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上哪儿去了?”雷金纳德·布莱克问。

我指了指表,九点十分。“律师们也九点才上班,”我说,“我得还债。”

“还债可以用支票,那样更方便。”

“我还没有账号呢,”我回答道,“只有债务。”

布莱克的样子令我吃惊。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练达随意的老油条,虽然刻意掩饰,还是显得紧张和神经质。就连他的面部也起了变化:往日微胖的柔和面孔不见了,甚至连胡子看上去都显得更硬了,不再是亚述人式的胡须,而是地中海东部地区人的胡须。他犹如沙龙中一头准备去捕食的老虎。

“我们时间不多了,”他说,“得把画挂好。您跟我来!”

我们走进放着那两个画架的房间,那房间是用钢门锁住的。布莱克从侧室拿出两幅画,把它们放到画架上。“别考虑,告诉我您会买哪幅。快!”

是德加的两幅画,画得都是舞女,两幅都没加画框。“哪幅?”布莱克问。“二选一,哪幅?”

我指了指左面那幅。“这幅我最喜欢。”

“这我不想知道。如果您是百万富翁的话,您会买哪幅?”

“还是左面这幅。”

“您认为哪幅价值更高?”

“大概是另一幅。那幅画得更详尽,而不是速写般粗犷。布莱克先生,这您不是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吗?”

“这回不见得。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对画懂得不多的人做出的率真而本能的判断。就像这位顾客。”当他看到我的眼神后,又补充道:“您别生气!这两幅画值多少钱我自己知道,可顾客永远是个未知数。现在您明白了吧?”

“这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吗?”我问。

布莱克笑了,突然他又变回从前那个有些危险又无法让人相信的奉承者了。“您为什么不把两幅画都给顾客看呢?”我问。

布莱克开心地看着我。“那将是灾难性的,”他解释道,“他永远都无法做出抉择,后果自然是一幅也不买。顶多可以给他看三四幅画,但不能是同一位大师的作品,得是不同大师的。如果他不能做出选择,就让他先回家,不能怕他不买而把自己手里的所有画都拿给他看。要等他再来,能够等待才真正是当艺术品商人的料。一旦顾客又上门了,就告诉他,给他看过的画中有两幅已经卖出去了,哪怕没卖出去也要这样说,或是说送去参展了。然后从上次给他看过的画中拿两三幅给他看,再添两三幅,最多四幅新的。也可以说某幅画送到某位顾客那里供他鉴赏去了,这同样能吊起胃口。能比别人抢先一步买下某件艺术品,没有比这更有诱惑力的了。这一切就叫做:引诱顾客上钩。”雷金纳德·布莱克喷出一股烟雾。“您看到了吧,我并非要伤害您,而是想把您培养成出色的艺术品商人。现在我们给画加框。第二条规则是:千万不能给顾客看没有配框的画!”

我们走进那间挂着各种尺寸画框的房间。“甚至都不能给一位博物馆馆长看未加框的画!”布莱克解释说。“最多可以给另一位艺术品商人看没框的画。画作需要框,就像女人靠衣裳。甚至梵高都梦想着能有珍贵的画框,可他连画都卖不出去,哪买得起框啊。您认为哪个框配德加的画合适呢?”

“也许这个。”

布莱克赞同地看着我。“眼光不错。但我们还是选另一种。”他把舞女画装入一个巴洛克式的宽边画框,这个框装饰繁复。“怎么样?”他问。

“对一幅未完成的作品来说,显得有些过分奢侈了。”两幅画上都盖着德加工作室的红印章,这印章不是他本人加盖的,这是他的遗作。

“正因为如此!”布莱克反驳道。“正因为画有些素描味道,所以画框怎么奢侈都不过分。”

“我明白,画框可以掩瑕。”

“它起提升作用。它是非常完美的,从而使得画也变得更完美了。”

