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次郎在学校里兜售文艺协会的戏票。他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大凡熟悉的人都叫他们买了。与次郎决定再向不认识的人做工作。他一般在走廊上物色对象,一旦抓住就缠着不放,务必叫人家买上一张,有时候,正在交涉之中,上课铃响了,只好让人逃脱。与次郎把这种情况称为“时不利”。有时候,对方只是笑,叫人不知如何是好,与次郎称这种现象为“人不利”。有一次,与次郎缠住一位刚从厕所出来的教授,这位教授一边用手帕擦手,一边说:“我有点事儿。”随后急匆匆地赶往图书馆,他一进去就不出来了。与次郎对这种情况不知称什么为好,他目送着教授的背影,告诉三四郎:“他一定患了肠炎。”

三四郎问与次郎:“售票单位托你卖多少票?”与次郎回答说:“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三四郎问:“卖得太多,会不会出现剧场容纳不下的危险呢?”与次郎说:“也许有一点。”三四郎进一步问:“那么票卖完之后,不就麻烦了吗?”与次郎说:“不,没关系,其中有的人是出于道义买的,有的人有事不能来,还有的少数人患肠炎。”他说罢,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三四郎看与次郎兜售戏票,凡是交现款的人都当场收下来。不过,对那些不付钱的学生,也给他们票。这在器量小的三四郎看来,不禁有些担心,凑上去问:

“以后他们会交钱吗?”与次郎回答:“当然不会。”他还说:“与其一张张地收现钱,不如成批处理掉算了,这在整体上是有利的。”与次郎还以此同《泰晤士报》

社在日本销售百科全书的方法作比较。这种比较听起来很堂皇,可三四郎总有些放心不下,因此,他提醒与次郎还是小心一些的好。与次郎的回答也颇有意思。

“对方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呀。”

“即便是大学生,象你那样借了钱若无其事的人多得很呢。”

“哪里,如果是一片好心,即使不付钱,文艺协会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好在戏票都卖光了,归根到底无非是欠了协会的—笔债,这是很明白的。”

三四郎紧跟着追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协会的意见?”与次郎说:“当然是我的意见,要是协会的意见就好办了。”

听了与次郎的话,三四郎想,不去看看这次演出,简直太傻了。与次朗一直向他宣传,致使他才有这样的想法。与次郎这样做是为了兜售戏票,还是迷信这次演出?或者说是为了鼓励自己也鼓励对方,随之也就为这场演出捧场,使社会上的气氛搞得更热闹一些呢?与次郎对这些没有加以明晰地阐述。因此,尽管三四郎觉得这次演出很值得一看,但也没有受到与次郎多大的感化。

与次郎首先谈起协会会员刻苦排练的事。听他说,多数会员经过排练之后,当天再不能干别的事了。接着又谈到舞台背景。那背景很大,据说把东京有为的青年画家全部请来,让他们尽情发挥各人的才能画成的。接着又谈到了服装,这服装从头到脚都是根据古代的样式制作的。后来又谈到了脚本,这些那是新作,狠有趣。

他还提到其它一些东西。

与次郎说,他已经给广田先生和原口先生送去了请帖,并让野野宫兄妹和里见兄妹买了头等座位的戏票,一切都很顺利。三四郎看在与次郎面上,祝福此次演出成功。

就在三四郎为演出祝福的这天晚上,与次郎来到三四郎的寓所。和白天相比,与次郎完全变了。他蜷缩着身子坐在火盆边一直喊冷。从他的神情来看,似乎不单是为了冷。起先,他伸手在火盆上烤火,过一会又把手缩进怀中。三四郎为了使与次郎的脸孔显得更清晰,随即把桌上的油灯从那头挪到这头。然而,与次郎却颓丧地聋拉着脑袋,只把黑乎乎的硕大的和尚头冲着灯光,一直打不起精神。三四郎问他怎么了,他抬起头来望望油灯。

“这房子还没装电灯吗?”与次郎的提问完全同他的脸色无关。

“没有,听说不久就要装,油灯太暗,不顶事。”三四郎回答。

“喂,小川君,出了大事啦。”与次郎早把电灯的事忘掉了。

三四郎询问缘由,与次郎从怀里掏出揉皱的报纸来,一共两张,叠在了一起。

与次郎揭开一张,重新叠好,递过来说:“你看看这个。”他用指头指示着所要读的地方。三四郎的眼睛凑近油灯,标题写着:“大学的纯文科。”

