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雇于西尔弗时,我是在街面下那地下墓穴般的地下室干活;到了雷金纳德·布莱克这儿,我被安排到了顶楼上。我坐在这幢房子的阁楼里,对布莱克迄今买卖的所有画作逐一进行登记,在画作的照片上标明其产地,并研究其来源。这种活是轻松的,我置身的这间宽敞明亮的阁楼有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鸟瞰纽约市。周围堆满各种画作的照片,让我常恍惚觉得自己忘却了尘世的一切,正坐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奥古斯丁大码头。

雷金纳德·布莱克有时会上来看我,身上带着一股克尼策淡香水和哈瓦那雪茄的味道。“您的工作一定无法完整,”他边说边轻柔地捋着自己那亚述人式的胡须,“当然缺了很多巴黎画商从画家手上购买画作时照的照片。但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的。您听说了吗,盟军已经突破诺曼底防线了?”

“没有,我今天没听广播。”

布莱克点点头。“法国防线已被攻破,现在正向巴黎进军。”我吓了一跳,一时还搞不清怕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自布吕歇尔起,经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百多年间,进军一直是条顿人的战争呐喊。但这次的方向却是相反的——向被盖世太保和德国将军们占领的巴黎进军。

“慈悲的上帝啊!”我说。“德国人撤离这座城市前还不知会把它糟蹋成什么样呢?”

“像罗马一样,”布莱克说,“他们会放弃它的。”

我摇了摇头。“他们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是因为教皇生活在那儿。他们与教皇签过一个协定,教皇签这种协定真该受到诅咒。他是德国人间接的盟友,为了保护德国的天主教徒,他居然允许德国人在梵蒂冈的城墙下逮捕犹太人。尽管他比任何其他人——比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更了解纳粹的罪行,却从未提出过强烈抗议。德国人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德国天主教徒的反对。这些因素在巴黎都不存在,法国与德国是死敌。”

雷金纳德·布莱克吃惊地望着我。“您认为巴黎会遭到轰炸?”

“这我不知道。德国人也许没有那么多飞机用于轰炸;或者在轰炸之前这些飞机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们会冒险轰炸卢浮宫?”布莱克惶惶不安地问。

“如果他们轰炸巴黎,那卢浮宫当然就在劫难逃了。”

“卢浮宫?轰炸那些失而不可复得的艺术瑰宝?那全世界都会抗议的!”

“伦敦被轰炸时,全世界并未抗议,布莱克先生。”

“可卢浮宫不一样!还有珍藏着印象派大师们杰作的国家网球场美术馆!不可能!”布莱克激动地寻找着论据,最后他轻声说:“上帝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

我默不作声。上帝允许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些事雷金纳德·布莱克大概只从报纸上读到过,但亲眼见到这些事又不一样。从报纸上很容易读到两万人被杀的消息,但那种震惊毕竟几乎总是停留在纸上的,不够力度。但如果你亲眼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折磨致死,而你又不能帮助他,那就是另一种感受了。不是两万人,而是唯一一个你爱的人。

“要是这种事可能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脸活着?”布莱克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为的是下一次阻止这种事发生。但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不相信?那您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不可能,布莱克先生。”为了安慰他我如是说。我不想被他当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他突然微笑道:“您说得没错。现在您先放下手里的活!我上来是要给您看一样东西,请您跟我来。”

我们来到楼下布莱克的工作室,这是他展示画作的地方。我有些茫然,巴黎可能成为战区的消息令我心神不宁。我爱法兰西,尽管在那儿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但我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其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法国的遭遇并不比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为糟糕,相反,我对那儿积累了一些完全不同且更加生动的回忆,这些回忆很快为过去添加了一层美好。法国与别处相比更加色彩斑斓,更为哀伤,更让人荡气回肠;在别处,流亡者只能感受到陌生与逃亡的单调。战争虽然令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但即使是危险也没能改变我对法国的依恋。

“您看啊!”雷金纳德·布莱克指着画架上的一幅画说。

这是一幅莫奈的作品:一片盛开着罂粟花的草地,画面中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打着阳伞的女士沿着一条小路款款而行。阳光、绿地、蓝天、白云、盛夏,近处是闪耀的罂粟花,远处是一位朦胧的女子。|||||

“出神入化!”我说。“一派宁静!”

我们默默地端详了一会儿这幅画。布莱克掏出雪茄烟盒,打开看了一眼就放下了。他走向一个漆成黑色的雪茄匣子,这个匣子是人工冷却的,并包有一层湿海绵保鲜。他取出两支雪茄庄重地说:“看这幅画,必须抽罗密欧与朱丽叶牌雪茄才够档次!”