布莱克言之有理。这个昂贵的画框让画变了样。它突然熠熠生辉,虽然有点炫耀之嫌,但这正是用它的目的。它光彩夺目,视角不再无限延伸,而是被画框局限在四角之内,从而使画获得了某种意义。刚才它摆在房间里还显得飘忽不定,突然间就内敛起来。偶然之物变成了必然之物,甚至连空白的地方现在也成为整体那有机的组成部分了。

“有的艺术品商人老想在画框上省钱,那都是小商小贩的作派。他们用镀金的石膏模压出的破画框糊弄顾客,以为顾客会看不出来。他也许不会直接注意到这一点,但那幅画看上去就会差劲许多。画作都是贵族。”布莱克说。

他又为第二幅德加的画挑画框。“难道您想违反自己的原则,把同一位大师的两幅画都拿给顾客看吗?”我问。|||||

布莱克笑了。“不,但第二幅画我也想准备好。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情况,原则也得有弹性。您觉得这个画框如何?它合适。路易十五时代的,很漂亮,是吧?装进这个画框,画马上升值五千美元。”

“路易十五时代的画框多少钱一个?”

“如今?五百至七百美元。是这场该死的战争让它变得这么贵,因为货源断了。”我看着布莱克,原来这也是诅咒这场战争的一个理由,我想。甚至是个很明智的理由。

两幅画均被装入画框。“您把第一幅画送到侧室去,”布莱克说,“第二幅画送到我妻子的卧室。”

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您没听错,”他重复道,“挂进我妻子的卧室。来,我陪您一起去。”

布莱克夫人有个很漂亮的卧室,布置得很女性化。家具间挂着几张素描和水粉画。布莱克用一位将军的目光审视了一下说:“您把那边那张雷诺阿[94]的素描摘下来,把这张德加的挂上去。雷诺阿那张挂到旁边的梳妆台上方,贝尔特·莫里索[95]的素描拿掉。右边的窗帘拉上一半,再多拉一点儿,行了,现在这样光线正好。”

他没说错。半拉上的窗帘放进的金色阳光给画增添了一缕可爱与温暖。“策略,”布莱克说,“卖东西一半靠策略。顾客不会平白无故地一清早就来看画,这时辰画看上去显得不那么值钱。我们得有相应对策。”

他继续教给我一些艺术品商人的生意经。我应该把他想给顾客看的画连同画架依次送进房间。等看到第四幅或第五幅画时,他会让我把第二幅德加的画拿来。这时我要提醒他,这幅画挂在布莱克夫人的卧室里。“您可以尽量多说法语,”他解释道,“当我问到那幅画时,您则必须说英语,好让顾客也能听懂。”

我听到门铃响。“他来了,”布莱克兴奋地说,“您在上面等着,等我摇铃叫您。”

我走进侧室,这里装好了画框的画已经放在了画架上,我坐到一把椅子上。为了迎接客人,布莱克快步如飞地向楼下赶去。这间侧室装着一扇镶有磨砂玻璃的小窗,上面还加了铁栏。我觉得像是坐在一间牢房里,为了不无聊,里面存放着一些价值几十万美金的画作。乳白色的灯光让我忆起在瑞士蹲过的一间班房,我因非法居留在那儿被关了十四天,过失是流亡者最常犯的罪过——没有有效证件。那班房也跟这里一样又干净又整齐,我当时真想在里面多住些日子,伙食也好,还有暖气。可两周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被押往法国边境的小镇安纳马斯。押我的人给了我一支烟,又在我背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向前走,去法国!再也别让人在瑞士看见你!”