大学的外国文学课一直由西洋人担任,当局把全部授课任务一概委托给外国教师。但迫于时势的进步和多数学生的希望,这次终于承认本国教师所讲的课程也属必修科目,因此,目前正在一直物色适当的人选。据说已经决定某氏,近期即行公布。某氏为前不久奉命留学海外的才子,担此重任最为合适。

“这不是广田先生呀。”三四郎回头望望与次郎。与次郎依然瞅着那张报纸。

“这是真的吗?”三四郎又问。

“好象是真的。”与次郎歪着脑袋说:“我本以为大致差不多了,推知又砸了锅。听说这人进行了种种的活动。”

“不过光凭这篇文章不还是谣传吗?到了公布之日才能弄个明白。”

“不,如果只是这篇文章当然无碍的,因为同先生没有关系。不过……”与次郎说着把剩下的那张报纸重新折叠了一下,用手指着标题,递到三四郎的眼前。

这张报纸大致登着相同的报道。光是这些,尚未给三四郎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不过读到后来,三四郎吃惊了。文中把厂田先生写成一个极不道德的人。

当了十年的国语教师,本是个世上不为人知的庸才,一旦听到大学里要聘请本国教师讲授外国文学,立即开始幕后活动,在学生中散布吹捧自己的文章。不仅如此,还指使其门生在小杂志上撰写题为《伟大的黑暗》的论文。这篇文章是以零余子的化名发表的。现已查明,实出于小川三四郎的手笔,此人是时常出入广田家的文科大学生。

三四郎的名字到底出来了。

三四郎惊奇地望着与次郎。与次郎从刚才起就一直盯着三四郎的脸,两人相对沉默了好久。

“真糟糕!”不久三四郎说道。他有些怨恨与次郎,而与次郎却显得不大在乎。

“哎,你对此怎么看?”

“怎么看?”

“一定是来函照登,决不是报社的采访稿。《文艺时评》上这种用六号铅字排印的投稿有的是。六号铅字几乎成了罪恶的集合体,仔细一查,多属谎言,有的竟是明目张胆的捏造。你要问为何要干这种愚蠢的事,其动机无非出于一种利害关系。

因此,我在接触印有六号铅字的东西时,内容不好的大都扔进了故纸堆。这篇报道完全属于这一类,它是反对派的产儿。”

“为何不写你的名字,偏偏写上我的名字呢?”

与次郎沉吟了半晌,解释说:“恐怕是这个原因,你是本科生而我却是选科生呀。”

然而这在三四郎看来,算不上什么原因,他依然有些迷惑不解。

“我不该用零余子这个鳖脚的名字,要是堂堂正正地写上佐佐木与次郎的名字就好了。实际上,那篇论文除了我佐佐木与次郎之外,谁也写不出来呀。”

与次郎一本正经,也许被三四郎夺去了《伟大的黑暗》一文的着作权,反而叫他有些难堪了。三四郎觉得这人真是岂有此理

“喂,你对先生说了没有?”

“唉,关键就在这儿。《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是你是我都没有什么。然而这事已经关系到先生的人格,所以不能不告诉他。先生是那样性格的人,如果给他说:‘这事我一直不知道,也许搞错了,《伟大的黑暗》一文在杂志上刊登出来了,是化名,是先生的崇拜者写的,只管放心好啦。’那么先生也许听过就算了。

可是这回却不能这样办。无论如何我得明确承担责任,要是一切顺利,我佯装不知,心情是愉快的,但事情搞糟了我闷声不响,心中着实难受。首先,自己惹起了祸端,陷那位善良的人于苦境,我怎能平心静气地坐视不管呢?要弄清问题的是非曲直固然很困难,这暂且不论,我只觉得对不起先生,真是悔之莫及!”

三四郎首次感到与次郎还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

“先生看过报纸了吗?”

“家里的报上没有登,所以我不知道。不过先生总要到学校阅读各种报纸的,先生即使没有看到,别人也会告诉他的。”

“这么说他已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他没有对你说些什么吗?”

“没有。当然也未找到好好交谈的时间,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前些时候,我为演出的事儿四处奔走,因此……那演出也实在叫人生厌,也许已停止了。擦着白粉演戏,有什么意思呢?”

