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读者允许我们把他们带到多菲内街附近,旧戏剧院街上的那所房子里。

在二层楼里住着弗雷隆。

经过他的门前,我们打铃也没用,他在三层楼上,他的朋友卡米尔·德穆兰家里。

从二楼到三楼要登上十七级阶梯,这时间,简单谈谈弗雷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弗雷隆(路易一斯塔尼斯拉斯)是著名的埃利一卡特琳娜·弗雷隆的儿子,父亲曾受伏尔泰的很不公正的粗暴的抨击。今天重读那位新闻记者对《奥尔良的少女》、《哲学辞典》和《穆罕默德》作者的批评文章,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位记者在一七五四年所讲的话正好是我们在一八五四年―也就是一百年后―所想的事。

小弗雷隆年约三十五岁,他为父亲受到不公正的攻击而愤慨万分―他的父亲在他的报刊《文学年刊》被掌玺大臣米鲁梅斯尔取缔之后,于一七七六年忧郁而死―弗雷隆热情地拥护革命原则,当时正要或将要出版《人民演说家》。

在八月九日晚上,上文已经讲过,他在卡米尔·德穆兰家里。他正在和未来的法国元帅布律纳(其时他还是一个印刷厂的监工)一起吃饭。

另外还有两位客人是巴尔巴鲁和勒贝基。

和他们吃饭的只有一位是妇女,这顿饭有点像殉道者到斗兽场去之前吃的那顿饭,人们称之为“自由餐”。

这位妇女就是吕西尔。

多好听的名字,非常可爱的女人,可是在法兰西革命年鉴中却留下了痛苦的记载。

令人可爱、具有诗人气质的美人,本书内我们不能陪伴你,至少不能陪伴你到断头台,你愿意登上去,因为这是与你丈夫团聚的最短途径。但是,这里还是要简略地描述一番你的容颜。可怜的孩子!你遗留在世上的只有一幅肖像。你死得那么年轻,可以说画家只有抓住瞬间机会留住你。这是一幅微型肖像,我们在莫兰上校珍贵的收藏品中见到的,这位杰出人物曾把他的珍藏好心好意地由我们选用,这笔珍藏是那么宝贵,然而在他故世后却失散了。

从这幅画像看,吕西尔长得瘦小,美丽,尤其淘气。她那妩媚的脸部主要具有平民的特征。她是一个前高级财务官员和一个大美人的女儿,这个女人大家都认为是财政大臣泰雷的情妇。吕西尔,如同她的姓名吕西尔·迪普莱西一拉里东所证明的,和罗兰夫人一样,出身是很平凡的。

在一七九一年,一场恋爱结婚使这位比较富裕的年轻姑娘和这个早熟的孩子、有才华的小伙子结合在一起,他的名字叫卡米尔·德穆兰。

卡米尔家里很穷,长得相当难看,说话困难,口吃使他无法成为演说家,可能也由此而成为伟大的作家。卡米尔的思想敏捷和内心善良吸引了她。

卡米尔虽然赞同米拉波的主张,米拉波说过:“如果您不把革命非基督化,那您对革命就作不出贡献。”卡米尔是按照天主教的礼仪在圣絮尔波斯教堂举行婚礼。但是,在一七九二年,他的儿子出生后,他带着孩子到市政厅,声称要给他行共和洗礼。就是在旧戏剧院街这幢房子的三层楼上一套房间里,刚刚摊开了使吕西尔既是非常害怕,又非常骄傲的暴力计划。巴尔巴鲁天真地承认三天前把这份计划放在自己的米黄色裤子里交给了洗衣女工。

巴尔巴鲁对他自己拟订的这一次袭击行动并没有多大把握,因此怕落入得胜的宫廷的手里,所以他以一种非常爽直的古代作风出示给大家看卡巴尼斯准备的毒药,像孔多塞的一样。在晚饭开始时,卡米尔并不比巴尔巴鲁更有信心,一面举起杯子,一面为了不让吕西尔听懂,说了下面那句话:

 

“Edamusetbibamus,Grasenimmoriemur!(吃吧,喝吧,因为我们死在明天!)。”

 

但是,吕西尔懂的。

“好呀!”她说,“为什么要讲我听不懂的话?我猜到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行啊!卡米尔,放心吧!我决不会阻止你完成你的使命。”

由于得到了这种保证,大家就自由地和大声地说话。弗雷隆是其中意志最坚决的一个。大家知道他没有希望地爱着一个女人,但是不知道他爱的是谁。在吕西尔死后,他的绝望才揭示了这个可悲的秘密。

“那么你呢,弗雷隆,”卡米尔问他,“你有毒药吗?”