我肯定打了个盹。突然我听到铃声,我走进布莱克所在的房间,里面坐着一个小眼睛的胖男人,一对大耳朵红红的。“佐默先生,”布莱克轻声细语地说,“请您把西斯莱[96]那幅亮丽的风景画拿来。”

我拿来那幅风景画,把它放到画架上。很长时间布莱克一言不发,而是观察着窗外的云。“您喜欢这幅画吗?”然后他有些百无聊赖地问。“一幅西斯莱创造巅峰的作品,描绘的是洪水泛滥的场面,这是人人都梦寐以求的画作。”

“破烂儿。”顾客说得比布莱克还要百无聊赖。布莱克微笑,挖苦地说道:“这也不失为一种评论。”“佐默先生,”他转过身用法语对我说,“您把西斯莱这幅非凡的画拿走吧。”

我等了片刻,等他吩咐我该拿哪幅画进来。但他没有这样做,我就拿起西斯莱的画向外走去,这时我听到他说:“库珀先生,您今天心绪不佳。我们再约个别的时间看画吧。”

够狡猾的,我在乳白色灯光中想,现在库珀得想对策了。过了一阵我又被叫去,看到他们二位正在抽布莱克给顾客预备的雪茄。当我把画一幅幅拿进屋里时,我发现他们抽的是帕塔加斯牌雪茄。后来就轮到我说那句关键的话了:“那幅德加的画不在这儿,布莱克先生。”

“画当然在这儿,又没人偷它。”

我走近他,弯腰对他耳语道:“那幅画在上面,在布莱克夫人房间里。”

“在哪儿?”

我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那画挂在布莱克夫人卧室里。

布莱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噢,对了,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这画可就不能卖了。”

我真佩服他的厚颜无耻,他又把球重新踢给库珀了。他既不说我还是应该把那幅画拿来,也不说那幅画属于他妻子。他干脆回避了这个话题,等着对方的反应。

我也回到自己那个小屋,同样等待起来。我觉得布莱克的鱼竿上这回钓住了一条鲨鱼,只是我还说不好,这条鲨鱼会不会把布莱克一口吞掉。然而布莱克所处的位置明显更有利些,鲨鱼顶多能咬断鱼钩而游走,可布莱克是绝不可能贱卖画作的。然而鲨鱼正在进行有趣的尝试。因为门是半开着的,所以我听到他们已经转而谈论经济状况和战争了。鲨鱼预言最糟糕的状况:交易所倒闭、债务、新的支出、新的战役、危机,甚至还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一切都将贬值,唯一能保值的只有现金。他特别提到193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那时手里有现金的主儿就是国王,能以半价买到一切——他是这么说的——能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价钱买到。也包括画作,特别是画作。鲨鱼又引人深思地补充道:“奢侈品像家具、地毯和画作什么的,甚至只值从前的五十分之一。”|||||

布莱克无动于衷地给鲨鱼送上一杯上等法国白兰地。“后来东西又都升了值,”他说,“钱却贬了值。您自己知道,如今的钱贬值了一半还要多。钱没升值,画却涨了四倍。”他温和而虚伪地笑道:“是的,通货膨胀!它始于两千年前,从此没有停止过。物品升值,货币贬值,情况就是如此!”

“照这么说,您应该一向什么都不卖才对。”鲨鱼欢快地高喊着回击道。

“要是真能那样敢情好,”布莱克镇定自若地说,“我已经是能不卖就不卖了。可是得交税呀,此外也需要运营资本啊。您问问我的顾客,对他们而言,我都成了慈善家了。五年前我卖出的一幅德加的舞女画,不久前又以双倍的价格买回来了。”

“从谁那儿?”鲨鱼问。

“这我自然不能告诉您。难道您愿意我像大喇叭一样到处广播,透露您以什么价格从我这里买了画,或是以后又以什么价格卖了吗?”

“有什么不可以?”鲨鱼对这种虚张声势并不买账。

“其他人根本不喜欢这样,我得照顾他们的情绪。”布莱克做了个想起身的动作。“可惜您没找到想买的画,库珀先生,那您改天再来吧。价格我可不能一直保持不变,这您能理解吧?”

鲨鱼也站了起来。“您不是还有一幅德加的画想给我看吗?”他随便问道。

“噢,您是说挂在我妻子房间里的那幅?”布莱克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听到铃声。“我妻子在房间里吗?”

