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一年以前,我的老朋友茹尔·西蒙①,《职责》一书的作者,来请我为他的《大众日报》写一部小说。

我把我正在构思的一部小说的主题告诉了他,他感到很满意。我们当场就签订了合同。

小说的情节发生在一七九一年到一七九三年之间,第一章的情节在瓦雷纳②开场,时间是逮捕国王的那一天晚上③。

不过,尽管《大众日报》催得很紧,我还是要求茹尔·西蒙给我半个月时间再动手写这部小说。

我要到瓦雷纳去走一遭;我从前没有去过瓦雷纳。

要写一本故事情节发生在我没有看到过的地方的小说或者剧本,这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

为了写《克丽丝蒂娜》,我去过枫丹白露;为了写《亨利三世》,我去过布卢瓦;为了写《三个火枪手》,我去过布洛涅和贝蒂纳;为了写《基督山伯爵》,我再去了一次卡塔兰和伊夫堡;为了写《伊萨阿克·拉克唐》,我重游了罗马④;当然,我还研究过耶路撒冷和科林思,虽然我没有去过那些地方,花的时间却比我亲自去一次还要多。

①茹尔·西蒙(一八一四——一八九六):法国哲学家、政治家。

②瓦雷纳:法国默兹省一小镇,离凡尔登三十公里。

③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路易十六准备逃亡国外,在瓦雷纳被捕。④《克丽丝蒂娜》、《亨利三世》、《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和《伊萨阿克·拉克唐》都是大仲马的著作。

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我写的东西读起来真假难分,我笔下的人物有时会在我创造他们的场所落地生根,以致有些人后来真以为确有其人。

甚至有些人还看见过他们!

因此,亲爱的读者,我要私下里告诉您一件事情;不过,请决不要再说给别人听。我不想和那些要养家活口的老实人过不去,他们是以那种行当为生的;不过,如果您到马赛去,有人会指给您看林荫大道上的摩莱尔家的房子,卡塔兰居民区的梅瑟蒂丝的房子和伊夫岛上的邓蒂斯和法利亚坐过的黑牢①。

在我把《基督山伯爵》搬上历史剧院舞台上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到马赛去,要人替我画一张伊夫堡的图寄给我。这张图是供舞台布景师用的。

我写信给他的那个画家把我要的那幅画寄给了我。而且,他做得比我敢于要求他的还要好。他在画下面写着:伊夫岛,画于邓蒂斯被扔下去的地方。

后来我又知道,有一个为人正直的伊夫堡的导游,专门出售法利亚长老亲手用鱼的软骨做的笔尖。

遗憾的是,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不过是我想象中的人物,因此,邓蒂斯不可能从伊夫堡上被扔下海去,法利亚长老也不可能制作笔尖。

访问现场就是这么一回事。

因此我想在写我这部小说之前去一次瓦雷纳,这本书的第一章是在瓦雷纳开场的。

而且,从历史观点看,瓦雷纳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有关瓦雷纳的历史资料我看得越多,我对在那个地方逮捕国王越觉得不可理解。

①摩莱尔、梅瑟蒂丝、邓蒂斯、法利亚,都是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人

因此,我邀请我的年轻朋友保尔·博卡热①和我一起到瓦雷纳去,我有把握他会接受的。向这位有才智的英俊青年提议作这样一次旅行,等于要他从椅子上一跃跳到火车上。

我们登上了去夏隆的火车。

到了夏隆,我们和一个车行老板讲好了价钱,以一天十法郎的代价,租了一匹马和一辆蹩脚马车。

我们的旅程一共是七天:从夏隆到瓦雷纳三天;从瓦雷纳回夏隆三天;还有一天在城里作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实地调查。

我满意地——这种满意您很容易理解——认识到,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成为历史人物;而且,我更满意地认识到,在所有的历史学家中,梯也尔②是最没有历史价值的。

我早已猜到了,可是我还不能肯定。

唯一正确的,而且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莱茵河游记》一书中的作者自己——维克多·雨果③。

诚然,维克多·雨果是诗人,他不是历史学家。

如果诗人愿意做历史学家,他们将成为多么出色的历史学家啊!

一天,拉马丁④问我,他写的《吉伦特党人的历史》获得巨大成功,应该归功于什么。

“归功于您站到了小说的高度。”我回答他说。

他沉思良久,我相信他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在瓦雷纳逗留了一天,参观了写我那部小说必须参观的所有的地方,我那部小说将取名为《阿尔贡的勒内》。

参观完毕我就回来了。

①保尔·博卡热(一八二二——?):法国剧作家、小说家、大仲马的合作者。

②梯也尔(一七九七——一八七七):镇压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任第三共和国总统。

③维克多·雨果(一八0二——一八八五):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④拉马丁(一七九0——一八六九):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我儿子那时正在默伦附近的圣阿西兹乡下;那儿有一个为我留着的房间;我决定到那儿去写我的小说。

我不知道还有比亚历山大①和我两人的性格更对立的了,可是我们两人待在一起却相处得很好。我们远在两地时,肯定也曾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可是我相信,这些美好的日子,绝不比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更加愉快。

此外,在我安顿下来三四天以后,我就开始着手写我的《阿尔贡的勒内》,可是刚一拿起笔,几乎又马上放了下来。

写不下去。

我就讲一些故事来解闷。

我偶然讲了一个过去诺地埃②讲给我听的故事,讲的是四个参加了耶户一帮子③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在布尔让布雷斯④被处决,情节悲壮,激动人心。

这四个年轻人中那个死得最痛苦,或者不如说那个使人最不忍心杀他的人,只有十九岁半。

亚历山大专心致志地听我讲这个故事。

我讲完以后,他说:

“你知不知道,”他对我说,“我要是换了你,我会怎么办?”