“要是对先生说了,你准得挨骂。”

“是会挨骂的,不过挨骂也没办法,只是对不起先生。我干了多余的事,给他招惹了是非。——先生是个没有嗜好的人,不喝酒,至于烟嘛……”

与次郎说到这里,半道上打住了。先生的哲学化作烟雾由鼻孔喷出来,日积月累,那烟量是相当大的。

“香烟倒是抽一些,此外再没有别的嗜好,不钓鱼,不下棋,没有家庭的欢乐——这是他最要命的一着。如果有个小孩子就好了。他的生活实在平淡无味啊!”

与次郎说罢,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

“本来想给先生一点安慰,稍稍活动了一下,不想出现这种事儿。你也到先生那里去一趟吧。”

“不光要去,我多少还担着责任,要去请罪呀。”

“你没有必要请罪。”

“那么就去解释一番吧。”

与次郎回去了。三四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觉得在家乡倒容易入梦。报上捏造的报道——广田先生——美祢子——迎接美祢子回家的漂亮男人——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刺激。

半夜里他睡着了。三四郎象平素一样按时起床,但很是疲倦。正在洗脸的时候,遇到了文科的同学,他俩仅有一面之识。这位同学向三四郎打了招呼,三四郎推测他可能读了那篇报道了。不过,对方当然有意避开这件事。三四郎也没有主动加以解释。

三四郎正在闻着热酱汤的香味时,又接到故乡母亲的来信,看样子照例写得很长。三四郎嫌换西装太麻烦,便在和服外面套上一件外褂,把信揣在怀里出去了。

门外,地面上的薄霜闪闪发亮。

来到大街上,他看到路上的行人全是学生。大家都朝一个方向走去,而且脚步匆匆。寒冷的道路上充满了青年男子蓬勃的朝气。队伍中可以看到广田先生身穿雪花呢外套的颀长的身影。这位先生夹在青年人的队伍中,他的脚步显然落后于时代了。同前后左右的人比起来,显得十分缓慢。先生的身影消失在校门里了。门内长着一棵大松树,树枝扩散开来,象一把巨大的伞遮挡着校门。三四郎双脚抵达校门前时,先生的身影已经消失,迎面看到的只有松树以及松树上方的钟楼。这座钟楼里的大钟常常走时不准,或者干脆停摆。

三四郎瞅瞅门内,嘴里重复念了两遍“hydriotaphia”。这个词儿是三四郎所学外国语中最长最难记的一个。他还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三四郎打算请教广田先生。过去他曾问过与次郎,得到的答复是“恐怕属于detefabula之类吧”。

但三四郎认为,这两者迥然不同。“detefabula”看起来具有跃动的性质,“hydriotaphia”需要花工夫死记。他重复念着这两个词儿,脚步自然放慢了。从这个词的读音上看,仿佛是古人制作出来专为广田先生使用的。

三四郎走进学校,看到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好象他真的是《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三四郎想到室外去,但外头很冷,只得站在走廊上了。

他利用下课的间隙掏出母亲的来信读着。

“今年寒假一定回来。”母亲在信上命令他。这和当年在熊本时一模一样。有一次在熊本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学校刚要放假时,母亲打来电报叫他回去。三四郎想,母亲一定是病了,急急忙忙奔回家去。母亲见了他欢天喜地,似乎说:“我一切照旧,你能回来就好。”三四郎一问缘由,才知道母亲左等右等不见儿子回来,就去向五谷神求了个签儿。签上的意思说儿子已经离开熊本了。母亲放心不下,怕他途中有个好歹,这才打了电报。三四郎想起当时这件事,心想这次母亲说不定又去求神拜佛了。可是信上没有提五谷神之类的事,只是附带写了这样的话,三轮田的阿光姑娘也在等你回来。接着又不厌其烦地写着,听说阿光姑娘由丰津的女学校退了学,回家了;托阿光缝制的棉衣已经装进小包寄去了;木匠角三在山里赌钱,一次输掉了九十八元……三四郎觉得太罗唆,随便看了一下。信上还告诫他:有三个汉子一起闯进来说要买山地,角三领他们到山上转了一圈儿,钱就被偷了。角三回到家,对老婆说,钱是不知不觉被偷的。于是老婆骂他,莫非吃了蒙汗药了。角三说,可不,是好象闻到了什么气味。但村里人都说角三在赌博时被骗走的。乡下尚且如此,你在东京可要十分当心啊……三四郎卷起这封长信,与次郎来到身旁:

“啊,是女人的信呀。”同昨晚相比,与次郎这会儿开起玩笑来兴致格外好。

“什么呀,是母亲写来的。”三四郎有些不悦,连同信封一起揣进怀里。

“不是里见小组的吗?”

