗行在全程闻见,和西域回鹘、不刺、塔刺思、八普、寻思干、蒲华等诸城情况;二为专门批评道教著述。该书是我国最早记述天山以北楚河、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城郭、物产、风俗之书。是我国十三世纪有关中亚地区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原为家刻自印本。自楚材下世后,不再印行,故为罕见。旧有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节录本。1926年日本神田信畅在日宫内省图书寮发现旧钞完本,比《丛谈》本(地理部分)又多八百余字。1927年神田据图书寮本排印出版。后我国罗振玉又据神田本重印。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本。

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齐鲲时任翰林院编修，任册封琉球王国正使，奉命出使琉球，费锡章时任工科给事中，任册封琉球王国副使，随齐鲲一同出使琉球。齐鲲、费锡章共同编著的《续琉球国志略》记载，“十三日天明见钓鱼台，从山南过，仍辰卯针行船二更，午刻见赤尾屿。又行船四更五，过沟祭海。”

中外交通著作。明巩珍撰。不分卷。珍号养素生,南京人。宣德五年(1430)随郑和使西洋,往返三年,以询访耳目所及和通事翻译,记诸国事迹。宣德九年(1434)成书。约二万字。篇首有作者自序。内容体例同《瀛涯胜览》。分述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刺加、哑鲁、锡兰、柯枝、忽里谟斯和天方等二十国的方位、行程、港口、都城、民族、宗教、风俗、气侯、物产、农业、历法及与明王朝关系等。 “叙事详核、行文赡雅”,是十五世纪初叶有关南洋西亚各国地理、历史、民族和中西交通的重要文献。卷首收录永乐至宣德敕书三通为郑和下“西洋”前准备的重要史料。书序载当时用“牵星过洋”,以水罗盘定向及篷帆锚舵等情况,均为我国十五世纪航海史重要资料,可补他书不足,记载各国生活状况,及同我国友好、通商关系,亦为研究今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重要史料。另与《星槎》、 《瀛涯》等书在记事,脱字比勘对校上也颇有价值。附录中有郑和父马哈只墓誌铭和碑阴郑和题记与锡兰碑文等,均为研究郑和身世和出使的直接史料。书中参杂某些荒诞传闻。有《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铅印本。

明末孙承泽著。孙承泽,字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祖籍山东益都,本人是北京人。为崇祯进士,又在清朝作官,后以老病还乡。晚于《春明梦余录》而成,全书共44卷,分建置、形胜、险隘、分野、风习、府县治、城坊、学宫、武学、书院、国学、城池、宫殿、后市、鼓院、郊坛、祈谷坛、斋宫、神乐观、牺牲所、山川坛、神祗坛、地祗坛、太岁坛、先农坛、旗纛庙、地坛、朝日坛、夕月坛、先蚕坛、高禖台、帝王庙、文庙、庙祀、内阁、六科、尚宝司、中书科、光禄寺、宗人府、吏部、户部、仓场、礼部、贡院、兵部、戎政府、刑部、工部、宝源局、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詹事府、翰林院、太常寺、四译馆、太仆寺、钦天监、观象台、鸿胪寺、太医院、行人司、上林苑、衍圣公府、王军都督府、锦衣卫、京卫外卫、人物、麓、川渠、漕渠、水利、名迹、寺庙、石刻、陵园、赋、诗等门类。是一部明代北京各方面情况的资料汇编,其中不但有对明代宫廷建置、机构运行以及帝王生活起居、祭祀典礼场所的介绍,而且涉及了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沿革、文物古迹、人物掌故等广泛内容,是前承其《春明梦余录》、后启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具有方志性质的重要著作。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将是书收入《史部·地理类》,但由于一直未见刊本问世,故而仅在存目中著录。1962年,北京出版社根据多种抄本整理校改,出版是书。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又再版此书

《希腊漫话》一书作者为著名的古希腊文学与文化研究名家，是古希腊研究领域的权威，也是著名的散文家。作者曾经在希腊游学一年之久，亲身体验了古希腊的文化遗产，对于古希腊的文化与近世希腊的风俗都有非常强烈的情感。本书内容涵盖了古希腊很长一段历史，也包括作者对于旅居希腊期间所思所想，对于古希腊的历史、特色，以及古希腊文化遗产的特征，加以言简意赅的论述。本书识见俱佳，深入浅出，关于希腊文化的叙述令人信服，读来引人入胜。