“怎么办?”

“我就把写不出来的《阿尔贡的勒内》搁在一边,写一本《耶户一帮子》来代替它。”

“可是你倒是想想看,我那一部小说在我脑子里已经搁了一二年了,几乎已经完成了。”

“既然它现在还没有完成,那么永远也不会完成了。”

“你也许讲得有理;可是我要损失六个月时间来重新进入角色。”

①指小仲马。

②诺地埃(一七八0——一八四四):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③耶户一帮子:见下文。

④布尔让布雷斯:法国东南部安省的省会。简称布尔。

“算了!三天以后,你半部小说已经完成了。”

“那么,你助我一臂之力。”

“好,我要给你两个人物。”

“就这些吗?”

“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其余的是你的事;我,我要写我的《金钱问题》①。”

“那么,你那两个人物是什么人?”

“一位英国绅士和一位法国军官。”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英国绅士。”

“行!”

于是,亚历山大把塔莱勋爵向我描绘了一番。

“你那位英国绅士我觉得还可以,”我对他说,“现在,我们来看看你那位法国军官。”

“我的法国军官是一个神秘人物,他一心想自己找死,可是总达不到目的;以致每次他想让人杀死,他就建下一次奇功,于是就升了一级。”

“可是为什么他想找死呢?”

“因为他活得不耐烦了。”

“那么为什么他活得不耐烦了?”

“啊,那是这本书的秘密。”

“最后总得讲出来吧,”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不讲。”

“读者要问的。”

“你可以回答他们说,他们只能自己找;一定得留点儿事给读者干干。”

“亲爱的朋友,那我要给读者来信压死了。”

①小仲马写的一个剧本。

“你别理他们。”

“好吧,可是,为了使我自己满意,至少得让我知道我书中的主角为什么想让人杀死。”

“啊,对你我可以讲。”

“说说看。”

“那么,假如阿伯拉尔①当了兵,而不做辩证法学者。”

“还有呢?”

“那么,假定一颗子弹……”

“说得好。”

“你知道,假定他不是隐藏到巴拉克莱修道院②里去,那么他会尽一切可能让自己被人杀死。”

“哼!”

“什么?”

“太生硬!”

“生硬,生硬什么?”

“要使读者接受,太生硬。”

“可是你用不到把这个告诉读者。”

“对。……是啊,我相信你是对的……等等。”

“我等着。”

“你有诺地埃的《革命回忆录》吗?”

“诺地埃的书我全有。”

“去替我把他的《革命回忆录》找来。我相信他写过一二页关于居荣、勒普雷特尔、阿米埃和伊凡尔的事情。”

“那么,别人会说你到窃了诺地埃。”

“啊!他生前非常喜欢我,去世以后我向他要些什么,他一定会给我的。去替我把他的《革命回忆录》找来。”

①阿伯拉尔(一0七九——一一四二):中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当时名噪一时。曾因秘密结婚而被阉割。

②巴拉克莱修道院是阿伯拉尔所建。

亚历山大去把《革命回忆录》替我找来了。我打开书,翻阅了三四页,最后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亲爱的读者,请看一点儿诺地埃的著作,您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下面就是他说的话:

“在我刚才提到阿米埃的一章里涉及的抢劫释车的几个强盗叫做勒普雷特尔、伊凡尔、居荣和阿米埃。

“勒普雷特尔四十八岁,他是一个前龙骑兵队长,圣路易骑士,具有高贵的容貌,自负的神气和潇洒的风度。居荣和阿米埃的真名实姓从来也没有人知道过。他们是应该把他们的真姓名告诉那些殷勤备至的护照商人的。请想象一下,那是两个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冒失鬼;由于某种共同的责任——也许是共同干了坏事,或者是由于某种比较微妙、比较高贵的利益——担心有损他们的姓氏,他们两人总是难分难舍。关于居荣和阿米埃两人的事情,凡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大家都会知道。阿米埃的脸色阴沉,也许是因为他可怕的外貌,才得了传记作家给他的坏名声。伊凡尔是里昂一个富商的儿子,他曾经贿赂负责押送他的班长六万法郎,要这个士官放他逃跑。他在这一帮人中间既是阿喀琉斯①,又是帕里斯②。他身材适中,四肢匀称,举止潇洒,动作迅速,反应灵敏。他的眼神里始终带着激情,嘴角上永远挂着微笑。他的相貌使人看了不会忘记,就像是一个难以表达的轻柔与刚强,温和与力量的混合物。他发表意见的时候,滔滔不绝,热情洋溢。他的谈吐说明他青年时代曾经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才智横溢。他的最使人感到震惊的是他轻松愉快、喜气洋洋的神情,这和他所处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人看了心里难受。此外,大家一致认为他很善良、慷慨,有人情味,同情弱者;因为他喜欢打抱不平,果敢坚决,这从他的有点儿女人腔的面容上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的;他以自己从来不缺钱用,和没有一个敌人为荣。这是他对指责他犯了抢劫杀人罪的唯一的回答。他二十二岁。

