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明集》十四卷  梁释僧佑撰

僧佑即撰《出三藏记集》之人,见《梁高僧传》十一。天监十七年卒,年七十四,黑白门徒,一万一千余人。东莞刘勰为撰碑。

《出三藏记集》十二有《弘明集目录序》,以《牟子理惑》始,以佑自撰《弘明论》终,凡十卷。其後续有增入,为十四卷。两《唐志》、晁氏《读书志》皆著录。

《四库》著录释家类第一部,《提要》谓:“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云。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总集体,颇类《昭明文选》,故《旧唐志》入总集类。然以六朝佛教之盛,全部《文选》,关涉佛教者仅王简栖头陀寺一碑。此编所录,则概皆阐扬佛教之文,中以书启论述为多,铿然可诵。作者百人,又僧十九人,单第十卷作者已有六十三人,为严可均全梁文》增益人数不少。序称:“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以今本舆《出三藏记集》所载目录互校,原本十卷,皆梁以前文,後

所增人,多梁代文。今本第九、第十卷之梁武帝,高丽本作“大梁皇帝”,当是僧佑原文,称武帝者,後人追改也。

本书板本及学人利用

本书现在通行者,大别为两种本:一藏本,一单刻本。

藏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嘉兴藏本,即所谓支那本;一频伽本。

单刻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吴惟明刻本,即所谓汪道昆本;一金陵本。

《四库》所著录者为吴刻本,《提要》言:“末有僧佑後序,而首无前序,疑传写佚之。”以是知为吴刻本也。

藏本有前序,惟吴刻本无前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所著录者为支那本,即嘉兴藏本。记中所引者,亦即前序中语,然仍袭《四库提要》之说,谓“是书前无自序”,大可异也。

《四部丛刊》所影印者,即吴氏两《弘明集》合刻本,封面题汪道昆本,循《郘亭书目》以来之误也,因卷首有万历十四年丙戌汪道昆序故。

汪氏在隆、万间颇有名,然序中以梁裴子野为唐人,可谓一言不智。序中康虞之名凡数见:一则曰:“二集并入大藏,如海一沤,康虞抔而出之,易梵荚为儒荚。”再则曰:“二集所辑,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为之胪传。”三则曰:“康虞之为是举也,殆将发墙面之蒙,解两家之难。”末则曰:“康虞得师达观,抑或可以语此,是集固将流通无间,恶用不佞之言。”

康虞即吴惟明,与焦竑、冯梦桢友善,见《藏书纪事诗》三,紫柏老人弟子。汪序所谓达观者,即紫柏也。紫柏於万历八、九年间倡刻方册藏,改梵荚为方册,即後来所谓嘉兴藏。汪序所云。易梵荚为儒荚”,亦受紫柏影响。嘉兴藏《弘明集》刻於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吴氏捷足,先刻三十年,故万历间流通之《弘明集》,大半为吴刻。梅鼎祚辑《释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释文纪》二十八载僧佑《弘明集》前序,云:“见《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不载。”知所据者为吴刻也。

《四库提要》撰者既未见藏本,又未见《出三藏记集》,故不能补僧佑自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收为嘉兴藏本,而所录之自序,则为後序,此自是张氏之疏,非嘉兴藏本无前序也。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因之,乃亦以佑後序为自序。其实今《弘明集》卷末所载僧佑後序,本名《弘明论》,不名後序。《出三藏记集》载《弘明集》目录,明题此为《弘明论》,本论前数行亦自称《弘明论》,藏本前序亦谓附论於末,则此非後序明矣。然自《四库提要》以来,诸家均莫能正之,奇也。一误吴刻为汪刻,二误後序为自序,三後序固非自序,亦非後序,实乃《弘明论》。

《牟子理惑》问题

《弘明集》卷一载《牟子理惑》,撰者失名,今本有题汉牟融撰者,盖本之《隋志》。《隋志》儒家类有《牟子》二卷,题後汉太尉牟融撰。然太尉牟融乃後汉初人,著《理惑》之牟子乃後漠末逸士;太尉牟融所著之《牟子》是儒家,後漠末逸士

所著之《牟子理惑》是释家。《隋志》著录太尉牟融书,何以置於後汉末人荀悦、魏朗之後。《旧唐志》著录《牟子》,出之儒家,入之释氏,何以仍循《隋志》题牟融撰,与《出三藏记》所载《弘明集》目录不合,因《三藏记集》目,只作《牟子理惑》,不著撰人名字。宋咸淳间,志磐撰《佛祖统纪》二十六,犹云“牟子不得其名”,则今本《牟子理惑》题汉牟融撰,实不可据。

梁任公以此论为伪,见《任公近著》第一辑;周叔迦、胡适以此论为真,见周著《牟子丛残》,《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据吾所考证,今所传《牟子理惑》,本名《治惑》,如扬雄《解嘲》之类,初无“论”字,唐人改为《理惑》,後人又加“论”字。牟子为後汉逸士,失其名,今本《理惑》前,有苍梧太守《牟子传》,题曰:“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颇疑“博”者误文,“传”譌为“博”,回改为“传”,而未去“博”字,後人因牟子无名,遂题曰:“苍梧太守牟子博传。”但《出三藏记集》十二已如此,其来已古。苍梧太守《牟子传》者,苍梧太守所撰之《牟子传》也,故以此为牟子自传者非,称牟子为牟子博者亦非,直以牟子为苍梧太守者尤非,以为汉有两牟融,则调停之说也。

