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火车站沉默着。吊在站顶上的电灯都非常黯澹了。每一个售票的小门都关得紧紧的。许多等着夜车的搭客——多半是乡下人之类——大家守着行李,寂寂寞寞的打着呵欠,有的挨在铺卷上半眯着眼睛,都现出一种非常疲倦的模样。搬夫们也各自躲开了,许多都躲到车站外的一家小面馆里推着牌九。停在车站门口的洋车是零零落落的,洋车夫都颤抖地蹲在车踏上,这是一些还等待着最后一趟火车的洋车夫。这车站里的景象真显得凄凉了。只有值班的站警还背着枪,现着怕冷的神气,很无聊地在车站里走着,而且走得非常的沉重,这也许恐怕他的脚要冻僵的缘故。此外,那夜里北风的叫声响了进来,这就是这车站里的一切了。

这时叶平从洋车上下来,走进了车站,一面擦着冰凉的鼻子,一面觉得两个小脚趾已经麻木了。他重新把大氅的领子包着脸颊,却并不感到獭皮领的暖和。他呵着手看着墙上的大钟,那上面的短针已走到12和1之间,他以为火车已经来过了。但在“火车开到时间表”上,他看到了这一趟慢车是一点钟才到的,便慢步地在车站上徘徊起来。

不久,这车站的搬夫一个两个地进来了,接着有一个售票的小门也打开了,许多恹恹欲睡的搭客便忽然警觉起来,醒了瞌睡,大家争先的挤到了木栏边,于是火车头的汽笛也叫起来了。大家都向着站台走去,叶平也买了一张月台票跟在这人群里。

站台上更冷了。吹得会使人裂开皮肤的冷风,强有力的在空中咆哮着,时时横扫到站台上,还挟来了一些小沙子和积雪。许多人的脸都收藏到围巾,毡帽,大氅以及衣领里面。差不多每个人都微微地打颤着。

当开往天津的特别慢车开走之后,那另一辆特别慢车便乏力地开到了。从旧的、完全透风的车厢中,零零落落地走下了一些人。叶平的眼睛便紧紧的望着下车的人,他看见了他的朋友。

“哦……洵白!”于是他跑上去,握着手了。

“这么冷,”这是一个钢琴似的有弹力的声音:“我想你不必来接。”

但是叶平却只问他旅途上的事情:

“这一次风浪怎么样?晕船么?”

“还好,风浪并不大。”

他们亲热地说着话,走出车站,雇了一辆马车。

接着他们的谈话又开始了,这是一番非常真挚的话旧。叶平问了他的朋友在南方的生活情况,又问了他的工作,以及那一次广东共产党事变的情形。他的朋友完全告诉他,并且问了他的近况。

“和从前一样,”他微微地笑着回答:“不同的只是胡子多些了。”

“还吸烟么?”

“有时吸。”

“当铺呢?”

“也常常发生点关系。”

于是他的朋友便用力的握一下他的手,并且带着无限友爱地说他的皮箱里还留着一张当票。这当票是已经满期到五年多了。然而这当票上却蕴蓄着赤裸裸的,纯洁而且包含着一个故事的情谊。并且,在这时,这一张当票成为代表他们人生意义的一部分,也就是不能再得的纪念品了。当洵白说到这当票的时候,在他的脸上,从疲惫于旅途的脸上,隐隐地浮泛着最天真的表情。叶平便诧愕地随着问:

“是那一张?”

“就是你硬要从我身上脱下来,只当了六元的皮袍。”

叶平不自禁地响起两声哈哈了。他想着不知为什么,他从前那么喜欢当当,甚至于把被单都送到当铺去。他觉得他的穷是使他进当铺的一个原因,然而到后来,简直连有钱的时候也想把衣服拿去当。他认为这习惯也许是一种遗传,因为他父亲的一生差不多和当铺都发生着关系的。他联想到他父亲没有力量使他受完大学的教育,而他能得到学士的学位完全是他的这一个朋友的帮助。然而洵白也并不是富商或阔人的子弟,他的帮助他,却是把一个人的普通费用分做两个人用的。那时,洵白之所以要到饭厅去吃饭,只因为吃饱之后还可以悄悄地把两块馒头带回来给他。他是如此地把愁人的学士年限念完的。这时他想到这一张当票上便拍着洵白的肩膀说:

“好象我从前很压迫你。”

他的朋友却自然地笑着回答:

“我只觉得我从前有点怕你。”

于是这两个朋友又谈到别后的种种生活上。

叶平问他:

“我一听说,或者看见什么地方抓了共产党,我就非常替你担心。你遇过危险么?”