①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全身除脚踵部分外任何武器伤害不了他的身体。

②帕里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容貌俊美,替力过人。

“这四个人的任务是攻击一辆装载着四万法郎政府公款的驿车。这次行动是在大白天完成的,几乎是以彬彬有礼的方式进行的,旅客们和这件事没有利害关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一天,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勇敢得出奇,他抢过车夫的手枪,向劫车者射击。因为根据习惯,平时武器只装火药不装子弹,因此没有人受伤。这时候马车里的人当然全都惊惶失措,害怕报复。这个孩子的母亲吓得突然瘫倒。这次新的混乱使强盗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位母亲的身上,也顾不到其他人了。有一个强盗急步向她走去,用最亲切的方式安慰她,祝贺她的儿子年纪这么小就这么勇敢,并把他们这几位先生平时备在身边给自己用的嗅盐和香料慷慨地奉献给她使用。她又恢复了正常,她的旅伴们注意到,在这次感情冲动的时刻,那个强盗的面具掉了下来,可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他的脸。

“这时候的警察局,依靠一种松懈的监视进行工作,但没有力量遏止强盗的行动,可是他们不缺少找到他们踪迹的办法。通缉令一直传达到咖啡馆里,弹子房里的人全都明白出了大事;有人要掉脑袋。像这样的事不仅罪犯们非常关心,连老百姓也是十分注意的。果然,到了晚上,这些江洋大盗又来到了社交场合,像谈起晚上的娱乐消遣一样谈到了他们夜里所从事的勾当。于是,勒普雷特尔、伊凡尔、居荣和阿米埃便被带到邻省一个法庭前面。他们那次罪行没有任何受害者,除了国库以外;而国库和任何人无关,因为已经不再有人知道国库属于谁的了。除了那位漂亮夫人,也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而那位漂亮夫人又绝对不会这样做。大家一致通过宣告他们无罪。

“可是舆论反应非常强烈,警务部不得不提出上诉。原判被撤销,可是当局十分犹豫,甚至有些害怕,唯恐惩罚了那些日后会被当作光辉业绩而到处宣扬的过火行动。几名被告被带到安省的布尔城法院,在这个城里有被告的一部分朋友、亲戚、支持者和同谋。当局以为,只要把那些牺牲者重新带给那个提出抗议的政党就能使他们满意;当局又以为,只要同时把这几个牺牲者置于绝对可靠的保护之下,也肯定不会得罪另一个政党。这些被告进入监狱真像是一次胜利。

“预审重新开始,起先的结果和上次完全一样。四个被告都有不在场的证明;这是伪证,可是表面上有一百个人签名的证明,即使要一万个证明人也能找到。在这样一个权威的证据面前,任何信心都会瓦解。宣告免诉看来已成定局,突然,检察长提出了一个也许是出于无意的,可是十分奸诈的问题,改变了这次诉讼的局面。

“‘夫人’,他问那位曾经受到其中一个强盗非常热心关照的女人,‘这几个被告之中,哪一位是曾经亲切地照顾过您的?’

“这种出人意料的讯问方式打乱了她的思路。也许她以为事实已经清楚了,要她当面指认;只不过是一种改变那个和她有关系的人的命运的方法。

“‘是这位先生,’她指着勒普雷特尔说。

“这四个被告都是以不在现场的证据为自己辩护的,而且四个人是不可分割的,这一下子就全跌倒在刽子手的刀斧之下。他们站起来,微笑着向她致敬。

“‘好哇!’伊凡尔在重新坐到他的小板凳上时放声大笑,说,‘队长,这件事告诉您,以后对女人可要殷勤一些。’

“我听说,不多久之后,这位不幸的夫人因懊丧优郁而离别了人世。

“照例有上诉,可是这一次却希望渺茫。拿破仑在一个月以后就要进行镇压的革命政党力量又重新抬头;反革命政党由于过去可僧的暴行受到指责。人们需要一些例子,并为此作出了安排,就像人们一般在困难时期所做的那样,因为有些政府就像人一样:

最弱小的是最残酷的。再说,耶户一帮子也支离破碎了。这些凶暴的匪帮的英雄人物德博斯,阿斯蒂埃,巴里,勒科克,达布里,德尔博尔勃和斯托肯费尔特都已经死在断头台上,或者是死在断头台的旁边。对那些罪犯来说,己经不能再指望那些胆大包天的疯子,这些疯子已经累了,从此以后,他们甚至不能再保卫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像皮亚尔一样,在快快活活地饱餐一顿以后,冷漠地结果了自己的生命,免得还要麻烦法庭或者让人进行报复。我们的强盗死路一条。

“他们的上诉被驳回了;可是首先接到通知的不是司法当局。牢房围墙脚下三声枪响把消息通知了犯人。负责法庭安全工作的督政府委员被这种内外勾结的迹象吓破了胆,召来了一些武装力量,我的伯父就是这支部队的长官。清晨九点钟,六十名骑兵排列在监狱院子的铁栅栏前面。