《牟子传》所言时、地、人事,皆见於史。

一、笮融与豫章太守朱皓,见《後汉书》列传六三《陶谦传》、《吴志》四《刘繇传》。

二,笮融与刘彦及交州牧朱符,又见《吴志》八《薛综传》。

三、豫章太守朱皓,又见《後汉书》列传六一《朱儁传》。

四.交州牧朱符,又见《吴志》四《士燮传》。

可见此传不伪。但《理惑》文中数称佛经、佛道,佛之名称为後汉末所无,当时概称佛为浮屠。假定今本《牟子理惑》为真後漠时作,亦必经後人改窜,不尽原文也。明末天主教人著书,恒译天主为上帝,自康熙时,教廷禁称上帝,教会翻刻明末书籍,遂悉将上帝等字改为天主,亦其例也。

孙星衍得此篇於《弘明集》,以为汉魏旧帙,录出别行,刊入《平津馆丛书》,属洪颐煊考校其事,颐煊以为非牟融作,是也。然卷首仍题汉太尉牟融撰,以为因隋、唐之旧,不知僧佑采此,未尝作牟融撰,有《出三藏记集》及《大唐内典录》可证。宋、元藏亦云未详作者,明藏始题牟融撰,故谓因明藏之旧则可,谓因隋、唐之旧,则《隋、唐志》之《牟子》,未必即今本《牟子理惑》。且此篇在明万层间梅鼎祚辑《释文纪》时,已从《弘明集》中录出,亦不始於孙星衍也。

广弘明集》三十卷  唐释道宣

道宣即撰《续高僧传》之人,《宋高僧传》十四有传。

宋、元、丽藏皆三十卷,明南北及清藏四十卷。《四库》著录者三十卷,与《弘明集》同为纪昀家藏。《弘明集》《四库》用吴惟明刻本,知此书亦用吴刻,因吴氏两《弘明集》合刻也。吴刻出於宋、元藏,时在万历十四年丙戌,嘉兴藏出於明北藏,《广弘明集》先刻,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弘明集》后刻,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

本书体制及学人利用

本书体制与《弘明集》略异,故不曰“续”而曰“广”。《弘明集》不分篇,此则分十篇:一归正,二辨惑,三佛德,四法义,五僧行,六慈济,七戒功,八启福,九悔罪,十统归。每篇前各有序。

又《弘明集》皆选古今人文,自撰仅卷末《弘明论》一首。此则每篇恒有道宣叙述及辩论列代王臣对佛法兴废等事。故《弘明集》仅选辑而已,此则叙述辩论舆选辑并用者也。

作者缁素共一百三十余人,内南北朝一百余人,唐近三十人,尚有在道宣叙述中所引用者未计。如卷六例代王臣滞惑解》,列举兴隆佛教者十四人,毁灭佛教者十一人,皆佛教史上重要史料。明冯惟讷编《古诗纪》,梅鼎祚编《古文纪》,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三书皆自上古至隋。《四库提要》于此书卷三搜得阮孝绪《七录序》,矜为瑰宝,实则明人早巳见及,特明人纂述,不尽注出典,即注出典,亦不注卷数,方法不如後人之密,故每为清人所轻,而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遂称独步矣,此时代风气之赐也。

本书板本及两本卷数对照

本书板本,通行者大别为两种:一、三十卷本,吴刻及频伽本属之;一、四十卷本,嘉兴方册藏及常州本属之。

《郑堂读书记》著录者为嘉兴藏本,而称三十卷,二者不相应,亦沿《四库提要》而误耳。《四库》用吴刻本三十卷。《全南北朝文》引《广弘明集》,除《全宋文》用四十卷本、《全南北齐文》用三十卷本外,余皆两本参用。

全晋文》一五七,支遁《八关斋会诗序》引《广弘明集》三十上,用三十卷本。《释伽文佛像赞》引《广弘明集》十六,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简文帝文引《广弘明集》,皆用三十卷本。独十三《菩提树颂》引《广弘明集》十七,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五七,刘孝标《与举法师书》引《广弘明集》廿四,用三十卷本。《金华山棲志》引《广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全後周文》廿二,释慧命《详玄赋》引《广弘明集》廿九上,用三十卷本。《酬济北戴先生书》引《广旷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此事《全南北朝文》曾自言之。《全後周文》廿二,释昙积《谏沙汰僧表》引《广弘明集》二十七,云:“一本在二十四。”又《全陈文》十八,释惠津《与瑗律师书》及昙瑗《答津律师书》引《广弘明集》三十二,云:“一本在二十七上。”此两本参用之证。不明乎此,必以为所注卷数有误矣。应将两本卷数对照,列表如後,今从略。

《全南北朝文》拾遗

《全南北朝文》於《广弘明集》作者缁素一百三十四人中,除唐二十八人及《後汉书·郊祀志》、《魏书·释老志》、齐竟陵王子良《净住子》等有专书行世者外,几於全部收入。然亦偶有遗漏:

