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对于文化并非全然无知,我明白历史对于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缓慢的、经常矛盾的。我很清楚,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产生伟大的小说,甚至最卓越的「小说世纪」也一样。我知道,「复兴运动」(注12)的伟大小说并没有写出来过。我们全都晓得,我们并没有太天真;可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目睹过、见证过历史,心中就会生出特别的责任心……

就我来说,这种责任心终究让我觉得──历史的课题太过重要、太过严正了,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可以负担。而且,我为了避免自己被这样的课题吓住,便决定不要迎头硬攻,而改从侧面切入。我利用一个孩子的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孩子所在的环境充满顽童和游民。我发想出这个故事:一方面,故事仍然牵连游击战、英雄主义和牺牲;另一方面,故事保有自己的色彩、苦味、步调……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可以如何定义、重审这部小说呢?(我必须从头开始重写这篇序文。我行进的方向错误:我几乎要说,这部小说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很聪明,逃开「使命感」的重担──事实正好相反……)我将这部小说定义为一种「使命感」文学,但我采用「使命感」的广义。在今天,当人们在讨论「使命感的文学」时,通常都会陷入错误的想法──人们会以为,这种文学只是用来注释早已定案的论述,和任何文学表现无关。但,实际上,所谓的「使命感」,是种承诺,是可以在各种层面跳出来的;在此,它主要的意涵是:意象与文字,姿态,步调,风格,轻蔑,违抗。

选择这样的课题,就已经是一种几近大胆挑衅的炫耀。向谁挑衅呢?当时的我会说,我要同时站在两种战斗位置上:一方面,我要挑战诋毁抗战精神的人;另一方面,我要挑战将抗战精神过度神圣化的神殿看守人。

第一种作战位置:解放结束不过一年的时间,正经十足的体面人士就再次占据高位,抓住那时期的任何机会大肆发作──举凡战后青年生活困顿、犯罪率再次提高、建立新法制困难重重,他们都有意见。他们大声疾呼,「看哪,我们早就说过了;这些游击队,总是那副德性;他们不必大费周章告诉我们抗战时期的童话;那种理想,我们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这种社会气候之下写出我的作品;我利用这本小说,吊诡响应那些正经人士:「好极了,你们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办。我不会在小说中描写最好的游击队员,我反而要写出最坏的一批。我的小说焦点将会放在一组极其狡猾的角色上头。我故意描写坏角色而不写好人物,这又如何呢?这些未加深思虑就投入混战的角色,也都是由人类互救的人性冲动所趋使啊,这种冲动就使他们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们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这把劲!」但这种论点,这种挑衅,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我要指出,即便在当时,这本书也只不过是一部小说而已,并不是历史论证过程中的元素。同样的,如果你仍然感觉到一丁点情缩挑拨,这种微微的刺痛全都来自那时候的争辩。

来自双重的争辩。至于在第二种作战位置上头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离现在的我很远了。那时,针对艺文活动的「政治指导」才正要开始。有人要求作家创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写出在社会行为与革命战力方面的正当形象、说教标尺。这,我说过,只是起头;我还要补充,从那时候开始,这种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在意大利发挥效力,也得不到支持。然而,新文学隐然就要遭遇危险,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劝说的差事。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甚明白压力的降临;不过,我已经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准备对抗新起的高调。(我们那时维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种很难维护的资产。虽然这笔资产已经不再完好如初,却仍然支撑了我们,让我们度过一段轻易许多却也非常危险的时期……)

我在那段时期的反应,可说是这样的:「啊,你们想要『社会主义的英雄』,嗯?你们要『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是吧?好啊,我就写一篇游击队的故事给你们,这故事里没有人是英雄、没半个人具有阶级意识。我要献给你们一个充满车衣妇、流浪汉、『下层无产阶级』的世界!(注13)〔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新观念;我以为这是一个大发现。我那时并不知道,原来下层无产阶级一直是,而且永远是,最好写的小说领域。〕这样,就是最正面,最具革命性的文学作品了!我们何必去关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物呢?从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的过程,才应该被写下来啊!既然社会上还有人尚未具备社会意识,我们就该去关心这种人,而且只该关心他们!」