“啊!我,”他说,“如果明天不能成功,我会让人杀死!我是那么讨厌生活,我正在寻找借口使我摆脱。”

勒贝基对斗争结果怀有最美好的希望。

“我了解我的马赛人,”他说,“这些人是我亲自选中的。我对他们很有把握,从第一个到最末一个,没有一个人会后退一步!”

在晚餐结束后,有人建议到丹东家去。

巴尔巴鲁和勒贝基说是在马赛人的营地里有人等着他们所以回绝了。

这是在城门口,离卡米尔·德穆兰家约二十步远。弗雷隆在公社里和塞尔让与马尼埃尔有一个约会。布律纳在桑泰尔家过夜。

每个人都与这个事件各有一条线联系着。

大家分手后,只有卡米尔和吕西尔到丹东家去了。两户人家,无论是丈夫之间还是妻子之间,关系都非常密切。

大家都了解丹东,就是我们,不止一次听老师对他的概括描述,对他也能画出来。

他的妻子不太有人知道,所以在这里说上几句。

还是在莫兰上校家里,有人找到这位杰出女人的一件纪念物,它是丈夫深深爱慕的对象。不过,这次可不是像吕西尔留下来的那幅微型画,而是一座石膏像。

米什莱认为它是在她死后才塑造的。

那时她还没有染上在一七九三年使她致命的那种疾病,她已经显得很忧郁和焦急,好像濒临死亡,她已经对自己的未来有了预感。

传说中还提到她很虔诚和腼腆。

但是有一天,尽管腼腆和虔诚,她还是有力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虽然她的看法跟她双亲的看法是对立的:那就是她声称要跟丹东结婚。

就像吕西尔对卡米尔·德穆兰那样,她透过这个阴沉和烦恼不安的脸色,认出这个不为人知、没有名望和地位的人是她的天神,这个天神正如朱庇特对塞梅莱所做的那样,后来对她表现自己的内心时,就把她吞噬了。

有人认为,这个可怜的女人接受的命运是充满了风暴和可怕的命运;但是,在她的决定中,可能对这个光明和黑暗的天使既是有虔诚也有爱,这个天使后来获得不幸的荣誉,去代表那个伟大的一七九二年,就像米拉波代表了一七九一年,罗伯斯庇尔代表了一七九三年。

在卡米尔和吕西尔来到丹东家时―这两户人家是邻居,上文已经提到吕西尔和卡米尔住在旧戏剧院街,丹东住在庞-圣安德烈街―丹东夫人正在哭泣,而丹东则以果断的语气试图安慰她。

做妻子的走向妻子,做丈夫的走向丈夫。

妻子们互相抱吻,丈夫们则互相握手。

“你看像是要发生什么事?”卡米尔问。

“我盼望这件事,”丹东回答,“但是,桑泰尔不太起劲。幸而以我的看法,明天的这件事,决不是一件个人利益、个别领导者的事,这是长期贫困导致的激怒,公众的愤慨,面临外国侵略的紧迫感,法兰西被出卖的信念,这才是必须考虑的。四十八个区有四十七个区投票通过废黜国王,每个区还任命三名委员参加公社,拯救祖国。”

“拯救祖国,”卡米尔摇着头说,“这句话太空洞了。”

“对,但是,它也是包罗万象的。”

“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呢?”

“哪一个都没有看到,一个躲在他的顶楼里,一个躲在他的地窖里,待事情结束后,就会看到他们一个像鼬鼠,一个像猫头鹰那样出现了。”

“佩蒂翁呢?”