“为了走进这四个不幸的人的囚室,尽管狱卒已经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措施——头天晚上已经把他们紧紧地绑住,又加上了沉重的镣铐——,还是很快就被犯人们制服了。囚犯们已经卸去了身上的栓桔,全身武装,把他们的看守人员反锁在囚室里以后,毫无困难地走出了牢门:由于他们手上有了全监狱所有的钥匙,他们同样轻而易举地穿过了监狱的院子。在那些待在铁栅栏外面的小百姓看来,他们的外貌无疑是相当可怕的。为了能行动方便;也许为了装出一种无所畏惧的气概——这种气概比起和他们的姓名连在一起的勇敢坚强的声誉更有威力——;也许甚至是为了在身上流出鲜血时不太显眼——这些鲜血在白布上很快就会渗出来,泄露了这是一个受重伤的人在作最后挣扎;他们的身上都是赤裸裸的。他们胸前交叉着背带,红色宽阔的腰带上插满了武器,他们狂热的呼喊冲杀的声音,所有这一切都显得有点儿古怪。他们走到监狱院子里,看到展开在前面的一动不动的宪兵队,这是不可能冲破,不可能穿越的。他们站定了一会儿,似乎是相互商议了一下,勒普雷特尔,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又是他们的首领,举手向宪兵队致敬,一面带着他所特有的那种高贵风度说:”‘好样的,宪兵先生们!’

“随后,他在他的伙伴们前面经过,向他们作热烈的最后告别,接着朝自己头上放了一枪,自杀身死。居荣,阿米埃和伊凡尔装作要自卫的样子,他们两只手里的枪的枪管转向面前这支武装部队。不过他们根本没有开火;可是宪兵们把这种行动看作是一种公开的敌对行动,开枪了。居荣直挺挺地倒在勒普雷特尔的一动不动的尸体上死了。阿米埃的大腿在靠近腹股沟的地方被打断了。《当代人传记》中说他被处决了。我好几次听说他是在断头台下面断气的。只留下伊凡尔一个人了:他神色泰然,目光可怖,他两只灵活而有经验的手挥舞着他的两支手枪,以死亡威胁着所有的观众。我不知道如何来赞赏这个飘动着秀发的、绝望中的漂亮的年轻人,——他以从来没有叫人流过血而闻名,眼下法庭要他以血来赎罪——他像一头被猎人追得走投无路的狼一样在三具尸体上跳来跳去,这种见所未见的可怕场面,使这群宪兵怒气稍许平息了一些时候。他发现了这种情况,作了妥协。

”‘先生们,’他说,‘要我死!我去!我甘心情愿地去死!可是,任何人都不要靠近我,如果有人走近我,我就向他开枪,除了这位先生以外,’他指着刽子手接着说,‘这是一件我和他之间的事,这件事对我们双方来说只涉及到一些程序问题。’

“这个让步是容易做到的,因为对那场可怕的悲剧,那儿没有人能再看得下去,都想看到它早些结束。他看到他们作出了这个让步,就把手中的枪咬一把在嘴里,再从腰带上抽出一支匕首,往自己胸口猛刺进去,只露出了刀柄。他还是站在那儿,显得对自己还能站着感到很惊奇。大家想向他冲过去。

”‘太美了,先生们!’他重新又朝着那些准备包围他的人吼道,在他的鲜血从插着匕首的伤口大量喷出的时候,他又把两把枪抓在手中,‘你们知道我们的协议:我要一个人死,要不我们一起死三个。我们一起走吧。’

“大家让他向前走去。他笔直地向断头台走去,一面在绞动插在他胸口里的刀。

“‘是啊,’他说,‘我的生命力一定很强!我死不了。想法子把这件事结束了吧。’

“他请几个刽子手帮忙。

“一会儿以后,他的脑袋掉了下来。也许是由于偶然,也许是由于生命力的某种特殊现象,这颗脑袋在掉下来时跳了一下,滚到了断头台的外面,在布尔至今会有人对您说,伊凡尔的脑袋还开口讲过话。”

我还没有看完,就决定把《阿尔贡的勒内》放在一边,准备着手写《耶户一帮子》。

第二天,我把旅行袋挟在胳膊下面走下楼来。

“你要走吗?”亚历山大问我。

“是的。”

“你去哪儿?”

“去布尔让布雷斯。”

“去干吗?”

“参观当地,访问那些看到过处决勒普雷特尔,阿米埃,居荣和伊凡尔的人,请他们谈谈当时的情况。”

大家知道,从巴黎到布尔有两条路可走:可以乘火车在马孔下车,随后乘从马孔到布尔的择车,也可以乘火车到里昂下车,随后乘里昂直达布尔的火车。

我犹豫不决,不知走哪条路好,由于一个暂时和我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的旅客,我终于下了决心。他是去布尔的,他对我说,他在那儿有很多关系;他走经里昂去布尔这条路,因此,里昂这条路是最好的。

我决定和他走同一条路。

火车到里昂我躺下睡觉,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到了布尔。

王国的第二首都①的一份报纸在那儿盯上了我,这份报纸上登了一篇对我冷嘲热讽的文章。

里昂自一八三三年起就对我耿耿于怀,我想,那是在二十四年以前,我曾经说过这个城市缺少文学气息。

唉!我在一八五七年对里昂的意见跟一八三三年完全一样,我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意见。

在法国还有像里昂一样的对我心怀不满的第二个城布:那是鲁昂

鲁昂对我所有的剧本,包括《埃尔马恩伯爵》,都报以“嘘声”。

一天,一个那不勒斯②人向我夸口说他曾经嘘过罗西尼③和拉玛利勃朗④,《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和黛丝德蒙娜⑥。

“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回答他说,“因为罗西尼和拉玛利勃朗也夸口说他们曾经被那不勒斯人嘘过。”