当时我就这样推想。我满脑义愤,投入写作,将我至亲好友的面容性格加以扭曲。曾有好几个月,我就是和这一批好朋友分享一只烂罐的板栗,以及死亡即至的威胁。我曾经担怕这些友伴的运命;当他们焚烧走过的桥梁时,我好崇拜他们毫不在乎的模样;我钦羡他们置个人私我于度外的生活方式。而我却为他们制作面具,时时为他们戴上扭曲的脸孔,装上怪诞的身形。在他们的故事里,我创造出明暗对照的浓密云朵──或者该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以为那就是明暗对照的云……(注14)到头来,却觉得一种懊悔感跟随着我好几年……

我还是要再一次重写这篇序文,从头开始。我根本还没有写到重点。我说过,乍看之下,藉由书写这部小说,我好像可以厘清脑海里的整套想法:理由、论点、对手、文字美学……可是,假若这整套想法仍在存在,就必然停滞于混乱无形的状态。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出现,实在出于偶然;我在着手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明确的情节。我从顽童主人翁下手,从对于事实的一段直接观察下手,从挪移、谈吐、与大人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下手。小说需要虚构的基础,于是我发想出顽童的姐姐,以及从德国人手中偷来手枪的故事。接下来,游击队员的部分是比较难写的──我要从顽童的浪徒故事(注15)跳接至游击队的群体史诗,这个大动作简直要毁坏一切。我只好发明一项工具,好让我将整部小说维持在同一个层面上──于是我创造出「德历托」这个角色,德历托的疏离感让我方便写作。

一如以往,我所写的故事逼使我想出几至强迫的解决之道。不过,在这个写作计划中,写作的模式似乎自行生成。我将自己刚出炉的经验、一串声音和脸孔、滔滔的论辩、阅读与经验的交织物,全都倾倒进这个写作计划中。

阅读以及人生体验,并非两种不同的宇宙,而是同一种。任何一种生活体验,一旦需要加以诠释的时候,就该仰赖阅读,两者熔合为一。事实上,任何书本都是其它书本的产物,这可算是一条真理;只不过,这条真理看来是和另一条真理起了矛盾:另一条真理指出,书本是真实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产物。才刚结束游击队的活动时,我们发现了(先是读到发表在杂志上的片段,后来才读到整本书)一本关于西班牙境内战事的小说,是海明威在六、七年前写的:《战地钟声》。这是第一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书。在这本书里头,我们转化成为我们看过、感受、体验的叙事、主题、文句。帕布罗和碧拉就是我们。(注16)(但,现在我最不喜欢的海明威作品恐怕也正是《战地钟声》;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发现了海明威的其它作品──尢其是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之后,有感于他写作风格带来的真实启发,我们才将海明威视为我们的作者。)

那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文学,充盈了人性、残酷与自然。在内战时期,俄罗斯人也吸引我们注意──在苏维埃文学还没有变得精雕细琢、一副维多利亚德性之前──我们将俄国人当成同志。巴勃(注17)尢其让人留意,他的《红色基督受难像》(RedCavalry)意大利文译本甚至是我们在战前就读过的;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

这样的文学,就是《蛛巢小径》的背景。不过在年轻时代,只要又读了一本书,就像又张开了一只眼;以往的肉眼视觉,以及藉由阅读而来的认知,都一概改变。认识了文学新观念之后,我渴望能够创造幼年以来一路诱惑我的各种文学宇宙……于是,我除了驱使自己写出海明威《战地钟声》之类的作品,我也想写史蒂文森《金银岛》(注18)之类的书。

帕维瑟很快就理解我了,他光看《蛛巢小径》就可以猜出我所有的文学喜好。帕维瑟是第一个指出拙作具有童话质素的人;而我,本来还不了解自己作品的特性,后来才大彻大悟,之后便试图实现他对我的定义。我就要写下自己的作品了;如今我发现,早在写作初期,一切元素均已齐备。

