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运动若从春柳社算起，到如今已将近三十年。把剧本创作约略数数看，大的小的总共算来，却数不出三十个剧本。剧作者和导演，也还不到三十人。用这个数目来装点中国三十年的话剧，说来未免太寒伧了。虽从民八以后就有所谓戏剧专门学校（如北京的人艺戏专校，山东的戏剧学校，南京的国立戏剧专校），和美专的戏剧系（如从前北京的美专戏剧系），以及若干爱美剧团（如南方的南国社，北方的小剧场，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作种种努力，教育部还特派专家去国外考察，考选学生出国留学，话剧运动总依然热闹不起来，观众对它无多大兴趣。话剧的演出，只是玩票的剧团募捐办游艺会时一项节目，若从职业上着想，还老象是作赔本生意似的。这种寂寞当然有种种原因，如导演人才的缺乏，剧本的缺乏，都是事实。看看职业剧团不得不临时拉人排演编译的剧本，玩票剧团到排戏时也不能不用编译剧本充数，就可明白。其次如有历史背景的京剧抬头，而且势力日益扩大，如方便而又普遍的有声电影的活动，自然都成为话剧发展的障碍。仅就这几件事来看，话剧的将来，也就很令人悲观了。它或许还有一条出路，转入电影，转到那个新的充满了希望的事业上去，但这只是剧本作者个人的出路，对于话剧前途，是只有更加消沉的。想起到现在话剧团体还常常用《茶花女》来号召观众，我们作观众的在失望之余，实在不免还感到一点羞惭。
话剧在艺术部门或文学部门都显得异常寂寞，因之对于锲而不舍从事于此道的朋友，我们更特别表示敬意，留下一点希望。话剧剧本《雷雨》引起社会普遍注意，恰好证明这种普遍情绪的存在。它的分量，它所孕育的观念，便显示作者一个伟大的未来。《日出》是曹禺先生第二个四幕剧，分别登载在《文季月刊》上，写的是烂熟了的都市生活苦乐的对照：花钱的是在一种空虚无聊上花钱，挣钱的生活在一种如何现实苦痛生活里挣钱。写人物如时髦女子陈白露，富孀顾八奶奶，男妓似的白相人物胡四，都凸出在纸上，呼之欲出。写特殊空气如第三幕之三四等妓院，声色交错，在舞台上是否能表现得轻重调合恰到好处，尚有待于导演的努力，至少在剧本上却可说是一篇有声有色的散文。此外如写李秘书之狡而诈，张乔治之俗而伪，阿根翠喜在业务上的当然本色，方达生李太太在性格上的各有不同，都显得如一个大手笔，精明强干，出手不凡，而且恰到好处。全剧在各幕分配上不大匀称（第三幕与一二四幕对照），在场面上又似乎太“热闹”了一点。因人物进进出出于一会客室中，虽热闹也就微嫌杂乱（如第二第四幕之各事凑来）。且在小小人事上也有可商量处。（如写盖一座大洋楼，仅用一二十个人工打地基。买公债不由经理本人或银行业务主任，却派给一个秘书去办，且一出就是二百万。又银行多的是保险箱，经理文件既有秘书，却搁在人人可开的抽屉里。扣工钱一类事，一个庶务主任也许可以上下其手，秘书实无能为力，更何况盖大房子照例是包工，一个银行秘书哪能兼包工人的事务？旅馆茶房只是一人，照业务上习惯，似乎不能在需要人的晚上陪胡四逛下处许久。一个银行经理即或不经董事会通过，可随时升一个私人作襄理，经理也无和襄理来结算薪水的道理。……凡此种种，大致都是作者对于各行各业程序习惯认识不大完备，因图剧情热闹，致有疏忽处错误处。）此外在人物性格行动上也有些可斟酌地方，（如小东西的生活观，潘月庭在业务上理应十分精明却糊涂，小东西在三等下处还被人嫌是小雏儿不上盘，却反而受那个金八垂青。）……凡此种种，或放大，或缩小，或加强，或忽略，为求得戏剧效果，小毛病自不可免，亦不足为病。但与人情违反，场面又过于热闹杂乱，在演出效果上，就容易把它的庄严性减少，而邻于谐趣，反造成“文明戏”空气，这一点似乎很值得作者注意。但就全个剧本所孕育的观念看来，依然是今年来一个伟大的收获。要中国话剧运动活泼一点，且与当前文学运动目的一致，异途同归，这种作品尤其有意义，有贡献，应当得到社会注意和重视。
这个剧本作者似从电影《大饭店》得到一点启示，尤其是热闹场面的交替，具有《大饭店》风味。这一点，用在中国话剧上来试验，还可说是“新”的。近代话剧的观众，即因生活日益复杂，剧作者的种种新试验，观众必然能接受的。如果一个作者注意到话剧的观众，明白他们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居多，极端相反的一种试验，就是减少场面的复杂，而集中人物行为语言增加剧情分量的方法，似乎同样值得有人来努力。作者第三个剧本的问世，也许能够用一个比较单纯的形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