因此我也夸口说曾经被鲁昂人嘘过。

一天,我身边正好有一个真正的鲁昂人,我下定决心要弄清楚为什么我在鲁昂被人嘘。有什么办法呢!我喜欢对最小的事情刨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

鲁昂人回答我说:

“我们嘘您,因为我们恨您。”

为什么不恨呢?鲁昂还恨贞德⑥呢。当然,并不是为了同样原因。

①指里昂。

②那不勒斯:意大利南部港市。

③罗西尼(一七九二——一八六八):意大利作曲家,著有《塞维尼的理发师》。

④拉玛利勃朗(一八0八——一八三六):西班牙籍法国女歌唱家。曾在伦敦演出《塞尔维亚的理发师》。

⑤莎士比亚名剧《奥瑟罗》中的女主角。

⑥贞德(一四一二——一四三一);百年战争末期伉击英国侵略军的法国女英

雄。后被封建主出卖被捕,在鲁昂被由英军操纵的教会法庭判处火刑,壮烈牺牲。

我问这个鲁昂人,为什么他和他的同胞恨我:我从来没有讲过他们苹果酱的坏话;在巴尔贝先生任市长期间,我始终是尊敬他的,在他被文人协会委派参加伟大的高乃依①塑像落成典礼时,我是唯一想到在他开始演说以前行礼的人。

在这一切里面,没有任何值得鲁昂人憎恨的说得过去的理由。因此,对“我们嘘您,是因为我们恨您”这个骄傲的答复,我低声下气地问道:

“那么为什么你们恨我呢,我的天主!”

“啊,这您很清楚,”鲁昂人回答说。

“我?”我说。

“是的,您。”

“不管怎么样,您就当作我不知道吧。”

“您还记得市政府为了高乃依塑像的事请您参加的那次晚宴吗?”

“当然记得。是因为我没有回请而恨我吗?”

“不,不是这个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是这么回事,在那次晚宴上,有人对您说:‘仲马先生,您完全应该用鲁昂城的历史做题材写一个剧本。’”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没有再容易的事情了;只要你们一提出要求,我就到鲁昂来住上半个月。你们给我一个题材,我就可以在这半个月里面写一个剧本,作者的权益我可以送给穷人们。’”

“是这么回事,您是这么说的。”

“在这些话里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得罪鲁昂人以招致他们嫌恶的地方。”

“是的,可是接下来又有人问:‘这个剧本您用散文写吗?’对这个问题您回答说……您还记得您是怎样回答的吗?”

①高乃依(一六0六——一六八四):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生于鲁昂。

“说真的,我记不得了。”

“您那时回答说:‘我要用诗句写,这样可以写得快一些。’”

“我很可能讲过这样的话。”

“是吧!”

“那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这是对高乃依的侮辱①,仲马先生;所以鲁昂人恨您,而且还会恨您很久。”

原来如此!

可敬的鲁昂人啊!我但愿你们永远别原谅我,别为我鼓掌,可别跟我这样恶作剧。

报纸上说,仲马在里昂只待了一个晚上,一定是因为一个极其缺乏文学气息的城市不配更久地留住他。

仲马先生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他在里昂只待了一个晚上,是因为他急于到布尔去;因此,仲马先生一到布尔就叫人把他带到省报报社去。

我知道那家报社是由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领导的,他是我的朋友波,关于布罗②教堂的那本著作的出版者。

①高乃依以诗剧闻名。

②布罗:布尔城东南一个区

我求见米利埃先生。——米利埃先生马上出来迎接我。

我们握了握手,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诉了他。

“您的事交给我了,”他对我说,“我带您到我们这儿一个地方官那儿去,他在写外省的历史。”

“可是您说的那个历史写到什么时候了?”

“写到一八二二年。”

“那么,一切顺利。因为我要讲的历史是一七九九年的事情,而我那些主人公是在一八00年被处决的。他已经写过了那个时代,会告诉我一些情况的。我们到您那位地方官那儿去吧。”

一路上,米利埃先生告诉我说,这位历史学家地方官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

自从布里亚-萨瓦兰①以来,地方官食不厌精已经成为习气。不幸的是,很多人仅仅是些饕餮之徒,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①布里亚-萨瓦兰(一七五五——一八二六):法国作家、美食家,做过地方官员。

我们被领进了地方官的办公室。

我见到了一个容光焕发、脸上带有嘲笑神情的人。

他带着历史学家关照诗人的那种保护人的神态欢迎我。

“那么,先生,”他问我,“您是到我们这个可怜的地方来找小说的题材的?”

“不,先生:我的题材早已找到了;我只是来寻找历史材料的。”

“是吗!我不相信写小说还要花这么大力气。”

“您错了,先生,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习惯于对我要探讨的历史题材作非常严肃认真的研究。”

“您至少可以派个人来。”

“如果我派人来,先生,他对我的题材毫无所知,因此很可能对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视而不见;而且,当地的实际情况对我有很大帮助,我不是亲眼目睹就难以描写。”

“那么,您准备亲自写的是一部小说吗?”