或许,到头来,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书才是唯一重要的书。或许作家只该写出这第一本书。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作家跨步跳跃的机会。这个机会让作家得以一口气表达自我,让作家趁此时机打开心结。如果没有把握这一次,就没有下一回了。或许一生之中只有某个年纪可以写诗;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个年纪就是年幼时刻。当那个年纪一过,不论有没有把握机会表达自我(是否表达了自我,只有在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后才清楚──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能力评断),在所有的纸牌都摊在桌上之后,作者也只能够回头模仿别人,或者模仿自己,再也不能够成功说出千真万确、无可取代的言语了……

岔个题。任何讨论只要停留在纯文学的层次──假使是真诚的讨论──就会进入一条死巷;写作总是引入死巷。所幸,写作并非只是文学的行为;写作还是「其它」东西。再说一次,我觉得有必要修正这篇序文的进行路径。

这个「其它」,就我当时所知,就是游击战的定义。有一位和我同辈的朋友,现在已经是位医生;当时他像我一样是个学生,在那时夜夜和我耗时讨论。我们都觉得,抗战是很基本的经验:他的使命感比我更多,因为他曾被指派重要任务,才刚过二十岁就担任游击队支队的委员。而我在同一支队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加里波第子弟兵(注19)。在解放之后几个月,我们当时觉得,大家谈论抗战的方式全都错了,人们唱出高调,而这派胡言遮掩了抗战的真实要义、基本性质。现在我很难重建当时他和我的讨论内容;我只记得,我们一直反对一切变成神话的意象,我们将游击队意识化约成简单的元素,这种元素只能在我们最老实的同伴身上才看得到。这种简化的游击队意识,是认知当下和未来的钥匙。

我的朋友是个冷静、擅长分析的辩论者,他对任何不真实的事物都嗤之以鼻。这本书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角色──金姆委员──就是以他描绘而成;我们在那段时光的讨论──我们讨论那些未着制服未举旗帜的人为何而战──必然残留在我的书页里,在金姆与费里拉大队长之间的对话中,以及在金姆的独白里头。

这本书的形成背景,就是上述的思辩,以及──甚至是早于上述思辩之前的──自从我开始使用武器加入战斗以来,对于暴力的一切私自反省。在加入游击队之前,我本来是一名年轻的中产阶级分子,一直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斥绝是平和的,大致上是对于好武之风的反对;这种斥绝,是风格的问题,或可说是品味的问题。但,我原本和谐的想法突然让我自己卷入游击队的暴力之中,我改而采用暴力来丈量自己的尺寸。真是伤痛经验,我的第一次……

译注

12.意大利原本并未一统,小国各自为政,直到19世纪才摆脱外力控制,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复兴运动」着眼于意识型态与文艺,企图唤起意大利民众的国家意识。

13.根据马克斯的说法,「下层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劳力阶级中最为低下的一个层级,也包括游民、罪犯之类的边缘人。「下层无产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后者是指投入工业生产者,不一定贫穷,也未必微贱。

14.卡尔维诺在此提出美术中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却不见得是在谈美术。他所指的云朵,应是譬喻他在小说中布置的氛围,场景等等。

15.「浪徒故事」(picaresquetale),以主角流浪过程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马克吐温的《顽童历险记》等等。

16.《战地钟声》(ForWhomtheBellTolls)为海明威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场景设于1937年的西班牙。帕布罗为书中一位西班牙游击队领袖,而碧拉是帕布罗的勇敢妻子。

17.巴勃(IsaakEmmanuilovichBabel,1894-1941),前帝俄时期的乌克兰(后为苏联)短篇小说小说家,以战争题裁以及敖德萨(俄国著名港口)的故事闻名。

18.史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的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以小说《金银岛》(TreasureIsland)以及《变身博士》(StrangeCaseofDr.JekyllandMr.Hyde)著称。

19.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带领著名的「红衫军」游击队协助意大利统一。值得留意的是,加里波第为19世纪人,和卡尔维诺属于不同时代。卡尔维诺自称曾为加里波第子弟兵,应是参加后人为纪念加里波第精神而另外成立的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