如丘道护撰《支昙谛诛》,见《广弘明集》二十六,《全晋文》一四二目有而文阙。

又《全齐文》二十五有虞羲文,而《广弘明集》二十三虞羲撰《庐山景法师行状》,凡千字,独阙。

又《全北齐文》七有樊逊文,而《广弘明集》二十四樊孝谦撰〈答沙汰释李诏表》,凡五百字,亦阙。

又《广弘明集》十九有梁都讲法彪《发般若经题论义》一首,凡二千三百余字,《全梁文》亦阙。

右四文当补。

又梁僧法云《与王公朝贵书》,见《弘明集》十,《上昭明太子启》,见《广弘明集》二十一,《全梁文》七四均重出。

右二文当删。

沙门同名易混例

沙门同名,事所恒有。《广弘明集》二十三有《法纲法师誄》,宋释慧琳撰,又有《玄运法师誄》,南齐释慧琳撰,二人同名,同在一卷。卷二十五有《福田论》,隋释彦琮撰,又有《沙门不应拜俗总论》,唐释彦悰撰,琮、悰不同,而刊本通作“琮”,亦同在一卷。慧琳未见有误,彦琮则《全唐文》、《全隋文》皆混,此不可不注意者也。今分别说明之:

彦琮,隋上林园翻经馆沙门,《续高僧传》二有传,大业六年卒。所著今存者有《辩正论》,见《续高僧传》二;《通极论》,见《广弘明集》四;《福田论》,见《广弘明集》二十五;《合部金光明经序》,见频伽本黄九。

彦悰,唐京兆大慈恩寺沙门,《宋高僧传》四有传,玄奘法师弟子。所著今存者有《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序》,见频伽本成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见频伽本阳二;《法琳别传》,见频伽本致八,“悰”误作“琮”。《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见频伽本露七,《广弘明集》二十五所引者,即此书之总论。

唐《艺文志》释氏类,彦琮凡二见:

一、载彦琮《崇正论》六卷,《集沙门不拜俗议》六卷,《福田论》二卷。按《沙门不拜俗议》,唐彦悰撰,何以夹在隋彦琮所撰《崇正论》、《福田论》之间,此《唐志》之误也。

二、《唐志》又载彦琮《大唐京寺录传》十卷,《沙门不敬录》六卷,注云:“龙朔人,并隋有二彦琮。”按此说是也。然《沙门不敬录》即《沙门不拜俗议》,何以分为二书而重出之。

且隋彦琮从“玉”,唐彦悰实从“心”。据《宋高僧传》四《彦悰传》:“或有调之曰:‘子舆隋彦琮相去几何?’对曰:‘赐也何敢望回,虽长卿慕蔺,心宗慕於玉宗,故有以也。’”然则彦悰与隋僧同名,当时已有人注意,不知《唐志》既知之,何以复混之也。

《全唐文》九O五以《合部金光明经序》及《通极论》、《福田论》为唐彦悰作,官书之误,不足奇。《全隋文》三十三以《沙门不应拜俗总论》为隋彦琮作,则殊可异,盖因《广弘明集》两彦琮同卷,而刊本又通作“琮”,偶未细考耳。

近人孙德谦撰《汉书艺文志举例》,有人名多混加注条,引《唐志》《大唐京寺录》注隋有二彦琮为例,此又误解《唐志》者也。《唐志》言“并隋有二彦琮”,谓并隋计之耳,今省略

“并”字,则是隋有二彦琮。试思隋僧也,何能撰《大唐京寺录》耶!一字之不可省如此,亦学者所宜注意也,彦悰撰《大唐京寺录》,见《内典录》五及《开元释教录》八之末。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提要》谓:“道宣隋末居终南白泉寺,又迁丰德寺、净业寺,至唐高宗时乃卒。”其说未为大误。然宣公一生居止,前在终南,後在京师西明寺。西明寺初就,即诏宣充上座,玄奘法师至止,又诏与翻译,遇敕令僧拜王者等事,宣上启争持甚力,又所撰著及删补律仪等,二百二十余卷,皆在西明寺。故不言丰德、净业二寺则已,如言丰德、净业,则不可不及西明寺。《新唐志》先著录道宣《大唐贞观内典录》十卷,後又著录《大唐内典录》十卷,云;“西明寺僧撰”,即不知道宣为西明寺僧故,则西明寺一节,不可省也。

《提要》又谓:“其书采摭浩博,如梁简文帝《被幽述志》诗,及《连珠》三首之类,颇为泛滥。”按诗及《连珠》见卷三十上,然应采与否,纯属主观,实无标准。惟其书於梁简文《与广信侯书》,《与慧琰法师二书》、《答湘东王书》,既载於卷十六,复载於卷二十一及卷二十八,是为重出。撰《提要》者不于此纠正,而批评其应采与否,未免轻重倒置。《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佑後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

《提要》又称:“道宣卒於乾封二年,而书末有《游大慈恩寺》诗,乃题高宗之溢,殊不可解。”不知此乃《提要》所据刊本之谬,与道宣无涉,犹《史记》之有《武帝本纪》云尔。原本《广弘明集》唐高宗皆作“今上”,频伽所据丽本尚可为证。且不始於卷末,卷二十二《述三藏圣教序》及《答法师玄奘谢启书》,卷二十五《沙门致拜君亲敕》及〈停沙门拜君诏》,原本皆称“今上”,有何不可解,而致其讥评耶!

