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沈啟無先生,談起周作人,他說: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很莊嚴的,──不是嚴肅,是莊嚴。他的生活的氣氛幾乎不是中國式的,卻是外國式的。倘拿中國的哲理來比擬,則他毋寧與道教相近,而他所提倡的儒家精神,卻其實是他所缺乏的。

又說:他的愛好明人散文,也是愛的那時代的空氣的,但不知怎的,後來又把散文弄成小品文了。

那提到我寫的兩篇文字「周作人與路易士」和「談談周作人」說:你說他只想做一個平實的人,是對的。你還看出他晚年的惆悵。真的,他晚年似乎很失望,覺得中國總不能好起來。

因而慨嘆說:和魯迅分離,於他的影響甚大,魯迅的死於他更是一種損失!

因為魯迅在時,究竟是他的一個敵手,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敵手,沒有了魯迅,他是要感覺更荒涼的。

以上一段話,雖然是在筵席上因為兩人坐在一起隨便說說的,簡單得很,卻是關於周作人的極深刻的也極素樸的話。散席後歸來,我忽然想到要加以註解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中國人的生活變得這樣瑣碎,零亂,破滅。一切兇殘,無聊,貪婪,穢褻,都因為活得厭倦,這厭倦又並不走到悲觀,卻只走到麻木,不厭世而玩世。這樣,周作人在日常生活上的莊嚴,所以要使人感覺不是中國式的了。倘若說是外國式的,那麼,還可以更恰當地說,是希臘式的。

但希臘式的明快,有如晴朗的海水,其實是隨伴著風暴的力,風暴的憤怒與悲哀的。「五四」以後的周作人可是只愛其晴朗的一面,因而他的莊嚴只能與道教的哲理相結托了。道教與希臘式的人生,在崇拜自然,以自然的明快袪除枯寂,恐怖,與陰暗這一點上,是相近的。不過道教的是返於自然,好比「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連人都不見了,而希臘的卻是生活於自然,好比清明時節漫山遍野開著嫣山紅,男女踏青,有戀愛,有歌唱,也有鬥毆。

道教的不是海水,也沒有風暴,卻如同一泓潭水,四山清絕。它的莊嚴,不過是漣漪。因為清絕,是會寂寞的,變成不是莊嚴,也不是嚴肅,而是嚴冷,從道教蛻化出來的法家,就是這種沒有愛,冷得很的東西。但人是不能這樣生活的,所以道教的另一支,還蛻變為五斗米教,與民間的習俗迷信結合,藉此使自己熱鬧。

那種嚴冷,不是周作人喜歡的,而與民間的習俗迷信結合,也與他的科學精神衝突,所以他轉到了愛好明人的散文,因為明人的生活究竟是真實的,人間味的。但這乃是倉卒的選擇,因為明人生活的空氣其實是不見得好的,發掘下去,便將不堪,所以只好就文字論其散文。散文這樣子變成了獨立存在,就跌入了小品文的命運。

依然是寂寞,於是抓住了儒家精神。周作人所喜愛的儒家精神,是比道教的哲理更人間味,比明人的生活空氣更壯健的東西。但儒家精神的真實,乃是叫人相安於權力關係的既成事實,這相安,其實是心安而理不得,與周作人的哲理化的人生觀還是牴觸的。而所謂「畏天敬人」,則是嚴肅而非莊嚴,雖然也不是嚴冷。

周作人是骨子裏喜愛著希臘風的莊嚴,海水一般晴朗的一面的,因為迴避莊嚴的另一面,風暴的力,風暴的憤怒與悲哀,所以接近了道教的嚴冷,而又為這嚴冷所驚,走到了儒家精神的嚴肅。近來他就有一種不分明的願望,要想改造儒家的哲理,使它的嚴肅變為莊嚴。無論如何,這將是徒勞的。

我以為,周作人與魯迅乃是一個人的兩面。魯迅也是喜愛希臘風的明快的。

因為希臘風的明快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生活氣氛,也是五四時代的氣氛,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生活氣氛。不過在時代的轉變期,這種明快,不是表現於海水一般的平靜,而是表現於風暴的力,風暴的憤怒與悲哀。這力,這憤怒與悲哀,正是一幅更明顯的莊嚴的圖畫。這裏照耀著魯迅的事業,而周作人的影子卻淡到不見了。

人們可以看出,兩人的文字,對於人生的觀點上,有許多地方周作人與魯迅是一致的,幾乎不能分辨,但兩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遠,就在於周作人是尋味人間,而魯迅則是生活於人間,有著更大的人生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