“不是。”

“喂,里见小姐的事听说了没有?”

“什么事?”三四郎反问道。

正巧,一个学生来告诉与次郎,说有人要买演出的戏票,正在楼下等着。与次郎旋即下楼去了。

与次郎从此消失了踪影,不管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三四郎只得集中精力做好课堂笔记。下课以后,他遵照昨晚的约定到广田先生家里去。那里依然很宁静,先生躺卧在茶室里。三四郎向老婆子打听:“先生是否身子不适?”老婆子回答:“恐怕不是,昨晚先生回来得很迟,说是累了,刚一回来就睡了。”广田先生颀长的身躯上盖着一件小小的睡衣。三四郎又低声问老婆子:“先生为何睡得那般迟呢?”

老婆子回答:“哪里,先生总是很迟才睡,不过昨天晚上倒没有看书,而是和佐佐木先生谈了很久的话呢。”利用读书的时间同佐佐木谈话,不能说明先生午睡的因由。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与次郎昨晚把那件事情对先生讲了。三四郎想顺便打听一下广田先生是如何训斥与次郎的,但又想老婆子未必知道,且当事人与次郎自己又躲了起来,实在没有办法。从与次郎那种高兴劲儿来看,也许不至于惹起大的风波。

然而,三四郎到底摸不清与次郎的心理活动,他很难想象事情的真象究竟如何。

三四郎坐在长火盆前边,水壶滋滋地响着。老婆子很客气地退回女仆房间去了。

三四郎盘腿而坐,双手罩在水壶上,等待着先生起来。先生睡得正香,三四郎的心情也变得宁静而轻松了。他用指尖敲击着水壶,随后倒出一杯开水,呼呼地吹了吹,喝了下去。先生侧身向里而卧,看来两三天之前已经理了发,头发留得很短,浓密的胡子茬冒了出来,鼻子也朝向里边,鼻孔丝丝作响,睡得很安稳。

三四郎把带来准备归还的《壶葬论》拿出来阅读。他逐字逐句往下念,很难弄明白。书中写着把花扔进墓里的事,写着罗马人对蔷薇花颇为affect。三四郎不懂什么意思,心想大概可以译作“喜欢”吧。还写着希腊人爱用amaranth①,这个词义也不明白,反正是一种花的名字。接着再往下读,简直莫知所云。他从书本上抬眼望望先生,先生仍然在酣睡。三四郎想,为啥要把这种难以理解的书借给自己呢?这样的天书既然读不懂,又怎能激起自己的兴味来呢?三四郎最后又想广田先生毕竟是hydriotabhia。

①象鸡冠花一类的观赏植物。

这当儿,广田先生忽然醒来了,他抬头望望三四郎。

“来多久了?”

三四郎劝先生再睡一会儿,自已这样等着并不觉得寂寥。

“不,我起来。”先生说罢就起来了,接着开始照例抽他的“哲学之烟”。在沉默的时候,那烟雾喷出来就象一根根的圆木棒。

“谢谢您,我来还这书。”

“唔——都看了吗?”

“看了,就是不大懂,首先这书名就不懂。”

“hydriotapbia。”

“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是个希腊语吧。”

三四郎再也不想往下问了。先生打了一个呵欠。

“哦,真困,睡得好痛快,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梦哩。”

先生说他梦见了一个女人,三四郎以为他要谈谈做梦的事儿,不料先生竟提议要去洗澡,两人便拎着手巾出门了。

从浴池里出来,两人躺在旁边木板房里的器械上测量身长。广田先生五尺六寸,三四郎只有五尺四寸半。

“你说不定还在长呢。”广田先生对三四郎说。

“不会长了,三年来一直这么高。”

“是吗?”

