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人，是国内年青人皆知道的。知道第一个会写感伤小说，第二个会写恋爱小说。使人同情也在这一点，因为这是年青人两个最切身的问题。穷，为经济所苦恼，郁达夫那自白的坦白，仿佛给一切年青人一个好机会，这机会是用自己的文章，诉之于读者，使读者有“同志”那样感觉，这感觉是亲切的。友谊的成立，是一本《沉沦》。其他的作品，可说是年青人已经知道从作者方面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以后才引起的注意，是兴味的继续，不是新的发现。实在说来，我们也并没有在《沉沦》作者其他作品中得到新的感动。《日记九种》，《迷羊》，全是一贯的继续下来的东西。对于《日记九种》发生更好印象，那理由，就是我们把作家一切生活当作一个故事，从作品认识作家，所以《日记九种》据说有出版界空前的销路。看《迷羊》，也仍然是那意义。似乎我们活到这世界上，不能得人怜悯，也无机会怜悯别人，读一下《沉沦》一类东西，我们就有一种同情作者的方便了。这里使我们相信一个作家态度的正确，是在另一件事上。似乎象是在论文中，作者曾引另外一个作家的话，说文学是“表现自己”。仿佛还有下面补充，“文学表现自己越忠实越有成就”。又好象这是为卢骚《忏悔录》而言，又象是为对于加作者以冷嘲的袭击而作的抗议。表现自己，是不是文学绝对的法则，把表现自己意义只包括在写自己生活心情的一面，这问题，加以最简单的解释，也可以说一整天。因为界限太宽，各处小节上皆有承认或否认理由。但说到《沉沦》，作者那态度，是显然在“表现自己”——“最狭意义”上加以拥护的。把写尽自己心上的激动一点为最大义务，是自然主义的文学的表现方法。郁达夫，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就因为这方法的把持，不松手，从起首到最近，还是一个模样，他的成就算是最纯净的成就。
但是到现在，怎么样？现在的世评，于作者是不利的。时代方向掉了头，这是一个理由。还有更大更属于自己的一个理由，是他自己把那一个创作的冲动性因恋爱消失，他不能再用他那所长的一套“情欲的忧郁”行动装到自己的灵魂上，他那性格，又似乎缺少写《情书一束》作者那样能在歌颂中度日子的自白精神，最适宜于写情诗的生活中此时的他，却腼腆了，消沉了。对作者有所失望的青年，如能从这方面了解作者，或者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作者加以无怜悯的讽刺的。因为在“保持自己”这一点上看来，缺少取巧，不作夸张的郁达夫，是仍然有可爱处的郁达夫。他的沉默也仍然告给我们“忠于自己”的一种可尊敬的态度。
他那由于病弱的对于世态的反抗，或将正可以抛弃了“性的忧郁”那一面，而走到更合用更切实的社会运动提倡者的向上的一面。
另外有相似处或相同处，然而始终截然立于另一地位上的是张资平。提起张资平，我们所生的印象，似乎是可以毫不惊讶的说：
“这是中国大小说家！”
请注意大字，是数量的大。是文言文“汗牛充栋”那个意思。他的小说真多，这方面，也真有了不得的惊人能耐。不过我们若是愿意去在他那些小说中加以检察、考据或比较，就可知道那容易产生的理由了。还有人说，这作者一定得有人指出什么书从什么书译出以后，作者才肯声明那是译作的。其实，少数的创作，也仍然是那一个模型出来的。似乎文人的笔，也应当如母亲的身，对于所生产的一切全得赋予一个相类的外表，相通的灵魂。张资平的作品常常是孪生的。常常让读者疑心，两篇文章不单出于一只手，且出于同一时间。忠厚的说，就是他那文章“千篇一律”。
这里就有问题了。为什么郁达夫的一套能引起人同情，张资平那一套却永远是失败呢？因为那是两种方向。一个表白自己，抓得着自己的心情上因时间空间而生的变化，那么读者也将因时间空间的距离，读郁达夫小说发生兴味以及感兴。张资平，写的是恋爱，三角或四角，永远维持到一个通常局面下，其中纵不缺少引起挑逗抽象的情欲感应，在那里抓年青人的心，但在艺术思想力美各方面，是很少人承认那作品是好作品的。我们是因为在上海的缘故，许多人皆养成一种读小报的习惯。不拘是《晶报》，是别的，总而言之把那东西放在身边时，是明知道除了说闲话的材料以外将毫无所得的。但我们从不排斥这样小报。张资平小说，其所以使一些人发生欢喜，放到枕下，赠给爱人，也多数是那样原因。因为它帮助了年青人在很不熟习的男女事情方面得到一个荒唐犯罪的方便。在他全集里，每一篇皆给我们一个证据。郁达夫作品告给我们生理的烦闷，我们却从张资平作品得到了解决。
所以张资平也仍然是成功了的：他“懂大众”，把握“大众”，且知道“大众要什么”，比提倡大众文艺的郁达夫似乎还高明，就按到那需要，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
使他这样走他自己的道路的，是在《创造》上起首的几种作品发表后所得到年青人的喝彩。那时的同情是空前的。作者在收了“友谊的利息”以后，成了“能生产”的作者了。