法苑珠林》百卷  唐释道世

本书《大唐内典录》五著录,《开元录》不载,慧琳、可洪两家《音义》亦无此书。此书之入藏,实自宋始,见绍兴初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然宋、元、明、清藏皆百卷,独嘉兴藏改为百二十卷,《四库》著录者即嘉兴藏本,《四部丛刊》影印者亦嘉兴藏本。道光间,常熟蒋氏刻本回复为百卷,常州天宁寺刻本、频伽本亦百卷。

道世略历

道世《宋高僧传》四有传。字玄恽,避太宗讳,以字行,《内典录》著录是书,称沙门玄恽撰,《宋高僧传》始回复为道世,而著明其称字之由焉。《越缦堂日记》十六册谓:“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讳,殊不可解。”盖未见《宋高僧传》也。唐时译经不避讳,僧名仍避讳。

仪凤四年正月,译进《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庙讳、国讳皆隐避,如“世尊”为“圣尊”,“世界”为“生界”,“大势”为“大

趣”,“救治”为“救除”之类。上读讫,曰:“既是圣言,不须避讳。”见永淳元年五月沙门彦悰序,频伽本成五。此初唐故事也。

道世早岁出家,贞观未曾预玄奘法师译事,後又召居西明寺,与道宣律师同居止。道宣《大唐内典录》成於麟德元年,《法苑珠林》成於总章元年,相距才四载,故《内典录》五具载道世所著之书,《珠林》卷百亦具载道宣所著之书。《续高僧传》早成,《珠林》引据尤众,即所称《唐高僧传》是也。

《珠林》卷百《传记篇》述意部言:“吾少习周、孔之文典,晚慕黄、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犹沦火宅,可久可大,其为佛教,遂乃希前代之清尘,仰群英之远迹,归斯正道,拔自沈泥。”似道世之出家在暮年,然《宋高僧传》明云:“道世年十二出家。”《珠林》总章元年李俨序亦谓:“道世幼疑聚沙,落饰彩衣之岁。”知《传记篇》云云,盖托词耳。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类书体,将佛家故实,分类编排,凡百篇。篇各有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为题。总六百四十余目,引经、律、论分隶之。

每篇前有述意部,述意犹言叙意,以俪体行之。每篇末或部末有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证必注出典,与其他类书体例同。除引经论,必以书名在前,曰“依某经某论曰”。引传记则书名或在前或在後,在前者如卷四《日月篇》引《河图》、《礼统》、《帝王世纪》、《三五历纪》等三十余种,卷二十八《神异篇》引《述徵记》、《临海记》、《地镜图》、《述异记》等十余种,卷三十六《华香篇》引《异苑》、《幽冥录》.《许迈别传》、《扶南传》等三十余种,皆书名在前,曰“某书曰”;其在後者,则注曰“出某书”,或“见某书”;数条同出一书者,则云“右若干条同出某书”。间有失载,则传写脱落也。

凡近代耳闻目击之事,无记载可述者,亦必注明某人所说。如卷五《阿修罗部》引《西国志》,云:“余见玄策具述此事。”玄策者,王玄策也。又引玄奘法师云:“其人具向奘法师述此。”卷十四《观佛部》引麟德二年事,卷四六《思慎篇》引龙朔三年事,皆云:“京城道俗共知,不别引记。”卷十八《敬法篇》引贞观五年事,云:“西明寺主神察目验说之。”又引昙韵禅师事,云:“西明寺道宣律师以贞观十一年曾至彼中,目睹说之。”卷五七《诤讼篇》引永徽五年事,则云:“左近村人同见说之。”卷六五《救厄篇》引武德初年事,则云:“道年幼自见琬师说之。”卷七六《绮语部》引永徽六年事,则云:“因向僧忏,具说此言。”皆表示其说有徵,不为虚构,甚合史法,故清代汉学家特重其书。

本书之流行舆汉学

本书在类书中,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同时。所引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百四十余种。其中徵引最多者,为王琰冥祥记》,凡百四十次,干宝搜神记》百余次,唐临《冥报记》七十次,颜之推《冤魂志》四十次,郎余令《冥报拾遣》三十五次,《续搜神记》及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各十余次。其徵引三五次者,当另撰《法苑珠林》引用书目。

《四库提要》释家类於《广弘明集》後即著录此书,谓:“佛法初兴,惟明因果,达摩东迈,始启禅宗。因果如汉儒之训诂,悉求依据,其学核实而难诬;禅宗如宋儒之义理,可以臆测,其说凭虚而易骋。此书作於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中犹为引经据典,较後来侈谈心理者固有间”云。

自《四库》著录以来,此书遂为汉学家所注意,各家藏书志亦渐有其书,然所收者悉为支那本,即嘉兴藏本,与古本卷数不合,常熟蒋氏乃有百卷本之刻,《书目答问》亦以其有关考证而著录之矣。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十二有《书法苑珠林後》,云:“陈隋以上旧籍,唐初存者较多,其无传书者,可以为搜讨之用;其无足本者,可以为校补之资,於艺苑学林,自有裨益,不得因异端当斥,而遂不节取之”云。书之显晦固有时,然苟不与汉学家气味相投,亦焉能登之儒藏也。

本书板本及两本卷数对照表

本书通行者有二本:一、百卷本,常熟蒋刻及常州本,频伽本是;一、百二十卷本,嘉兴藏本及《四部丛刊》本是。

本书《传记篇》及《大唐内典录》著录此书,均百卷,明南北藏亦百卷,独万历十九年嘉兴藏刻本改为百二十卷,此最无理之举。今《嘉兴藏目录》仍作百卷者,目循明藏之旧,而书巳析为百二十卷也。然《四库》著录者即此本,盖当时方册本,舍此别无他本故。

此本以目录二卷为第一、二卷,以第一卷为第三卷,变乱古法,《提要》犹以《经典释文》比之,不知《经典释文》第一卷乃叙录,非目录。叙录犹总论,当然可作第一卷,今乃目录,岂可谓舆《释文》同例,此《提要》之谬论也。