三四郎心中猜测,先生简直把自己当做小孩子了。三四郎正想回去时,先生说:

“如果没有要紧事,不妨聊聊再走。”说罢打开门,自己先走了进去。三四郎正为那件事担着义务,所以也跟着进去了。

“佐佐木还没有回来吗?”

“今天他打过招呼说要晚些回来,最近好象一直为演出的事到处奔走,不知他是助人为乐还是生性好动,真是个做什么都不得要领的人。”

“他倒是很热情哩。”

“仅从目的上看也不乏热情,但头脑过于简单,做起事来不可指望。乍看起来好象颇得要领,甚至有些过头。但是越到后来就越不知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要领,简直是乌七八糟。不论你怎么说,他毫不改悔,只好听之任之。他这个人哪,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惹是生非啊。”

三四郎觉得有些事还可以为与次郎申辩几句,然而眼下明摆着这样一个恶劣的事例,他只好作罢了。

“先生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了没有?”三四郎转变了话题。

“嗯,看了。”

“没有见报之前,先生丝毫不知道吗?”

“不知道。”

“您一定大吃一惊吧?”

“吃惊?——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世界上的事都是如此,所以并不象年轻人那样大惊小怪。”

“叫您烦神了吧?”

“不烦神的事是没有的,然而象我这样久居人世而上了年岁的人,看了那样的报道并不会马上相信,所以也不象年轻人那样容易烦神。与次郎说了那么多不太高明的善后处理方法,什么报社里有熟人,可以托他们澄清事实真相啦?什么可以查明那篇稿子的出处加以制裁啦,什么可以在自己的杂志上予以反驳啦,等等。事情既然这样麻烦,当初不做这种多余的事岂不更好?”

“他完全是为先生着想,并无恶意呀。”

“要是有恶意那还了得?首先,既然为了我而开展活动,不征求我的意见,随便想出了方法,随便决定了方针,打从这一天起,就无视我的存在,一开始就存心捉弄我,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不貌。那种拙劣的文章,除了佐佐水还有谁能写出来?我也看了,既无切实的内容,风格也不高,简直就象救世军①的大鼓,使人觉得写这样的文章只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反应。通篇都是有意捏造而成。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会明白,无非是为着实现某种目的罢了。因此也就很自然地联想起是我示意自己的门生写的了。读那篇文章的时候,当然也就认为报上的报道是言之有据的了。”

①基督教的一个派别,1895年在日本设立支部。

广田先生说到这里打住了,鼻孔里照旧喷着烟雾。与次郎说过,从这烟雾的喷出方式上可以察知先生的心情:浓密而笔直迸发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情绪达到了哲学最高峰之际;当和缓而又散乱地喷吐出来的时候,意味着心平气和,有时包含着冷嘲的内容;当烟圈在鼻下低徊,在口髭间萦绕的时候,是进入了冥想或者产生了诗的感兴。最可怕的是在鼻端盘旋不散,或者出现旋涡,这就意味着你将受到严厉的训斥。这些都是与次郎的说法,三四郎当然不以为然。但在这个当儿,他还是细心地观察着先生喷出的烟来。不过,他一直未看到与次郎所说的那种具有鲜明特点的烟雾,而只觉得各种各样的形状都具备一些。

三四郎一直诚惶诚恐地站在广田先生身旁,这时先生又开口了。

“过去的事就算了吧,佐佐木昨晚也深深地表示了歉意,所以今天又变得心情舒畅,象平时那样活蹦乱跳的了。不管私下里如何规劝他小心谨慎,他仍然若无其事地去兜售戏票,真拿他没办法呀!还是谈谈别的有趣的事吧。”

“嗯。”

“我刚午睡的时候,做了一个有趣的梦。你说怎么着,我竟突然梦见了生平只有一面之识的女子,简直象小说上写的故事一样。这个梦比报纸上的报道更叫人感到愉快呀。”

“哦,什么样的女子?”

“十二、三岁,长得很漂亮,脸上有颗黑痣。”

三四郎听说十二、三岁,有点失望了。

“是什么时候初会的呢?”

“二十年前。”

三四郎又是一惊。

“这个女子你还记得这般清楚呀!”