“啊!谁说得出他站在哪一边,他才是聪明人哩!四日,他向王宫宣战;八日,他通知政府,他不再对国王的安全负责;今天早上,他建议在卡鲁塞尔设置国民自卫军,今天晚上,他向政府要求二万法郎来遣送马赛人回去。”

“他想要麻痹宫廷。”卡米尔·德穆兰说。

“我也这样想。”丹东说。

这时候,进来了另一对夫妻,就是罗贝尔先生和夫人。大家都记得,罗贝尔夫人(凯拉利奥小姐)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在祖国祭台上,口授她的丈夫撰写的那份著名的请愿书。这对夫妻跟其他两对夫妻恰恰相反,那两对是丈夫胜过妻子,而这一对则是妻子胜过丈夫。

罗贝尔是一个胖汉子,年约三十五岁到四十岁,是科尔德利俱乐部成员,富有爱国主义,但才干却甚为逊色,不善于写作,是拉法埃特的死对头。如果认为罗兰夫人回忆录是可信的话,他是一个很大的野心家。

罗贝尔夫人当时三十四岁,身材瘦小,为人机灵,才华横溢,显得很高傲,是在父亲抚养下长大的,父亲吉纳芒·德·凯拉利奥是圣路易骑士,是铭文学院院士。他在小学同学中有一个科西嘉青年,他没有预见到这个学生以后发了大财。凯拉利奥小姐在她的父亲抚养长大后逐渐成为一个女学者和女文学家。她在十七岁时,就一直在写作、翻译和从事编篡工作。在十八岁时写了小说《阿代拉伊德》。她的父亲的薪金收入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向《信使》和《学者报》投稿,而且不止一次把女儿写的文章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去投稿,这些文章不比他写的文章逊色。这使她锻炼得头脑灵活、思想敏捷、热情,成为一个当时最干练的记者。

罗贝尔夫妇是从圣安托瓦区来的。

他们说那里的情况有点奇特。

夜色非常美丽,在宁静的月光照耀下,外表显得极为平静,街上几乎没有人在行走,只不过各家各户都有灯光透露出来,这些闪耀着的灯光似乎把黑夜给照得通明。

这给人一个阴沉的印象!这不是某个节日的灯光,这也决不是那种值夜看守灵床的微光。可以说,大家通过这种焦躁不安的睡眠感到了郊区的气氛。

在罗贝尔夫人把这事说完,一口钟的钟声传来使人感到战栗。

这是从科尔德利俱乐部里敲响的第一下警钟。

“好,”丹东说,”我认出是马赛人!我早就猜到他们是会发出信号的。”

妇女们恐惧地互视着,尤其是丹东夫人满脸露出害怕的全部特征。

“信号?”罗贝尔夫人问,“那么要在今天夜里进攻王宫了?”没有人答应她的问话。但是,卡米尔·德穆兰在第一下钟声响后,就到隔壁房间里去了,回来时,他手里拿着枪。吕西尔大喊一声,随后又感到在这最后关头,没有权力影响她所爱的人的斗志,就纵身扑倒在丹东夫人的凹室里,跪在地下,把头靠在床上,哭了起来。

卡米尔走到她的跟前。

“放心好了,”他对她说,“我决不会离开丹东的。”

男人们走了,丹东夫人似乎快要死了;罗贝尔夫人则搂着丈夫的脖子,坚决要跟他一起去。

三个女人单独留下来了.丹东夫人颓丧万分地坐在那里,吕西尔跪在地上哭泣,罗贝尔夫人在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没发觉自己的每句话都打在丹东夫人的心上。

“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丹东的错!如果我丈夫被杀的话,我就和他一起死。但是,在我死之前,我要手刃丹东。”

就这样度过了几乎有一个小时。

她们听到楼梯口的那道门响了。

罗贝尔夫人抢先朝门那边奔过去,吕西尔抬起了头,丹东夫人则一动也不动。

这是丹东回家来了。

“就一个人!”罗贝尔夫人大声说。

“您放心好了,”丹东说,“不到明天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那么卡米尔呢?”吕西尔问。