《吴趋访古录》9卷，刻于清代道光19年（公元1839年）。越12年金田起义，书版在战乱中散失，故传世绝少。仅民国《吴县志·艺文考》著录。作者姚承绪，字缵宗，一字八愚，诸生。博学能文，喜培植后进，故人子弟贫不自力者，饮食教诲之，成就甚众。平生肆力于诗，日课一首，吴中胜迹题咏殆遍。另有《留耕堂诗集》12卷，见于光绪《嘉定县志·文学传》。此书仿明人王宾《吴中古迹诗》休例，将其范围扩大为当时苏州府属各县．内容包括疆域、沿革、名胜、古迹、园林、第宅等类，可补地方志乘之缺。

现代散文集。李广田著。上海文化生活社1949年6月初版。这里所收辑的大都是纪行的文字。 抗战开始的时候作者在济南，济地危急的时候作者随学校迁到泰山下边。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在敌机狂炸中离开了泰安。以后辗转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我们在汉水左岸的郧阳城住过半年，又徒步两月而入川。离郧阳时是十二月一日，又正值严寒的日子，到达目的地后，却正是遍地菜花。 在这小集里所写的，就是由郧阳到四川的沿途情形。 《西行记》是时任山东济南一所中学老师的李广田记述的随校流亡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感。抗战时期，济南危急时李广田先生随学校流亡，辗转泰安、河南、湖北，四川等地，作者记述了沿途自然环境的恶劣、物资的匮乏、社会环境的凶险以及匪患、烟毒、贫穷，作者以纪实的方式展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为那一段历史画了一个侧面肖像。

别名《天文鬼料窍》,中国古代指导认识星空的歌辞。唐丹元子作。有《通志》本、《文献通考》本、《玉海》本、《灵台秘苑》本、《中西经星同异考》本及各种坊刻单行本。各家考证,丹元子应为唐初中期人王希明,身世不详。全书为长篇七言诗,可分31段,共2500余字。据南宋郑樵所记,宋时已有数种不同版本,文辞颇有舛误,经他作了“稽定”,收于《通志·天文略》。其他各本所载,内容基本相同。文字各略有出入,句形亦稍有参差。编排次序,明以前版本为二十八宿、太微宫、紫微宫、天市宫、宫一作垣;清以后改为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本书按二十八宿及三垣的天区分划,依次吟咏叙介吴末晋初太史令陈卓订定的中国283星座1464颗星的位置及星数。从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开始,向北述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继为西方七缩奎、娄、胃、昴、毕、觜、参,再述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自二十八宿末端,转向黄道以上,太微垣星座,旁按三台,转而咏紫微垣各座,最后方是天市垣。全诗系统性颇强,末称“水火木土与并金,以次别有五行吟”,知原本下有咏五大行星诗句,今佚。句中叙星,不少附有赤、黑、黄等字样,保留着古代石氏、甘氏、巫咸氏3家星官的痕迹。本书首先提出了中国三垣二十八宿体系的星座组织,以七言长歌形式,用步行天穹方式介绍了全天星座,通俗易懂。千余年来,对传播古代天文学起了重要作用。

五卷,附序跋一卷,集证一卷,本文一卷。清张宗祥编校。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旧仅有明刊本,《四库总目提要》据刘知几《史通补注》录。杨衒之原书自有注,顾广圻从而和之,欲依《水经注》例,为之厘析。此后吴若准、唐晏据顾广圻绪论,分析本文子注,并据各本,补注事实。吴若准所定本文,仅占子注的二十分之一。唐晏纠正,本文子注,也仅占子注的十分之一。张宗祥称杨衒之书所具史材,当不如此。主张用无如隐以前古本勘正,不应拘泥于顾广圻之论,强为分析,以致蹈明代人士窜改古籍之覆辙,可谓卓识。是本依旧第,取各本,记注文字异同,间加考释。附录序跋一卷,收入《四库总目提要》、毛晋、 王漠、 毛扆、顾广圻、朱紫贵、吴若准、李葆恂、袁廷梼、唐晏等人关于伽蓝记的序跋。便于检阅。集证一卷,录自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以杨衒之的自序,别为补正数事。正文一卷,集吴若准、唐晏之书所析出本文而成。张宗祥因本文子注厘析不易,吴、唐二书俱有违失,故循旧本编第。仅校正文句而已。有此而后各本得失,展卷了然。是本不足之处,张宗祥所取者大都限于伽蓝记各本。如用六朝旧籍及释经、僧传、金石文字互为比勘,必有更多新义。例卷五末京南关口有石窟寺灵岩寺一语,张宗祥依旧本合校为关口,不加更改。实际关口乃阙口之讹。又伽蓝记见收于 《永乐大典》,现《真字韵》尚存三十余条,其时代更早于如隐本,皆可供勘校之助。至于卷五所录宋《云惠生行记》,如今中外学者颇多考证,宜作伽蓝记新注时收入。有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据稿本影印本。