“啊,是的,先生。上一部小说我是叫我的跟班写的;因为那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家伙就漫天讨价要我大大增加他的工资,所以我非常遗憾,不能再留用他了。”

那位地方官咬咬嘴唇,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您一定很愿意告诉我,先生,”他对我说,“在这项重大的工作里面,我在哪方面可以帮助您。”

“您可以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先生。您写过一部省史,那么发生在省会里的重大事件您总不会不知道。”

“是的,先生,我想,在这方面,我知道得是相当多的。”

“那么,先生,我们先来谈谈,您那个省曾经是耶户一帮子的活动中心。”

“先生,我曾经听说过耶稣一帮子的事情,”地方官回答说,他脸上又挂起了嘲讽的微笑。

“那么是些耶稣会修士罗,是不是?我间的不是这个,先生。”

“我讲的也不是这个;我讲的是那些从一七九七到一八00年之间在大路上抢劫驿车的强盗。”

“那么,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我来布尔就是为了寻找有关他们的资料的,他们叫做耶户一帮子,而不是叫做耶稣一帮子。”

“可是‘耶户一帮子’这个名称是怎么回事?我喜欢把一切都搞清楚。”

“我也是,先生;所以我才不想把拦路贼和传教士混为一谈。”

“是啊,这似乎有些不太正统。”

“可是这就是您刚才做的嘛,先生,如果我不纠正您的判断;我,是个诗人;而您,是位历史学家!”

“我等着听您的解释,先生,”地方官抿紧嘴唇说。

“解释很简单,用不了几句话:耶户是一个由以利沙①授命的以色列国王,为了要他消灭亚哈②一家。以利沙代表路易十八③;耶户就是卡杜达尔④;亚哈一家指的是革命。所以那些抢劫释车,用政府的钱财来维持旺代战争⑤的拦路贼就叫做耶户一帮子。”

“先生,我真幸运,在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学到一些东西。”

①以利沙:犹太先知,继以利亚之后继续行神迹奇事.

②亚哈:以色列王。

③路易十八(一七五五——一八二四):法国复辟王朝国王(一八一四——一八二四)。

④卡杜达尔(一七七一——一八0四):法国保皇派密谋分子,曾参加旺代战争,朱安党的首领。

⑤旺代战争:法国保皇分子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

“啊!先生,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活着的时候向人学习;死了以后,向天主学习。”

“可是,总之,”我的对话者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手势,说,“我能不能知道我在哪方面对您有用?”

“是这么回事,先生。有四个这样的年轻人,耶户一帮子当中的主要人物,在布尔的巴斯底翁广场被处决了。”

“首先,先生,在布尔,巴斯底翁广场不是处决犯人的地方;一般都在集市场上处决犯人。”

“眼下,先生……最近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以来,自从处死佩戴尔①以来,是在集市场上处决犯人的……可是从前,尤其在大革命时期,是在巴斯底翁处决犯人的。”

①佩戴尔(一八0四——一八三九):公证人,因有重大杀妻嫌疑,在布尔被处

“这有可能。”

“是这么回事……这四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居荣,勒普雷特尔,阿米埃和伊凡尔。”

“我第一次听说这些名字。”

“可是他们是有点儿名气的,尤其在布尔。”

“先生,您能肯定这些人是在这儿被处决的吗?”

“我可以肯定。”

“这些资料您是从哪儿得到的?”

“向我提供资料的人的伯父是宪兵队队长,他参加了那次处决。”

“向您提供资料的人叫什么名字?”

“夏尔·诺地埃。”

“夏尔·诺地埃,是小说家,还是诗人?”

“如果是历史学家,我就不会寻根究底了。我最近去瓦雷纳旅行过一次,在那次旅行中我懂得了对历史学家必须尊重。可是,正巧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所以我要寻根究底。”

“这随您的便,可是您想知道的事情我一无所知;而且我甚至敢于说,如果您来布尔,只是为了打听有关处决这几位先生的情况……他们叫什么来着?”

“居荣,勒普雷特尔,阿米埃和伊凡尔。”

“那您这次旅行就完全是白费力气。这个城市的档案我已经查阅二十年了,像您对我讲的这些事,我可从来也没有看见过。”

“城市档案和法院书记室的档案不是一回事;也许我可以在法院书记室的档案里找到些什么。”

“啊,先生,如果您想在法院书记室的档案里找到些什么,那您的本事可大极了!法院书记室档案是一堆垃圾,一堆真正的垃圾;这样的话,您就必须在这儿呆上一个月,而且……而且……”

“我只准备在这儿待一天,先生;可是,在这一天里面,我要找到我找的东西,您允许我把我找到的资料告诉您吗?……”

“当然,先生,当然,先生,当然,那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不比我刚才要请您帮我的忙大;我要把您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告诉您,仅此而已。”

你们可以料到,在我从我那位地方官家里出来的时候,我的虚荣心受到了怎样的刺激;我无论如何要搞到有关耶户一帮子的材料。

我责怪米利埃,并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听着,”他对我说,“我有一个做律师的姐夫。”

“啊,我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到您姐夫那儿去。”

“可是眼下他在法院里。”

“那么我们到法院去。”

“您去那儿会引起议论的,我预先告诉您。”

“那么,您一个人去;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叫他想办法去找。我呢,我要去市郊看看,这些地方是我以后工作的根据;如果您愿意,我们四点钟在巴斯底翁广场再见面。”

“再好没有。”

“我来的时候仿佛看到过有一座森林。”

“赛荣森林。”

“好极了!”

“您需要一座森林?”

“这是我必不可少的。”

“那么,请允许我……”

“什么?”

“把您带到我一个朋友勒杜克先生家里去,他是一位诗人,在他不做诗的时候,他是一位检查员。”

“什么检查员?”

“森林检查员。”

“森林里有没有什么废墟?”