我们点燃了哈瓦那雪茄,我已对此烟慢慢习惯。布莱克又斟满两杯干邑白兰地。“宁静,”他说,“再加一点儿舒适。二者是可以兼得的,这并非是亵渎神明。”

我点点头。白兰地妙不可言,这不是给顾客准备的普通白兰地,而是布莱克自己喝的极品。看来此刻他的心情肯定很激动。

“这种风景不久就会变得炮火连天了。”我指着那幅画说。

“这可是上帝所希望的人世情景啊,”布莱克感伤地说,“您相信上帝吗?”

“我还没来得及相信呢,”我回复道,“我是说生活中不信,可在艺术中信。比如此刻,我一面祈祷,欲哭无泪,一面通过这杯白兰地享受着法兰西的阳光。一切都是同步的。如果像我这样生活,就要能同时做许多事,不去考虑它们是相互矛盾的。”

布莱克歪着脑袋听我讲述。“这我能理解,”他说,“艺术品商人必须有这种能力。热爱艺术,同时出卖它。每个艺术品商人都拥有善恶双重人格。”

“可这幅画您不会卖吧?”我问。

他叹了口气。“已经卖掉了,昨天晚上卖的。”

“太可惜了!您能不能变卦不卖呢?”我一冲动脱口而出。

布莱克带着嘲讽的微笑看着我,继而问道:“这卦怎么变?”

“是啊,怎么变?肯定没法变了。”

“还要更糟,”布莱克说,“这画卖给一个军火制造商了,卖给一个为了打败纳粹而生产武器的人了。此人因此自视为人类的慈善家,至于他生产的武器也会用于摧毁法国,他也感到惋惜,却认为是件难以避免的事。总之,这是个很讲道德的人,是社会的栋梁、教会的支柱。”

“太可怕了。这幅画在他那儿肯定得冷得打哆嗦,大喊救命了!”

布莱克又斟了第二杯白兰地。“这几年喊救命的多了,然而人们充耳不闻。可要是我知道巴黎濒临危险,昨晚我就不会把这幅画卖出去了。”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这位具有善恶双重人格的人。“我会把这幅画再多保存几个星期,”他继而向我承认道,“至少要等到巴黎解放后再卖。”

“佩服!”我说。“讲人性也得适度。”

布莱克笑了。“对许多事来说都有补偿,”他若有所思地说,“甚至在艺术中也不例外。昨天我若能预知今日事,我会向这位大炮王多要五千美元。那才公平。”

我一时不明白这与公平有什么关系,我猜测这是布莱克与世界之间一种复杂的宇宙平衡。对此我没什么可反对的。

“我指的是在博物馆中所能得到的补偿,”布莱克继续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莫奈、马奈、塞尚、德加和洛特雷克[86]的杰作。这您是知道的吧?”

“我还没去过那儿呢。”我回复道。

“为什么不去?”布莱克吃惊地问。

“一种成见,我对博物馆有点儿反感。一进博物馆就会有幽闭恐惧症。”

“真够怪的!在那些宽敞的展厅里?人在那儿可以呼吸到纽约唯一最好的空气,纯净、清新、凉爽,是为了保护画作采取的措施!”

布莱克站起身从隔壁房间取来两幅花卉作品。“现在我要给您看点儿起安慰作用的。”

这是两幅马奈的小型作品,插在玻璃花瓶中的牡丹和玫瑰。“还没有卖掉呢。”布莱克边说边从画架上拿开了那幅莫奈的画,把它翻转着放到一边。现在灰色房间中只剩下那两幅花卉画,它们似乎突然被放大了十倍。人们甚至觉得闻到了花香,也嗅出花瓶中水的清凉。一种罕见的宁静从花中扑面而来,只有创造性的能量才能如此沉静,就好像这些花是画家刚刚画出来的,似乎它们此前从未在世界上存在过。

“一个纯洁的世界,是吧?”片刻后布莱克虔诚地说。“只要还能逃入其中,就似乎并未失去一切。这是一个没有危机和失望的世界。置身在艺术之中,人就能相信永恒。”

我点点头。画作真是奇迹。布莱克对画的评论句句在理。“尽管如此,您还是打算卖掉它们?”我问。

他又叹了口气。“我不卖不行。我也得生存。”他摆弄一盏小灯,让强烈的灯光照到马奈的画上。“但这次不会卖给一个军火制造商,”他说,“这种人不喜欢小幅画作。如果可能,就卖给一位女士,一位美国最富有的寡妇,纽约这类遗孀多得是。男人拼命干活最后累死,女人活过他们并继承他们的遗产。”他转过身冲我诡秘地微笑道:“巴黎一旦解放,就又有机会弄到那里的珍宝了。那儿有许多私人收藏,与它们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是拙劣品。人们需要钱,商人也不例外。”布莱克轻轻地揉搓着他那白皙的双手。“我知道巴黎还有两幅马奈的作品,与这两幅类似。它们已经易主有望了。”|||||

“易主有望?为什么?”

