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变得经常说胡话了。

“我对不起乃木大将,真没脸见人。不,我随后也跟着去……”

他动不动就说这样的话。母亲害怕,总想让大家尽量守在枕边。病人清醒时异常孤苦,似乎也希望这样。特别是他环顾屋中,见不到母亲的时候,一定会问。“阿光呢?”即便不出声,他的眼光也这样询问。我常常起身去叫母亲。“有什么事么?”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到病房,父亲有时只是呆呆地望着母亲的脸,却一声不响。当大家正以为没什么说的了吧时,他又说起了毫不相干的事情。又有的时候,他忽然说:“阿光,我给你也添了不少麻烦呵。”母亲一听到这样亲切的话时,眼中便噙满了泪水。随后她又似乎对照着想起了以前身体健壮时的父亲。

“看他说得多么可怜,以前可凶呀!”

母亲讲起、父亲曾拿笤帚抽打她后背的往事。这件事,以前向我和哥哥说过好几次了,这回却跟以往的心情完全不同,这时母亲的话我们听起来竟象是对父亲的纪念。

父亲虽然已经看见了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灰暗的死的阴影,嘴里却仍未吐出类似遗言的话。

“趁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先问问哪。”哥哥望着我说。

“是呵。”我答道。可我又想由我们主动提出这种事情,对病人是否有利。两个人委决不下,便去同叔父商量。叔父也想了想说:

“他若有话没说出来就死了,固然是遗憾,但是由我们去催促,恐怕也不妥吧。”

我们的话终于吞吞吐吐地不了了之。病人不久便陷入了昏睡状态。无知的母亲和往常一样,还误以为那只是安睡,反而快活地说:“唉唉,能这么舒舒服服地睡觉,旁人也得救了。”

父亲常常睁开眼睛,突然问些谁怎么了之类的事。他指的是刚才坐在这儿的人。在父亲的意识里,有明暗两部分。那明亮的部分,仿佛是一条缝在黑幕上的白线,断断续续地连接着。母亲把他那昏睡状态误认为是一般睡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过了几天,父亲言语渐渐含混不清了。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明白,所以许多事情不得而知。但是,开始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大,简直不象个垂危的病人。我们要说话的时候却要用比平时更高的声音,凑近他的耳边才行。

“冰着头,好受些么?”

“嗯。 ”

我同护士合作,给父亲换下水枕头,然后把装好新冰的冰袋放在他额上。当把被削成带尖的碎冰片装在冰袋里的时候,我在父亲光秃的额头旁,把它们按得平整些。这时,哥哥顺着走廊走进来,一声不响地把一份邮件递到我手里。我腾出空闲的左手接过这份邮件时,顿时觉得很奇怪。

这份邮件要比一般的信沉得多。它不是装在一般的信封里,而且也不是一般信封能够装得下的。用半纸(注:一种日本写信习字用的纸。)包着,封口用浆糊仔细地粘着。我从哥哥手里接过时,就发观是封挂号件。翻过背面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先生的名字。因为腾不开手,不能马上启封,便把它先揣在怀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