“有一座修道院,不过修道院不在森林里,它离森林有一百来步远。”

“那么在森林里呢?”

“有一个叫做科勒里的像工场一样的地方,它是附属于修道院的,两者之间有一个地道相通。”

“好啊!——现在,如果您能够再奉献给我一个山洞,那您真是叫我心满意足啦!”

“我们有赛泽利阿山洞,不过这个山洞在拉雷苏斯河另一边。”

“这对我没有多大关系。如果山洞不到我这儿来,我可以像穆罕默德①一样,到山洞去。现在,我们先去勒杜克先生那儿吧。”

①穆罕狱德(约五七0——六三二):伊斯兰教创立人。

五分钟以后,我们到了勒杜克先生家里,他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事去找他以后,就提出,他,还有马匹和车辆,都交由我来安排。

我全都接受了。有些人提出为别人效劳的方式会一下子使您感到毫无拘束

我们首先参观了修道院。它似乎是为我特意建成的,简直没法使我再中意了。冷落的隐修院、荒芜的花园,居民都像是化外之人,谢天谢地,真是无巧不成书!

我们从修道院到了科勒里,那是修道院的一个附属建筑。我还不知道我将把它怎么办;可是显而易见,这对我是有用的。

“现在,先生,”我对我的殷勤好客的向导说,“我需要一片美丽的稍许有些阴暗的景色,在大树下面,小河旁边。您知道在这儿有这样的地方吗?”

“您要这个地方干吗?”

“我要在那儿造一座宫殿。”

“什么宫殿?”

“当然是一座虚假的宫殿罗!我有一个家庭需要一个住的地方,一位模范母亲,一个整天闷闷不乐的女儿,一个淘气的兄弟,一个专门违禁打猎的园丁。”

“我们有一个叫做‘黑色喷泉’的地方。”

“这个名字就很迷人。”

“可是没有宫殿。”

“那太好了,因为要是有的话,我也不得不把它毁掉。”

“我们去‘黑色喷泉’吧。”

我们动身了;一刻钟以后,我们在守林人的房子前面下了车。

“走这条小路,”勒杜克先生对我说,“它通向您想去的地方。”果然,这条路通向一个巨木参天的地方,树荫下有三四条泉水。

“这就是大家叫做‘黑色喷泉’的地方。”勒杜克先生对我说。

“蒙特凡尔夫人,阿梅莉和小爱德华将来要住在这儿。现在请说说,我看到的对面几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这儿,最近的叫蒙塔涅村;那儿,山里面,叫赛泽利阿村。”

“那儿有个山洞吗?”

“有的。可是您怎么知道赛泽利阿村有一个山洞。”

“请再讲下去。请问其他几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啊?”

“圣茹斯特,特莱科纳斯,拉马斯,维尔勒韦尔絮尔。”

“很好。”

“您够了吗?”

“够了。”

我拿起我的笔记簿,画了一张当地的地图,就在靠近这些村子的位置上,记下了勒杜克先生刚才一一说给我听的那些村子的名字。

“我记下了,”我对他说。

“我们去哪儿?”

“布罗教堂该在我们走的这条路上吧?”

“正是。”

“我们去参观布罗教堂。”

“在您的小说里也需要谈到它吗?”

“当然;您完全可以想象,我这本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拥有一个十六世纪建筑学上的杰作的地方,我总不会不去利用这个杰作。”

“我们去布罗教堂吧。”

一刻钟以后,圣器室管理人把我们领进了那个安置着三座珍贵的大理石坟墓的花岗岩岩洞里面,那是玛格丽特·德·奥地利①,玛格丽特·德·波旁②和美男子菲利浦③三人的墓。

“怎么,”我问圣器室管理人,“在大革命时期④,所有这些东西没有被毁坏吗?”

“啊,先生,市政府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①玛格丽特·德·奥地利(一四八0——一五三0):萨沃瓦大公美男子菲利浦的妻子。

②玛格丽特·德·波旁:美男子菲利浦的母亲。

③美男子菲利浦(一四八0——一五0四):萨沃瓦大公。

④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什么好主意?”

“就是把教堂改成一个草料仓库。”

“是啊,于是干草救了大理石;您讲得对,我的朋友,这是一个好主意。”

“市政府的主意是不是也引出您一个主意?”勒杜克先生问我。

“对啊,如果我不用来搞些名堂出来,那我真是太不幸了。”

我把怀表掏了出来。

“三点钟了!我们去监狱吧;我四点钟在巴斯底翁广场和米利埃先生有约会。”

“等等……还有最后一件事。”

“什么事?”

“您看到了玛格丽特·德·奥地利的箴言吗?”

“没有看到;在哪儿有?”

“到处都有;首先在她的墓上就有。”

“Fortune,infortune,fort:une.”①

①根据法文直译为幸运,厄运,强者:一个。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文字游戏是什么意思?”

“学者们是这样解释的:妇女薄命。”

“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首先必须从它的来源假设这是一个拉丁文箴言。”

“我们就这么假设吧,很可能是这么回事。”

“那么:Fortunainfortunat……”

“噢!噢!infortunat。”

“当然啦……”

“这太像是一个生造的词语。”

“有什么办法呢!”

“我有一个解释。”

“先说说看!”

“可以这样解释:Fortuna,infortuna,fortiuna.①也就是命运好坏对强者来说是无所谓的。”

①拉丁文。

“也许正确的翻译就是这样的,您知道吗?”