道光七年,常熟蒋氏回复为百卷,最为有识。蒋名因培,山东齐河县知县,道光元年以事遣戍,其妾董姝,发愿刻此,冀得佛力护持,并普告闺人,共襄是举。今每卷後题出赀重刻者姓名,皆妇女也,故可称为闺阁本。卷末有琴川申林女子董姝跋,卷首有万善花室女弟子吕琴姜骈体序文。万善花室者,大兴方履签,卷三十二题方履签母冯氏刻,知方氏舆此本有缘也。《越缦堂日记》十八册言吕为方继室,阳湖人。此文见《万善花室文集》六序言:“世所行旧椠本,曾经明人改窜,妄析为百二十卷,全舆新书《艺文志》著录百卷不符,以致简叶违错,章段崩离,字句之间,亦多脱误。清信女士董申林,因披藏本,用勘此书,始知万历之讹,曾非恽上之失,遄发宏心,谋赀众悦,同时名闺淑仪,咸分华鬘襄助,共得百人,费凡干镒,校雠精察,镂造精严。”

夫与《新唐志》不符,未为大病,因《新唐志》误者多也;若简错章离,则真大病矣,如卷十一《乳糜部》言:“宣律师感应因缘,在第十卷《灌带部》述之。”今第十卷已改为第十六卷,幸犹有《灌带部》目可寻。卷三十五《法服篇》言:“西明寺道宣律师感应因缘,具在第十卷。”卷次既乱,所谓第十卷者,从何检之?无怪女史吕琴姜斥之为妄也。

然今蒋氏本仍时有脱误,未满人意,恐所据藏本已如此。卷一百後题奎文阁典籍,元和顾千里妻韩道映刻,顾君为校勘学名家,疑此本曾经顾君策画。惟此书卷帙巨,徵引繁,自唐以来,校读者即少,且非儒、释兼治,未易问津,其不

足为善本宜也。

蒋刻之後,常州天宁寺本及频伽本,皆百卷。最可惜者,《四部丛刊》影印此书时,未能上溯摺子本,仍以嘉兴藏本为佳本而采用之也。今当以一九三六年上海影印碛砂藏本为最古,两本卷数对照表从略。

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  唐释玄应撰

《新译华严经音义》二卷  唐释慧苑撰

二书自《开元录略出》以来,即二部同帙,宋、元、明北藏,亦二部同函,今故合论之。惟清藏及频伽藏二书独阙。

玄应略历

玄应,清人多写作元应,与道宣、道世同时,而先卒。刘毓崧《书法苑珠林後》谓:“唐代僧徒,能读儒书者,为元应、道世二人,而元应年辈稍後。”以卷一百《传记篇》道世之书列前,元应之书列後为证。然《大唐内典录》五著录玄应《众经音义》则在道世书前,称:“应博学字书,统通《林》,《苑》,周涉古今,括究儒、释。昔高齐沙门释道慧为一切经音,不显名目,但明字类,及至临机,搜访多惑,应愤斯事,遂作此音。徵覈本据,务存实录,即万代之师宗,亦当朝之难偶也。恨叙缀才了,未及覆疏,遂从物故。”

《内典录》撰於麟德元年,则应卒在麟德以前矣。《续高僧传》撰於贞观十九年,以玄应附卷三十《智果传》,云:“京师沙门玄应,亦以字学之富,皂白所推,通造经音,甚有科据。”而未言其卒,本书序言“法师以贞观末历,敕召参传”,则应当卒在贞观以後。

《开元录》八著录此书,改名《一切经音义》,其略传悉据《内典录》及本书序。清人叙述玄应者,乃不据《内典录》及本书序,而多据《开元录》。《内典录》其所未见,本书序则未得撰者之名也。

唐《艺文志》载僧彦琮《大唐京寺录传》,玄应《大唐众经音义》,玄恽《法苑珠林》,玄范《注金刚般若经》等,四人所撰,凡十二部。其书名、人名次第,与《大唐内典录》所载,悉数相符,可为《唐志》此四节采自《内典录》之证。然乾隆间庄炘刻本书序,开口即云:“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唐《艺文志》改名《众经音义》”,岂非倒果为因。玄应惩高齐释道慧一切经音之失,乃作此音,仅得其半,四百四十余部,未可称一切。《内典录》称为《众经音义》,甚有分寸,《开元录》复以《—切经音义》名之,似未会宣公之意也。

本书序署名终南太一山释氏,此即道宣也。今丽本《释迦氏谱》,《释迦方志》,犹署是名,然清儒知者极鲜。《学海堂初集》七黄子高《一切经音义跋》言:“方氏《通雅》卷首小学大略,称焦弱侯引释广宣《诸经音义序》,语与今本合,广宣当即太一山释氏之名,疑焦氏当日亦尝见之。”不知明季士夫,类喜谈佛,曾见《一切经音义》,自不足奇,特不解何以误道宣为广宣耳。《郑堂读书记》亦误作广宣。《全唐文》九百九本有道宣文,而《众经音义序》特附於九二二僧人之末,题曰“终南山僧”,此清儒之陋也。

刘申叔生近代,然《左盒集》四《书华严经音义後》,亦只据《全唐文》终南山僧所作《众经音义序》,知玄应为贞观时人,而不知终南山僧即道宣。则诸儒之引《开元录》,而不引本书序,亦固其宜也。