“那么罗贝尔呢?”德·凯拉利奥小姐问。

“他们在科尔德利俱乐部,他们在那里起草武装起义号召书。我是来告诉你们有关他们消息的,告诉你们今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作为证明,我马上去睡觉。”

他果然和衣睡到床上,五分钟后呼呼入睡,好似在那时不在解决王权和民众之间的生死存亡问题。

早上一点钟,这次轮到卡米尔回来了。

“我给你们带来罗贝尔的消息,”他说,“他带着我们的声明到公社去了……别担心,明天才有事,现在还没呢!还没呢!”卡米尔像个怀疑的人摇着头。

他随即把头靠在吕西尔的肩膀上,轮到他进入梦乡了。

他睡了大约有半个小时之后,有人来敲门。

罗贝尔夫人去开门。

这是罗贝尔。

他是从公社那边来找丹东的。

他唤醒了丹东。

“让他们走吧……让我睡觉吧!”丹东大声说道,“明天天会亮的。”

罗贝尔和自己的妻子走了,他们是回家去了。

不久,又有人在敲门。

这是丹东夫人去开门。

她带进来一个个儿高大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年约二十岁,穿着国民自卫军上尉的服饰,手里拿着一支枪。

“丹东先生呢?”他问。

“我的朋友!”丹东夫人叫醒自己的丈夫。

“嗳!什么事?”丹东说,“又来叫了!”

“丹东先生,”金黄色头发的大个儿年轻人说,“大家在那边等着您哪。”

“那边,什么那边啊?”

“在公社里。”

“谁在等我?”

“各区的委员,特别是比约先生。”

“疯子!”丹东说,“很好!请告诉比约我马上到那里去。”他随即注视这个年轻人,这张脸对他来说很陌生,这年轻人还是个孩子却佩上几乎是高级的领章。

“对不起,”他说,“军官先生,您是谁?”

“我是昂热·皮都,先生,阿拉蒙国民自卫军队长。”

“啊!啊!”

“前巴士底狱的攻克者。”

“好极了!”

“昨天晚上我接到比约先生的信,他告诉我这里肯定要发生剧烈的冲突,而需要所有真正的革命党人。”

“说下去!”

“因此,我和那些非常愿意跟着我干的人一起动身了。但是,由于他们行路速度赶不上我,他们就留在达马尔丹。明天一早,他们就可以到达这里。”

“在达马尔丹?”丹东问道,“离这里有八里路!”

“是的,丹东先生。”

“阿拉蒙离巴黎有多少里?”

“十九里……我们是在今天早上五点钟动身的。”

“啊!啊!那么您一天走了十九里路?您?”

“是的,丹东先生。”

“那么,您到达时……”

“晚上十点钟……我要找比约先生。他们告诉我,他可能在圣安托瓦区桑泰尔先生家里。我找到桑泰尔先生的家里。但是,那里有人告诉我没有见到过他,并告诉我大概可以在圣奥诺雷街雅各宾俱乐部找到他.到了雅各宾俱乐部,那里也没有人见到过他,就叫我到科尔德利俱乐部去,在科尔德利俱乐部,他们叫我到市政厅去见他……”

“那么您在市政厅找到他了……”

“是的,丹东先生。那时他给了我您的地址,对我说,‘你不累吧,是吗?皮都。’‘不累,比约先生。’‘好吧,去对丹东说他是个懒鬼,我们在等着他。’”

“见鬼!”丹东跳下床,“瞧,这个年轻人叫我害躁,我们走吧!朋友,我们走吧!”

他马上去抱吻妻子后就和皮都一起走了。

他的妻子轻轻地叹口气,把头向后仰靠在椅子背上。吕西尔认为她在哭泣,而且很尊重她内心的苦楚。但是,在过了一会儿后,看到她一点不动弹,吕西尔就去叫醒卡米尔,再回到丹东夫人身边,这个可怜的女人昏迷不醒。朝阳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这一天看来是好天气。但是像是一个不样的征兆,天空上呈现出一片血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