可是洵白的嘴角上却浮着毫不在乎的微笑,说:

“我自己倒不觉得,也许是天天都在危险中的缘故。”

叶平想了一想,带着一种倾心和赞叹的神气说:

“你们的精神真可佩服。”

“不过牺牲的真多。”

“这是必然的。”

“我们的朋友也死得不少。张萃我,凌明,还有杨一之,他们都牺牲了。还有,从前和我们住在一个寝室的瞿少强,听说是关在牢里的,也许这时已经枪毙了。”

叶平沉了声音说:

“真惨呵!”

然而洵白却改正的回了他一句:

“牺牲本不算什么。”

叶平于是接着说:

“无论如何——的确是——无论如何,在第三者的眼中,这种牺牲总是太怕人了。虽然我不了解马克思——不,我可以说简直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是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已经到根本动摇的时代了,应该有一种思想把它变一个新局面。”

洵白微笑地听,一面问:

“你现在看不看社会科学的书?”

“有时看一点,不过并不是系统的。”

“你最近还作诗么?”

“不作了,诗这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处。”

“那末作些什么呢?你的来信总不说到这些。”

“编讲义,上课,拿薪水——就作这些事。”

“你的性格真的还没有改。”

“我不是已对你说过么,我仍然是从前的我,所不同的只是多长几根胡子罢了。”

他的朋友注意地看了他的脸,便笑着说:

“你把胡子留起来倒不错。”

“为什么?”

“更尊严一点。”

“不过,一留起胡子便不能讲恋爱了,中国的女人是只喜欢小白脸的。”

他的朋友笑着而且带点滑稽的问:

“你不是反对恋爱的么?”

“我并不想恋爱——对于恋爱我还是坚持我从前的主张:恋爱多麻烦!尤其是结果是生儿子,更没有趣味!”说了便问他的朋友:“你呢?”

“我没有想到,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

“你们同志中,我想恋爱的观念是更其解放的。”

“在理论方面是不错的。然而在实际上,为了受整个社会限制的关系,谁也不能是最理想的。”

“我觉得男女都是独身好——因为独身比同居自由得多。”

但他的朋友不继续谈恋爱问题,只问他编讲义和上课之后还作些什么事,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地一个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公主坟。

“都不去。”

“未必一个人老呆在屋子里?”

“没有事的时候,”这是带着深思的笑意说:“我常常到西城去。”

“为什么?”

“到一个朋友那里闲谈。”

“是谁?”

叶平便愉快地笑着告诉他,说他在三个月以前,在人的社会中发现了一个奇迹——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戏剧中的主人公,就是在现代新妇女中的一个特色女人。她完全是一个未来新女性的典型。她的性格充满着生命的力。她的情感非常热烈,但又十分细致。她的聪明是惊人的,却不表现在过分的动作上。她有一种使人看见她便不想就和她分离的力量。她给人的刺激是美感的。她对于各方面的思想都有相当的认识。她很喜欢文学,她并且对于艺术也很了解。她常常批评法国的文学太轻浮了,不如德国的沉毅和俄国的有力。可惜她只懂得英文。她常常说她如果能直接看俄文的书,她必定更喜欢俄国的作品。她有一句极其有趣的比喻:人应该把未来主义当作父亲,和文学亲嘴。她的确非常懂得做人而且非常懂得生活的。如果看见她,听了她的谈话——只管所谈的是一件顶琐碎顶不重要的事,而不想到她是一个不凡的女人是没有的。她能够使初见面的人不知为什么缘故就和她非常了解了。

他的朋友忽然开玩笑的样子打断他的话:

“那末你的恋爱观念要动摇了。”

“不会的,”他郑重的说:“她给我的印象完全不是女人的印象。我只觉得她是一种典型。我除了表示惊讶的敬意之外没有别的。我并且——”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他不愿意任何人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爱人,所以他对于她的丈夫——帝国大学的法律博士,目下党国的要人,市政府的重要角色——就是那个曾称呼他“拜伦”的徐大齐先生表示了反感。

他攻讦的说:“他不配了解她,因为他从前只知道‘根据法律第几条’,现在也不过多懂了一点‘三民主义’,他在会场中念‘遗嘱’是特别大声的。”

他的朋友带点笑意地听着他说,在心里却觉得他未免太崇拜这个女人了。

这时马车已穿过了一道厚厚的红墙,并且拐了弯,从一道石桥转到河沿上,一直顺着一排光着枝的柳树跑去。许多黑影和小小黯澹的街灯从车篷边晃着过去,有时北风带着残雪打到车篷上发响,并且特别明亮的一个桃形的电灯也浮鸥似的一闪就往后去了。叶平便忙伸出头来去向车夫说:

“到了。那里——”

车夫便立刻收紧了缰带,马车便退走了两步,在一个朱红漆大门口,在一盏印着“大明公寓”的电灯下,停住了。

他拉着他的朋友一直往里去。

“这公寓很阔。”

“并且,”他微笑着回答:“我的房间比从前的寝室也‘贵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