慧苑略历

慧苑《新译华严音义》,《开元录》九著录,云:“慧苑,京兆人,华严藏法师上首门人。勤学无惰,内外兼通,华严一宗,尤所精达。以新译之经,未有音义,披读之者,取决无从,遂博览字书,撰成二卷,俾读之者,不远求师而决於字义也。”《宋高僧传》六《慧苑传》即本於此。

《华严经》开元以前有二译:一、东晋义熙末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玄应《音义》卷一所音者是也;二、唐武后证圣间实义难陀译,八十卷,慧苑所音者是也。曰新译,即对东晋旧译而言。而有清诸儒,多忽略“新译”二字,不考所谓新译者何时译,遂并不知慧苑为何时人。

臧镛堂嘉庆四年刻本书序云:“慧苑无考,此书引李善文选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则在元应之後,盖生唐之中叶者。”若知《新译华严》为武后时译,则在玄应之後,又何待言。

本书慧苑自序称:“少翫兹经,索隐从师,十有九载。”其师何人,亦应注意。《开元录》、《宋僧传》,皆《四库》所著录,清儒不考,故不知慧苑为华严藏门人。华严藏者,今称华严宗三祖,《宋僧传》五有传。名法藏字贤首,康居人,以唐先天元年卒,年七十。同时有净域寺法藏,姓诸葛,吴县人,开元二年卒,年七十八,塔铭见《金石萃编》七十一,《全唐文》九百十四载华严藏文,而冠以净域藏传,阅〈释氏疑年录》四之五叶、六叶,即知其谬。慧苑既为华严藏门人,则盛唐时人也。

守山合钱熙祚本书跋谓:“《杜牧之集》有敦煌郡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苑、牧同时,则在元应後。殆见应《华严音义》,寥寥数简,故别为专书。”《徐星伯小集·华严音义跋》,曾有此说。此制见《樊川文集》二十,苑作别体菀。杜牧生中晚唐之间,与盛唐相距百年,何得混为一人;玄应所音《华严》是东晋译,慧苑所音《华严》是唐译,又何得混为一本。

刘申叔《书华严经音义後》,讥徐星伯以《杜牧之集》之慧菀为著《音义》之慧苑,是也;然又循《全唐文》之谬,以净域寺法藏为华严藏,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沙门同名易混,即此可得二例。慧苑之苑,《开元录略出》四亦作菀,难怪徐君之误也。

粤雅堂伍崇曜本书跋仍谓:“慧苑事迹未详,俟考。”惟同时《铁琴铜剑楼书目》已知慧苑《宋高僧传》有传,特未知《宋僧传》实本诸《开元录》耳。

慧苑於《华严音义》外,尚有〈华严疏刊定记》二十卷,不尽守师说,故每为澄观之《华严玄谈》所诃,《佛祖统纪》言:“法藏既亡,慧苑悉叛其说。”指此也。今《刊定记〉见影印续藏,不全。

二书之体制及内容

二书为《经典释文》体,将经文难字录出,注音训於其

下,并广引字书及传记以明之,故比《经典释文》为详。其所引书,自释典外,百数十种,今多亡佚,即未亡佚,亦每有异文,足备讎校。以故清代小学家、校勘家,辑佚家,皆视此二书为瑰宝,此亦时代风气使然。譬之裴注《三国》,前此本无盛誉,刘知几且诋为烦芜,延至清朝,其价值遂舆陈寿书等。

嘉庆初,阮元抚浙,采购《四库》未收书,各撰提要进呈,赐名《宛委别藏》,贮养心殿,凡一百六十种,《一切经音义》即在其中。自此以後,各家书目多著录,不以释典视之矣。《[硏/手]经室外集》二有《一切经音义》提要,云:“元应通晓儒术,著书该博,所引群籍,如郑康成《尚书注》,《论语注》,《三家诗》,贾逵,服虔《春秋传注》,李巡,孙炎《尔雅注》,以及《仓颉》,《三仓》,葛洪《字苑》,《字林》,《声类》,服虔《通俗文》,《说文音隐》,多不传之秘册”云。

同时张秋水监有手抄《华严经音义跋》,见《冬青馆甲集》五,云:“辛酉春,纂修《两浙监法志》,开局於西湖昭庆寺,寺故有藏经,因借得《华严经音义》,爱之,录其副,为亡友刘疏雨假去未还。乙丑夏,在琅嬛仙馆覩是本,复竭四昼夜之力录之。所引书如张揖《埤苍》,杨承庆《字统》,李彤《字指》,阮孝绪《文字集略》,世不经见,说经家如《孝经》郑注,《孟子刘熙注,《国语》贾逵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周易》刘献义疏,《尚书》王肃传,《诗》韩婴传,《庄子司马彪注,尤足宝贵。此书出,其为当世见重宜何如。”辛酉,嘉庆六年;乙丑,嘉庆十年。玩其词意,似未见臧氏所刻之书,而琅嬛仙馆即阮元斋号,不知此书何以不偕玄应书进呈也。今考其书,与玄应书略异,玄应书兼音群经,故其书简;此书专音一经,故其书较繁。光绪初,张之洞撰《书目答问》,以二书附经部小学类,曰:“二书所引古书及字书,古本甚多,可资考证,故国朝经师多取资焉,於彼教无与也。”