“半个小时以前她出去了。”

“那您就把挂在镜子旁的那幅德加的画拿过来吧。”

“得等一会儿,布莱克先生,”我说,“因为墙壁不够结实,挂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木制壁塞,画被固定在上面了。我只需要几分钟。”

“算了,”布莱克回复道,“我们还是上楼去看吧。您觉得如何,库珀先生?”

“我不反对。”

我又像法夫纳一样蛰伏到莱茵黄金宝物之中了。[97]过了一阵,他们俩又回来了,打发我上楼去卸画并把它拿下来。因为没有什么可卸的,所以我就多等了几分钟。透过朝向后院的窗户,我看见站在对面厨房窗户前的布莱克夫人。她做了个询问的手势,我使劲摇头,现在还有危险,布莱克夫人还得继续待在厨房里。

我把那幅画送进饰有灰色天鹅绒的房间,画架摆在那里,然后就退了出来。布莱克把中间那扇门关了起来,所以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了。我挺想能亲耳听到他微妙地向顾客暗示,这幅画是他结婚十周年那天送给妻子的礼物,他妻子当然愿意保留此画的。但我可以肯定,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免那条鲨鱼起疑心。

又过了差不多半小时,布莱克一个人进来,把我从豪华牢房中解救出来。“那幅德加不用挂回去了,”他说,“明天您得把它送到库珀先生家去。”

“恭喜啊!”

他做了个鬼脸。“为了卖画,什么招都得使!两年以后那画价格涨得会让他偷着乐。”

我重复了库珀的问题。“既然这样,您为什么非要卖呢?”

“因为我欲罢不能,做买卖刺激我。我有赌徒的秉性,可如今已经找不到对手了,我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赌。对了,那个说画被壁塞固定住的点子想得不错,您大有进步!”

晚上我去杰西·施泰因那儿,发现她两眼哭得红肿,情绪非常低落。有几个她的熟人正在安慰她。“如果今天打扰你们,我就明天再来,”我说,“我只是来致谢的。”

“谢什么?”

杰西一头雾水地看着我。“谢谢您替我在律师那里说好话,”我说,“还让勃兰特去为我担保,现在我的逗留许可又延期了两个月。”

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演员拉比诺维茨,他正搂着杰西劝她。

“您不知道吗?”利普许茨小声道。“特勒死了,前天。”

拉比诺维茨示意我不要多问。他送杰西坐到一张沙发上,然后转回来。他在一些小影片中饰演过残忍的纳粹分子,实际上他是个很温柔的人。“特勒上吊了,”他说,“是利普许茨发现的。死了至少有一两天了,他死在自己房间里,是吊死在枝形吊灯上的。所有的灯都开着,枝形吊灯上的灯也都开着,大概他不愿一个人在黑暗中死去。他肯定是夜间上吊的。”

我想走。“您留下吧!”拉比诺维茨说。“杰西这儿的人越多,对她越好。她不能独处。”

房间里的空气不新鲜,显得闷热。杰西不愿开窗户,一种谜一样的古老偏见让她相信,如果哀悼溜到外面空气中,会对死者不利。很多年以前我曾听说过,要是死者躺在屋里,只有打开窗户,迷失在屋内的灵魂才能获得解脱;但从未听说过死者已经躺在某殡仪馆了,却要关窗留住哀悼的。|||||

“我是头蠢母牛!”杰西边说边用力擤了擤鼻涕。“我得振作起来,”她站起身道,“我给你们煮咖啡。还是你们想要点儿别的?”

“什么也不要,杰西,真的什么也不需要。”

“不行,我要去煮咖啡。”

她穿着那件压皱了的、簌簌作响的连衣裙走进厨房。

“有人知道他的死因吗?”我问拉比诺维茨。

“死还需要原因吗?”

我想起罗伯特·希尔施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有双重和三重转折,而且没有根的人聚在一起特别有害。“不需要。”我说。

“他不是赤贫,这大概不是他死的原因。他也没有生病,大约两周前利普许茨还见过他。”

“他可以工作吗?”