“对啊!所谓不学无术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爱的先生;您很有见识,一个有经验的人比一个有学问的人看问题更正确。——您没有别的事对我说了吗?”

“没有了。”

“那么,我们去监狱。”

我们又登上马车,回到城里,一直到监狱门前才停车。我从车门伸出头去说:

“唷!”我说,“他们替我把它糟蹋了。”

“什么!他们替您把它糟蹋了?”

“当然,它已经不像我那些囚犯那个时代的模样了。我们可以和狱卒谈谈吗?”

“当然可以。”

“我们去和他谈。”

我们敲门。

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来替我们开门。

他认出了勒杜克先生。

“我亲爱的,”勒杜克先生对他说,“这是我一个朋友,一位学者……”

“啊!算了,”我打断他的话说,“别乱开玩笑。”

“我这位朋友说,”勒杜克先生继续说,“这座监狱已经不是上一世纪那一座了,是吗?”

“是这么回事,勒杜克先生,监狱曾经被毁掉过,后来又在一八一六年重建起来。”

“那么,里面的样子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啊,不一样了,先生,完全变样了。”

“有没有旧监狱的平面图?”

“噢!建筑师马丁先生也许能替你们找一张来。”

“是律师马丁先生的亲戚吗?”

“是他的兄弟。”

“很好,我的朋友;平面图我会拿到的。”

“那么,我们不需要再待在这儿了?”勒杜克先生问。“不必要了。”

“我可以回家了吗?”

“要离开您真是一件憾事,可是也没有办法。”

“您不需要我陪您去巴斯底翁广场吗?”

“它就在这儿附近。”

“今天晚上您干什么?”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到您那儿去。”

“太好了!九点钟,等您来喝茶。”

“我一定去喝。”

我谢过了勒杜克先生,握过手以后就分别了。

我向利斯街——又称竞技场街,因为这条街通向曾经发生过一次战斗的广场——走去,随后沿着蒙比隆花园走到了巴斯底翁广场。

那是一个半圆形广场,今天已经变成了市场。在这个半圆形广场中间,矗立着达维·德·昂热尔①制作的比谢②的青铜像。比谢穿着大礼服——为什么要作这样的现实主义夸张呢?——一只手放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全身赤裸的孩子的胸口上——为什么要作这样过分的想象呢?在比谢的脚下还横着一具尸体。这是用青铜表现的比谢的著作:生和死!……

①达维·德·昂热尔(一七八八——一八五六):法国雕塑家。

②比谢(一七七一——一八0二):法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

我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座铸像,它集中地表现了达维·德·昂热尔的优缺点,突然我感到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过头去:是米利埃先生。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

“怎么样?”我间他。

“好啦,成功了!”

“这是什么?”

“执行记录。”

‘。谁的执行记录?”

“您那几位的。”

“居荣,勒普雷特尔和阿米埃的吗?……”

“还有伊凡尔的。”

“那么,给我吧。”

“拿去!”

我拿过来,念了起来。

死刑执行记录

被判处人洛朗·居荣;艾蒂安·伊凡尔;弗朗索瓦,阿米埃;安托尼·勒普雷特尔。

共和八年热月①二十日判决;共和九年葡月②二十三日执行。

“今天,共和九年葡月二十三日,共和政府政法委员于夜间十一点钟,收到司法部长的一包有关判处洛朗·居荣,艾蒂安·伊凡尔,弗朗索瓦·阿米埃和安托尼·勒普雷特尔四人死刑的诉讼案卷和判决书。最高法院本月六日的判决书否决了撤销共和八年热月二十一日的申诉,并用公函于早上七八点钟通知,四个被判死刑的被告将于今天十一点钟处决。在十一点钟以前,这四个被告在监狱里用手枪打自己,用刺刀刺自己。据说勒普雷特尔和居荣已经死了;伊凡尔受了重伤,奄奄一息;阿米埃只差没有断气,不过还有知觉。所有这四个人,就这样,死也好,活也罢,都被弄到断头台被砍下了脑袋。十一点半,执达吏科兰把他们受刑的记录交到市政府,把他们的名字记上死亡登记簿。

“宪兵队长把他在监狱里看到的事清的记录交给了治安法官;我当时没有在场,我保证别人是对我这么说的。

布尔,共和九年葡月二十三日

狱卒杜博斯特签名”

①热月: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七月十九或二十日至八月十七或十八日。

②葡月: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一月,相当于公历九月二十一、二十二或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

啊!这样的话,诗人反对历史学家是有道理的!把发生在监狱里的事情的记录交给治安法官的是宪兵队长——他当时在现场——,那是诺地埃的伯父。这份交给治安法官的记录,就是铭刻在这个年轻人脑袋里的故事,这个故事,过了四十年以后,原原本本地出现在这本名为《革命回忆录》的名著里面。

整个诉讼程序都写在狱卒的档案里面。马丁先生叫人替我抄了一份,包括讯问笔录,执行记录和判决书。

我口袋里装着诺地埃的《革命回忆录》。我手里拿着执行记录,这份记录证实了他所提到的事情。

“我们到我们的地方官那儿去吧,”我对米里埃先生说。

“我们到我们的地方官那儿去吧。”他也跟着说。

地方官不由得目瞪口呆,我使他信服了诗人和历史学家同样都懂得历史,如果他们不比历史学家懂得更多的话。

亚历山大·仲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