怎么样会到这样？是读者。五四运动在年青人方面所起的动摇，是全国的一切青年的心。然而那做人的新的态度，文学的新的态度，是仅仅只限于活动中心的北京的。其波动，渐远渐弱，取了物理公律，所以中国其余省分，如广西，如云南，是不受影响的。另外因民族性那种关系，四川湖南虽距离较远，却接受了这运动的微震，另作阔度的摆动。因为地方习惯以及旧势力反应的关系，距离较近的上海，反而继续了一种不良趣味不良嗜好。这里我们又有来谈一谈“礼拜六”这个名称所附属的文学趣味的必要了。现在说“礼拜六”派，大家所得的概念是暧昧的，不会比属于政治趣味的改组派，以及其他什么派为容易明白。或者说这是盘据在上海各报纸附张上作文的一般作品而言，或者说象现在小报的趣味，或者……其实，礼拜六派所造成的趣味，是并不比某一种新文化运动者所造成的趣味为两样的。当年的礼拜六派，是大众的趣味所在的制造者。是有实力的，能用他们的生活，也是忠实，也是大胆，……错误或失败的地方，只是绅士阶级对绅士阶级的文字的争夺，到了肉搏的情况，到后是文言文失败，思想方面有了向新的一面发展的机会，人道的，民众的，这类名词培养在一般人口上，而且那文学概念也在年青人心上滋长，因此礼拜六派一种趣味便被影响攻击而似乎失败了。其实呢，礼拜六派并不足代表绅士的。礼拜六派只可以说是海派，是上海地方的一切趣味的表现。此时这类趣味的拥护者制造者领会者依然存在，新文学运动并不损及他们丝毫。新文学发展，自然是把内地一些年青人的礼拜六趣味夺去了。但这本不是礼拜六派应有的同志，不过当时只有《礼拜六》可看，这些年青人就倾向于“礼拜六”那种方便罢了。
承继《礼拜六》，能制礼拜六派死命的，使上海一部分学生把趣味掉到另一方向的，是如象良友一流的人物。这种人分类应当在新海派。他们说爱情，文学，电影以及其他，制造上海的口胃，是礼拜六派的革命者。帮助他们这运动的是基督教所属的学生，是上帝的子弟，是美国生活的摹仿者，作进攻礼拜六运动而仍然继续礼拜六趣味发展的有《良友》一类杂志。
这里我们有为难处了，就是把身在创造社作左倾文学运动的张资平的作品处置的费事。论性质、精神以及所给人的趣味的成分，张资平作品最相宜的去处，是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的书桌上。在这些地方，有他最诚实的读者以及最大的成就。由他手写出的革命文学，也仍然是要这种读者来欣赏的。
放到别的去处呢，也仍然是成功，因为他那味道有一种十六岁到二十四五岁年青男女共通的甜处，可是一个不以欣赏皇后小影为日课的年青人（譬如说内地男女分校的中学生)，是不懂那文章好处的。
张资平作品的读者，在上海，应当比别的作家的读者为多，才不是冤屈。
至于两人的影响，关于作风的，现在可数出那因影响而成功的，有下面几个人可提：
间接的，又近于直接而以女性本身为基础，走出自己的路，到现在尚常为人称道大胆作家的，有冯沅君女士。在民十左右，会有女子能在本身上加以大胆的解剖，虽应当说是五四运动力量摇动于女子方面当然的结果，但，在所取的方向上，以及帮助这不安于现状叫喊的观点上，我们得承认，这以淦女士笔名发表他的《隔绝之后》，显然是有了创造社作家的启示，才会产生那作品的。
另外一个——或者说一群，就是王以仁、叶鼎洛、周全平、倪贻德、叶灵凤等作风与内含所间接为郁达夫或创造社影响的那一面，显出了与以北平作根据而活动于国内的文学运动稍稍异型。趣味及文体，那区别，是一个略读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即可以指出的。那简直可以说是完全两样东西。一个因守了白话运动所标的实在主义，用当时所承受的挪威易卜生以及俄国几个作家思想，作为指导及信仰，发展到朴素实在一面去。一个则因为缺少这拘束，且隐隐反抗这拘束，由上海创造社作大本营，挂了尼采式的英雄主义，或波特莱尔的放荡颓废自弃的喊叫，成了到第二次就接受了最左倾的思想的劳动文学的作者集团，且取了进步的姿态，作高速度的跃进。
但基础，这些人皆是筑于一个华丽与夸张的局面下，文体的与情绪的，皆仍然不缺少那“英雄的向上”与“名士的放纵”相纠结，所以对于“左倾”这意义，我们从各作者加以检察，似乎就难于随便首肯了。
取向前姿势，而有希望向前，能理解性苦闷以外的苦闷，用有风采的文字表现出来，是郁达夫。张资平，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将在他说故事的方向上永远保守到“博人同意”一点上，成为行时的人去了。张资平是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感动的，因为他的小说，差不多全是一些最适宜于安插在一个有美女照片的杂志上面的故事。
在新的时代开展下，郁达夫为一种激浪所影响，或将给我们一个机会加以诚实的敬视。张资平自然也不缺少这机会，那是因为他写故事的勇敢与耐力，取恋爱小说内含，总可以希望写出一个好东西来。伟大的故事，自然不一定要排斥这人间男女的事情，我们现在应当承认张资平的小说，是还能影响到一般新兴的作者，且在有意义的暗示中，产生轮廓相近而精神不同的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