玄应书板本

玄应书板本,可大别为藏本与儒本。

藏本二种:一、二十五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属之;一、二十六卷本,明北藏及嘉兴藏属之。莫友芝《郘亭遗文》二,有《一切经音义》写本序,谓:“此书乾隆以前,淹在彼教,不过梵典视之。《四库》释家,仅取内府之储,不搜释藏,故未与《宏明》、《法苑》著录文渊。後此诸儒,益盛小学,广求唐以前书,始偕慧苑《华严》,大显於世。自玉林、子田诸家徵引後,重之殆中允《释文》,崇贤《选注》等。道光庚子,假观西来寺正统北藏本。癸卯夏,主者趣归,乃命写官多录,复假禹门寺万历南藏本,诸弟分校一过。南本第三卷,北本析为二,故北本二十六卷,南本二十五卷。乾嘉诸老,引证记卷,悉是南本,知北本之不足据也。闻贵筑黔灵山更有支那本,远不能借校。”

南藏洪武刻於南京,北藏永乐刻於北京。序中所谓正统北藏者,谓正统刻成时所颁;万历南藏者,谓万历续刻时所颁。支那本方册藏,亦万历间刻,但非官板耳。

此序所举人名,有大误者,玉林是臧琳,与阎百诗同时,臧在东镛堂之高祖,镛堂曾刻《华严音义》,故误在东为玉林。至谓南藏本二十五卷,北藏本二十六卷,不误。谓南本

第三卷,北本析为二,亦误,实则南本第三、四卷,北本析为三、四、五卷也。

日本访书志》四言:“释元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自《开元释教录》以下,至明北藏皆同,南藏始分第三、第四、第五三卷为四卷,遂为二十六卷。嘉庆间武进庄氏以北藏本校刊行世,臧氏言从咸宁大兴寺得善本,不言何本,今据其本校之,实北藏本”云。杨氏所志,误点尤多,最误者以南藏为北藏,北藏为南藏,志中“南”“北”字,均须互易。又庄氏刻是书,在乾隆五十一年,非嘉庆;庄氏亦非臧氏;大兴善寺非大兴寺;南北藏分卷,亦非分三卷为四卷也。

藏本之外有儒本,儒本者,以其非为佛教而刻,若孙渊如者,且曾撰《三教论》,反对佛教,故特名之为儒本,《书目答间》所谓“於彼教无与也”。儒本三本,皆二十五卷。

一、武进庄圻本,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刻。庄炘序云:“唐释元应撰《一切经音义》,今存释藏中,自唐以来,传注类书,皆未及引,通人硕儒,亦未及见。阅千余年而吾友任礼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孙明经星衍集《仓颉篇》,始见此书,成其撰述,予闻而美之。顷宰咸宁,至大兴善寺,求其卷帙,善本犹存,乃施五百金刊而行之。”注中有庄炘及钱坫、孙星衍诸人校语,所据盖南藏本也。乾隆丙午,下距道光庚子已五十四年,莫氏竟未见其本,而求之各寺,可见前人得书之难,何如吾辈今日得书之易也。

二,海山仙馆本,道光末刻。海山仙馆刻书,例无年月及序跋,据其书总序,撰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只可称为道光末刻,其所据者即庄刻本。在儒本中,此最通行,而多谬误,如卷一《华严音义》,即阙五十四以下数卷也。

三、杭州曹籀本,同治八年刻。《越缦堂日纪》十三册言:“曹据庄氏校证本,授杭州尼明净翻刻。曹本妄人,又年老不知校勘,故貤谬满纸。”《日本访书志》言:“近日杭州曹籀重刻是书,言汉阳叶氏有影宋本,为某所乾没,竟不出,至疑之雷击,不知宋藏原本,犹在天壤间。”此即同治间撰《龚定盒文集》题词之曹籀,《定盒续集》四有“纵难送曹生”,即其人。

慧苑书板本   

慧苑书板本,亦大别为藏本与儒本。

藏本二种:一、二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属之;一、四卷本,明北藏及嘉兴藏属之。此书自《开元录》著录,以迄明南藏,皆二卷,明北藏始以一卷分作两卷,嘉兴方册藏因之,故有四卷。

臧镛堂刻本书序言:“镛堂寓吴门时,故友王西林为毕秋帆宫保掌经典,从借唐以前遗书,西林以《华严经音义》四卷写本见示,盖宫保抚陕右时所得释藏本也。读之如获一海外奇珍,旬日间尽录之。後宫保抚山左,招镛堂课孙,学使阮芸台一见首问此书,并出北藏板二卷,属为校讎。始知西藏本为後人改窜,远不及北藏之真,兹悉以北藏为正。”

此序以四卷本为南藏,二卷本为北藏,大误。又生造一西藏之名,乱人耳目。夫所谓南北藏者,指刻板之地,非指藏书之地,若其书得自陕右,即称之为陕右本可也,岂能谓之西藏,况所谓西藏者即北藏耶!自镛堂刻此书以来,竟播

其误於众,诚为可惜。

守山阁钱熙祚刻此书跋亦谓:“陈氏所校二卷本为北本,未见远胜西藏,此为嘉兴楞严寺所刊支那本,卷目舆西藏同,视北本尤完善。”

南北倒置舆臧同,今守山阁所刻者实嘉兴本,而云“卷目与西藏同”,益可证臧所谓陕右本者即北藏也。故凡臧、钱序跋中“南”“北”字样,均须互易,而西藏之“西”字,亦须改为“北”也。

铁琴铜剑楼藏者二卷,当为南藏,亦误称为北藏。惟粤稚堂所刻四卷本为北藏,伍崇曜跋独不误,且声明二卷本为南藏焉,此伍氏之特识也。闻伍跋多出谭莹玉笙手,故其误尚少。

慧苑书儒本五本:

一、臧镛堂本,二卷,叙录一卷,嘉庆四年刻。所刻者为南本,而序误为北本。叙录又有乾隆五十八年录此书序,时所录者为北本,曰:“《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四卷,唐京兆静法寺沙门慧苑撰,近同里孙渊如编修辑《仓颉篇》,兴化任幼植主事辑《字林》,徵引《一切经》、《华严经音义》,而二书始见知於世。《唐志》载元应《众经音义》,而慧苑书未著录,余见而嗜之,手自纂录,凡属梵言,悉从省节,有涉儒义,并列简编,仍存其卷第篇目,俾後人可考也。”

此序与庄炘《玄应书序》,实相呼应,惟将孙、任二君名次互易,知孙渊如曾争此二书发见权也,将於下文述之。臧本与藏本及诸儒本大异者,凡音译之文,悉被删削,仅存义译之文,故诸家称此本为删节本,以其变乱古书也。惟此本刻於粤,板式甚精,最近日本京都研究所将《拜经堂丛书》影印,此本在焉。

二、陈氏丛刻本,二卷,道光间江宁陈宗彝刻。

三、守山阁本,四卷,道光间刻。出自嘉兴藏本,而跋以为视北本尤完善,不知嘉兴藏本即北本也。全书案语均误以二卷本为北本。

四、粤雅堂本,四卷,咸丰四年刻。自言出北藏本,似尚未见臧氏、钱氏之书也。

五、曹籀本,二卷,即取臧氏节录本与玄应书合刻。

二书新印古本

二书板本,现以碛砂藏本为最古。碛砂藏者,苏州陈湖延圣院所刻之藏也。藏刻於宋、元之交,其板久废,一九三一年发见西安开元、卧龙两寺有藏本,上海影印宋板藏经会乃集资二十五万,改梵荚为方册印行之,一九三五年出版。

先是庄炘宰咸宁,得大兴善寺明南藏本玄应书刻之;毕秋帆巡抚陕西,又得明北藏本意苑书传之。曹籀言:“汉阳叶润臣有影宋本玄应书,为人所乾没,遂不传。”不知西安开元、卧龙二寺,与咸宁大兴善寺同在一城,而陕抚又即驻西安城内,其中即有宋、元佳本,乃瞠目而不之见,必待百余年後,始获见之,岂非吾人大幸。

此本之佳处,在一语一行,朗若列眉,最为清楚。二书原编“阶、纳,陛、弁”四号,即今影印本之四五八至四六一等四册,弁册之後半,即为慧苑书。惜碛砂藏无影印单行本,不可谓非失察。

二书之流行及利用    

二书久在释藏,然未有人注意。焦竑《国史经籍志》释家类收罗释典最多,二书独不著录;乾隆初,翻刻全藏,二书亦独被遣落。乾隆四十七年,任大椿撰《字林考逸》,始利用之,然任书出後,归安丁小疋杰谓曾著是书,稿存任子田处,子田窃而刻之,作书遍告同人,事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六。然《字林考逸》为谁作,乃另一问题,最初利用两《音义》者为《字林考逸》,则尚无异议。

乾隆四十九年,孙星衍刻《仓颉篇》辑本序,言:“顷礼部仪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弥月,始获一见。星衍以戊辰之岁,读书江宁瓦官寺合,游览内典,见元应《一切经》并慧苑《华严经音义》,引《仓颉》为多,随加钞摭,兼采儒书,阅五年矣,粗具条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学之助。”

据此序,孙君之意,以为发见两家《音义》者自我,非得之《字林考逸》也。然所谓戊辰者何年,谓乾隆十三年乎?则孙尚未生;谓嘉庆十三年乎?则序作於乾隆四十九年。序中所谓阅五年者,无非显明其在《字林考逸》之先,而未察“戊辰”二字之无著也。岱南阁本《仓颉篇序》如此,《问字堂集》四载此序亦如此,二者均孙君所自刻,何谬误若此!吾欲为孙君解释,谓戊辰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之讹,则在《字林考逸》之前矣,而舆阅五年之说不合。张绍南为君撰年谱,以阅藏事隶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与五年语合矣,然何解於自序之戊辰。《仓颉篇》辑本初稿,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曾篆刻於西安,其本今罕见。其自序则北平图书馆印《孙渊如外集》收之,中有“猎於儒书,以及异端”之句,疑曾采藏经音义,然吾未见其本也。北平馆跋语误以乾隆四十六年为二十二年,孙君以乾隆十八年癸酉生,是时才五岁,何能著书?推其致误之由,盖以辛丑为丁丑也。然对戊辰之解释,终无所补益,则姑以疑案存之可也。

乾隆四十九年孙君序又谓:“元应、慧苑之书,世多不传,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应麟,亦未之见。中引古书尤多,足舆陆德明《经典释文》并垂於世,星衍又尝揄扬其实,属友刊行焉。”则其後两书之刻,孙君亦自以为功,可见其念念不忘两书之发见权也。平情论之,两《音义》之流行,《字林考逸》、《仓颉篇》辑本,均不可谓无功。然自宋以来,两《音义》具存,未尝亡佚,儒家诸本,迭经写刻,终不如藏本之古。今後学人所当致力者,一则慧琳《音义》复出,已将两《音义》收入其中,可资校勘;二则丽本所传两《音义》,与宋、元、明本大异,亦堪互证。日本缩刷藏,支那本与丽本并收,最为有见,惜乎频伽本以两《音义》外间多有,竟将丽本削而不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