“画主需要钱啊。如果巴黎解放了……”布莱克开始想入非非。

我想这就是区别所在了。对他而言,这座城市将获得解放,对我来说它将遭受围困。布莱克关掉那盏小灯。“这就是艺术的美妙之处,”他说,“它没有终结。人总是能够重新在艺术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而且能不断出售,我不动声色地想。我理解他,他实话实说,没有隐念。他已经克服了孩子和野蛮人那种原始的占有欲。他是商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他买进卖出,同时还可以奢侈地相信,这次他不会这样做。他是个幸运的人,我毫无妒忌地想。

“您去博物馆转转,”他说,“那里挂着所有您所能梦想到的作品,甚至超过您的梦想。只要您不想把它们搬回家,它们就属于您。这是真正的民主、自由。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人都可以欣赏。”

我笑了。“对喜爱的东西,人是想占有的。”

布莱克摇了摇头。“只有当人不想去占有时,才能完全占有。里尔克有句名言:因为从不抓住你,你总在我手心。这是艺术品商人的座右铭。”他又笑道:“或者是为自己那双面神杰那斯[87]似的脑袋而道歉。”

杰西·施泰因又在接待流亡者。那对孪生姐妹忙着给大家倒咖啡和上糕点,留声机里播放着陶贝尔[88]演唱的歌曲。杰西着深灰色服装,她在哀悼诺曼底被严重破坏,同时又为纳粹被击溃而窃喜。“矛盾心理,”她说,“心被撕成两半了。以前我还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又哭又笑。”

罗伯特·希尔施抱住她说:“你知道!”他反驳道。“杰西,这一点你一向就知道。只是你那颗坚如磐石的心总是遗忘这一点罢了。”

她靠在他身上问道:“你不认为这样做是轻率的吗?”

“不,杰西,一点儿也不。发生悲剧时我们最好向光明的地方看,否则我们那颗饱受摧残的心会受不了的。”

在悬挂着带黑框的照片的那个角落里,整理喋血名单的科勒正在与喜剧作家施勒茨热烈交谈。他们往喋血名单中补充了两位将军的名字,一旦战争结束,这两个叛徒必须立即枪毙。此外,他们俩现在正拟定第二份名单:新的德国流亡政府的名单。他们忙得焦头烂额,每隔几天就任命或罢免一位新部长。眼下他们正在争吵,对罗森伯格和赫斯[89]是该判死刑还是终身监禁达不成一致意见。科勒赞成执行死刑。

“谁处决他们呢?”走过来的希尔施问。

科勒不情愿地抬头看了一眼说:“希尔施先生,请不要用您那套悲观论来打扰我们。”

“我愿意为你们处决所有的家伙,”希尔施说,“条件是:您得枪决第一个。”

“谁说枪决了?”科勒厉声反驳道。“让他们像士兵一样死去?这不是抬举他们嘛!连断头台都不能让他们上!德国纳粹内政部长弗里克曾规定,对所谓叛国者要用手斧来处死。十年来,在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这已经成了规则。现在对纳粹也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还是您想赦免他们呢?”

杰西飞奔过来,如同一只看到危险的母鸡。“别吵了,罗伯特!博瑟医生来了,他正想跟你打招呼呢!”

希尔施笑着让杰西带走了。“可惜,”科勒说,“我正想给他……”

我还站在原地。“您正想干吗?”我边问边向他逼近一步。“您有什么想对我的朋友希尔施说的话,也可以对我说。您对我说风险还要小一些。”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少管闲事!”

我又向前迈了一步,轻轻朝科勒胸前搡了一把。他正站在一把扶手椅前,一屁股就跌坐进去。这一把搡得很轻,科勒跌坐下去是因为椅子就在他身后。他索性不站起来了,坐在椅子上咬牙痛骂:“关您屁事儿!您这个沉不住气的异教徒!您这个雅利安人!”他大放这些厥词就像是在对我进行严重的侮辱。

我吃惊地望着他,等待着下文。“还有吗?”我问。我等着他骂出“纳粹”这个字眼。我遇到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科勒默不作声了。我居高临下地盯着他。“难道您想打一个坐着的人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局面的滑稽性。“不,”我回复道,“我会先把您扶起来再动手的。”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递给我一块蛋糕。喝过布莱克的白兰地后我正觉得有些饿,所以马上接过了蛋糕。另一位孪生姐妹又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您看,”我对科勒说,“我现在反正也腾不出手来了。再说我也从来不跟演员动手,跟他们动手就像往镜子上打一样。”科勒看来又把这当成了对他的侮辱。|||||

我转过身,看到莱奥·巴赫站在我身旁。“我搞清楚了,”他向我耳语道,“这对孪生姐妹都是清教徒,没有一个是妓女。我是牺牲了一件西服才弄清楚的,我把西服送到洗衣房去了。这对害人精是端着咖啡壶的恶魔。要是有人捏她们一把,她们就把盛着满满牛奶的杯子向你扔过来。这俩虐待狂!”