“他一直在写作,但什么也不能发表。十年来什么都未能发表,”利普许茨说,“但很多人都是这种处境,仅仅如此也不至于轻生啊。”

“他留下什么了吗?一封遗书?”

“没有。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脸色铁青,舌头伸出老长,苍蝇在他睁着的眼睛上爬。他那模样看上去已经很吓人了,天气这么热,尸体腐烂得很快。那眼睛……”利普许茨说着打了个冷颤。“最要命的是,杰西还想最后再看他一眼。”

“遗体停放在哪儿了?”

“放在一家殡仪馆了,英文叫funeral home,直译就是丧葬之家。听听这名起的!尸体在那儿会被整容。您去过这种场所吗?千万别去!美国人还是个很年轻的民族,他们不认可死亡。死者都被化了妆,就好像仅仅在安睡,许多死者还受到了防腐处理。”

“要是他化了妆,那杰西不是就可以……”我说。“我们也曾这么想过,但特勒的情况是几乎无法再遮盖了。也没有这么多化妆品,有也用不起。死亡在美国可是件非常昂贵的事。”

“不光在美国。”利普许茨说。

“在德国,死很廉价。”我说。

“在美国非常贵。我们找的已经是很一般的殡仪馆了,一切从简,尽管如此,还花了好几百美元。”

“特勒要是有这笔钱,也许还死不了呢。”利普许茨说。

“兴许吧。”

我看到杰西房间里照片的排列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勒的照片不再挂在活着的人的照片中,但也还没有像另一侧的死者照片那样镶着黑框;它仍旧装在原来的金框里,杰西仅仅在上面加了一条黑色饰带,是用一块黑色薄纱做的。照片上的特勒微笑着注视着前方,看上去要年轻十五岁。那是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它对特勒的死以及对饰带都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张照片和真正的悲痛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杰西端着托盘和咖啡杯走了过来,她用一把有花卉图案的咖啡壶给大家倒咖啡。“这儿还有糖和奶油。”她说。

大家都在喝咖啡,我也在喝。“葬礼明天举行。”她问我:“您来吗?”

“只要我能来,一定来。”

“他的所有熟人都必须来!”杰西立即激动地大声说。“明天十二点半。专门安排在这个时间,以便大家都能来。”

“我来,杰西。当然来,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告诉了我殡仪馆的名字:“亚设殡仪馆,在第十四街。”

“他将埋葬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问。

“他不土葬,火葬。火葬便宜。”

“什么?”我不解地问。

“他将被火化。”

“火化?”我重复着,同时思绪万千。

“是的,殡仪馆负责打理此事。”

杰西来到前面。“现在他一个人躺在那儿,置身于陌生人之间,”她抱怨道,“要是下葬前至少灵柩能停放在我们这儿,在朋友们这儿就好了。”她转过身对我说:“您还想知道什么?谁再次替您预付了款项?是坦嫩鲍姆。”

“坦嫩鲍姆-史密斯?”

“是啊,不是他还能是谁?他是我们的资本家,特勒的葬礼也是他出的钱。您明天一定来吧?”

“一定。”我说。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拉比诺维茨把我送到门口。“我们必须阻止杰西,”他急速小声说,“不能让她看到特勒。总之,不能让她见到他的遗容,因为是自杀,所以尸体做过解剖,这些杰西都不知情。您知道的,她一向说一不二。幸好她端来了咖啡,利普许茨往她的咖啡杯里放了一片安眠药。她没发现,所以大伙儿都喝了咖啡,还异口同声地称赞好喝。我们曾经试图让她服些镇静剂,但她拒绝了,她认为如果服了,那就是对特勒的欺骗。就跟她坚持不让开窗一样犟。也许我们今天还能偷着往她的饭食中放一片安眠药。明天一早要想拦住她最费劲。您真的来吗?”

“是的,去殡仪馆。怎么把特勒送到火葬场去呢?火葬场就在殡仪馆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