五卷。民国震均(唐晏)撰。震均,满州人,姓瓜尔佳氏,民国初,改姓唐,寄居沪上。光绪八年(1882)进士。曾从张叔宪、潘伯寅等人游,故擅长词章书画金石考据学。著有《书人辑略》、《天咫偶闻》、《两汉三国学案》、《渤海国志》四卷,虽搜拾未富,但创始之功不可没。此书乃其居沪上时所撰。因嫌吴若准《洛阳伽蓝集证》限域未清,难免混淆,虽略胜于旧编,但未尽尘障,乃作此书是书全用《水经注》体裁,涉及寺事市里第宅,例高一格写,此外附注皆低一格,杨衒之的案语,则作夹行,误字意定,以△加以区别。考订之字旁边加圈区别。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意在借伽蓝保存时事,故搜采《魏书》、《北史》等书,于记中人物,皆略注大概。吴若准的《洛阳伽蓝记集证》及附图,亦为改订,仍冠篇首。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沈》的例案,不无可议。如杨衒之案语,例作夹行,可永宁寺浮图一节的“衒之尝与河南尹胡世孝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二十一字,也应作夹行,注于“禁人不听升”一语之下,但此书低一格,作为注文,与以下连写;又如永宁寺浮图节“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一语下,自初掘基至闻及十余里;又如浮图北有佛殿一所”一语下,自形如太极殿至莫尚于斯;又如“形制似今端门”一语下,自图以云气至世所闻,此书皆低一格,作为注文。此类例子甚多,另卷五禅虚寺条,所谓“永平里也”一语,注即汉太上王广处八个字,注字尚存,应是杨衒之的原注,却滥入本文,其误显然,张宗祥在合校本中已指出。此书本文子注不见古本,不易析别,为不足之处。该书收入 《龙谷精舍丛书》。

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1978年修订版。《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名著(《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地理类)，又称《伽蓝记》，为北魏人杨炫之所撰，成书于东魏孝静帝时。书中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佛寺，分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卷叙述，对寺院的缘起变迁、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都记载详核。与郦道元《水经注》一起，历来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本书《洛阳伽蓝记校注》对其进行了详细校注，校注人范祥雍。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中华书局1978年版。《洛阳伽蓝记》为北魏杨衒之所著，以佛寺为经，以相关史实、人物等为纬，真实描绘了北魏时期洛阳城的社会风貌与历史变迁，深具历史与文学价值。 周祖谟先生于1944年起着手校勘《洛阳伽蓝记》，后又增加注释工作，几经增删，历十二载始成。经过周祖谟先生的整理，原书正文与子注之体例得以恢复，眉目清楚，史料丰富，被黄永年先生称为古籍注释的标准著作。

清吴若准编次集证。六卷。据刘知几《史通·补注篇》,杨街之著《洛阳伽蓝记》有小字自注以铺陈史事。世行本无小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由于刊落,顾广圻认为由于刻本中大小字连排致混注入正文。吴氏缘顾说,力求恢复旧貌。依杨书寓史于注,借叙洛京佛寺兴废记元魏政治得失的主旨,大略据如隐堂抄本,参考毛斧季本、何镗本,旁及《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法苑珠林》等所引,采书十余种,重为分析,仿《水经注》例,以寺为经,各予标举,寺外诸事概入自注,厘定成编。该书眉目清楚,杨氏著书主旨得以表发。卷首增洛阳城图一幅,以便省览;末附集证一卷,以列文字和资料校记。书行,世称善本,一再翻刻。李葆恂、唐晏、张元济、陈寅恪等,曾议及其正文过简、子注过繁之偏,并指出某些缺误违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