“您身上穿的就是清洗过的西服吗?”

“不是。这件是黑的。另一件是灰色的,更容易脏。”

“您应该把它捐献给博物馆去进行科学研究。”我说。

博瑟医生是个消瘦的男人,蓄着稀疏的小黑胡子。他坐在辛德勒和洛茨中间,前者曾是科学家,现在卖长袜;后者曾是音乐家,现在卖洗衣机。杰西拼命让他吃糕点喝咖啡,就好像他刚刚结束饥饿疗法似的。他离开德国的时间比别人都晚,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

“我应该学语言,”他说,“不是拉丁文或希腊文,而是英文。那我现在的处境会好得多。”

“胡扯!”杰西大声反驳。“英语你是得学。但你现在混得不好,是因为流亡者中有个瘪三欺骗了你。实话实说吧!”

“唉,杰西,比你说的还要恶劣得多。”

“连骗带偷!”杰西激动地解释道,以致她衣服上的滚边都直颤抖。“博瑟收集过许多珍贵的邮票,他把其中最好的交给了柏林一位获准移民的朋友,托他带到国外代为保管,直到他自己能出来。现在这家伙声称从来就没有拿到过他的邮票。”

“是不是过境时邮票被没收了?”希尔施问。“一般人们会找这种借口。”

“这个流氓更狡猾。他要是那么说,就等于承认拿到过这些邮票。这么一来博瑟就有那么一点点权力,要求对方归还。”

“不对,杰西,”希尔施说,“他没这种权力。您没有字据,对吧?”他问博瑟。

“当然没有。不能有!会被人发现的。”

“而邮票在那个人手中。”希尔施说。

“是的,邮票在那个人手中。”

“要是字据被发现,你们俩都得丧命,对吧?他或者您,所以您没有字据。”

博瑟狼狈地点点头。“所以我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您也没什么行动可采取。”

“罗伯特!”杰西气得直嚷。“难道你还要替这家伙辩解不成?”

“那些邮票值多少钱?大概数字?”希尔施问。

“那是我珍贵的邮票。一位邮票商肯定愿意出四五千美元购买的。”

“一大笔财富啊!”杰西激愤地说。“可博瑟现在连学费都付不起!”

“您说得对,”博瑟抱歉地对希尔施说,“但这样总要比落到纳粹手中强些。”

杰西愤慨地盯着他说:“除了‘总要比什么什么还强’就没什么新的言语了嘛!你为什么不发自肺腑地诅咒这个家伙?”

“骂也没有用,杰西。此外,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把邮票带出来的。”

“我真是怒火中烧!总是理解别人!你们认为一名纳粹分子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他会揍死这个无赖!”

“我们不是纳粹。”

“那我们是什么?永远的牺牲品?”

穿着那身带滚边的灰色衣服,杰西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气得炸了毛的鹦鹉。希尔施被逗乐了,轻柔地拍着她的肩膀说:“杰西,你是咱们马加比家族的最后一位女杰!”

“别笑!我有时候痛心得都能憋死!”

她重新往博瑟的碟子上添加点心。“既然你无法复仇,那至少得多吃点儿。”然后她站起身,抖了抖衣服。

“去科勒那儿,”希尔施说,“他要是回了国,会把所有坏人都斩尽杀绝的。对你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复仇者,杰西。他把账一笔笔都记下来了,恐怕根据他那个单子,连我也得被罚坐几年牢呢。”

“嗨,那个白痴!他要做的事不外乎就是跑到最近一家剧院去谋个角色。”

博瑟摇了摇头。“您就让他安心演戏吧。最后一个终将破灭的幻想就是:大洋彼岸的人日后会欢天喜地地迎接我们重归故里,并为我们所遭的罪向我们道歉。他们其实根本不想重新接纳我们。”

“现在不想,但纳粹倒台后会的!”卖长袜的辛德勒教授说。

博瑟盯着他。“我亲眼看到了发生的事,”他反驳说,“纳粹不是从火星上下来,然后把德国强奸了的。只有那些已经离开德国很久了的人才相信这种话。一连六年,我耳畔响彻的都是狂热的咆哮。我在电影里看到,纳粹召开党代会时,几十万人张开血盆大口跟着号叫。我听着几十家电台播出的杀气腾腾的欢呼,我也读了各种报纸。”他转过身对眼下做长袜生意的辛德勒教授说:“我也关注过德国知识界对现政权可以说是过度热情的追捧,包括司法、工业和学术各界,教授先生,整整六年,没有一天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