“这是梦,梦当然是清楚的了。因为是梦,所以出奇的好。我好象在大森林中散步,穿着那件褪色的西式夏装,戴着那顶旧帽。——当时我似乎在考虑一个难题。

宇宙的一切规律都是不变的,而受这种规律支配的宇宙的万物都必然发生着变化。

因此,这种规律肯定是存在于物外的。——醒来一想,觉得这个问题十分无聊,因为是在梦中,所以考虑得很认真。当我走过一片树林时,突然遇见那个女子。她没有走动,而是伫立在对面,一看,仍然是长着往昔那副面孔,穿着往昔那身衣裳,头发也是过去的发型,黑痣当然也是有的。总之,完全是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女子。我对这女子说:‘你一点也没有变。’于是她对我说:‘你倒老多啦。’接着我又问她:‘你怎么会一点没有变呢?’她说:‘我最喜欢长着这副面容的那一年,穿着这身衣裳的那一月,按着这种发型的那一天。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我问;‘那是什么时候?’她说:‘二十年前和你初会的时候。’我说:

‘我为啥竟这样老?连自已都觉得奇怪哩。’女子解释说:‘因为你总想比那个时候越来越美。’这时我对她说:‘你是画。’她对我说:‘你是诗。’”

“后来又怎么样了呢?”三四郎问道。

“后来嘛,你就来了呀。”先生说。

“二十年前她见到您并非是梦,而是确有其事吗?”

“正因为有这回事,才显得有趣呀。”

“在哪儿见的面?”

先生的鼻孔又喷出了烟雾。他望着这烟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讲下去。

“颁布宪法那年是明治三十二年吧?当时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害,你或许还不记事儿吧。今年你多大了?是的,这么说当时你还是个婴儿呢。那时我是高中学生,听说要去参加大臣的葬礼,大家都扛着枪去了。原以为要去墓地,结果不是。体操教师把队伍带到竹桥内这个地方,就分别排在路的两旁了。于是我们都站在那儿,目送着大臣的灵枢。名为送别,实际上等着看热闹、那天天气寒冷,我还记得很清楚哩。一动不动地站着,脚冻得生疼。旁边一个男子盯着我的鼻子连说:‘真红,真红。’不一会儿,送葬的人过来了,队伍真够长的。几辆马车和人力车冒着严寒打眼下静穆地走过去,车子上就有刚才说的那个小姑娘。现在要叫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只觉得模模糊糊不很清晰了,唯独这个女子却还记得。不过,随着时光的过去,这记忆渐惭淡漠了,如今很少想起这件事来。今天梦见她之前,我简直把她忘记了。

然而,她当时的摸样竟在我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一想起来就热辣辣的。你说怪不?”

“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她吗?”

“从未再见过。”

“这么说您根本不知道她姓甚名谁罗?”

“当然不知道。”

“没有打听过吗?”

“没有。”

“先生为此……”刚一说到这里,三四郎就急忙煞住了。

“为此?”

“为此而不结婚了吗?”

先生笑了起来。

“我不是那种罗曼蒂克的人,我比你还要散文化得多呢。”

“不过要是她来了您总会娶她的吧?”

“这个嘛……”先生思索了一会儿,“也许会娶她的。”

三四郎显出一副同情的样子。这时,先生又说话了。

“如果我为此而不得不过独身生活的话,那么就等于说我因为她而变成了一个不健全的人。世界上固然有一生下来就无法结婚的不健全的人,但也有因为别的各色各样的情况而难于结婚的人。”

“世上有很多这种有碍于结婚的事情吗?”

先生透过烟雾端详着三四郎。

“哈姆雷特王子是不愿结婚的吧?当然,哈姆雷特只有一个,可像他的人却很多。”

“比方说是哪些人呢?”

“例如,”先生沉吟了一会儿,不停地喷着烟雾,“例如这里有一个人,父亲早死了,靠母亲一手养活长大。这位母亲身罹重病,临终时对儿子说:‘我死了之后,你去投奔某某求他照应一下吧。’随后讲出了那人的姓名,而那个人竟是儿子既未见过面也不认识的陌生人,询问情由,母亲也不作答,再追问下去,母亲才用微弱的声音说:‘他就是你的生身父亲。’——唔,这是随便说说,假如有了这样一位母亲,那么做儿子的对于结婚没有好感也就很自然了。”

“这种人究竟很少呀。”

“少是少,总归是有的。”

“不过,先生不是这种人吧?”

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母亲想必还健在吧?”

“嗯。”

“父亲呢?”

“死了。”

“我母亲是颁布宪法的第二年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