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里,当然会发生两个疑问:第一,那时候科学像有新兴的机运,为什么戛然中止?第二,那时候学派潮流很多,为什么后来只偏向考证学一路发展?我现请先解答第一个问题。

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清初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而去学艰辛迂远的科学呢?我们最可惜的是,以当时康熙帝之热心西方文物,为何不开个学校造就些人材?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因为这种专门学问,非专门教授不可。他既已好这些学问,为什么不找些传人呢?所以科举制度,我认为是科学不兴的一个原因。

此外还有很重大的原因,是耶稣会内部的分裂。明末清初那一点点科学萌芽,都是从耶稣会教士手中稗贩进来,前文已经说过。该会初期的教士,传教方法很巧妙。他们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得极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所以专把中国人所最感缺乏的科学知识来做引线,表面上像把传教变成附属事业,所有信教的人仍许他们拜“中国的天”和祖宗。这种方法,行之数十年,卓著成效。无奈在欧洲的罗马教皇不懂情形,突然发出有名的“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令”。该教令的内容,现在不必详述。总而言之,是谈前此传教方法之悖谬,勒令他们改变方针,最要的条件是禁拜祖宗。自该教令宣布后,从康熙帝起以至朝野人士都鼓噪愤怒,结果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把教皇派来的公使送到澳门监禁。传教事业固然因此顿挫,并他们传来那些学问也被带累了。

还有一件附带原因,也是教会行动影响到学界。我们都知道康熙末年因各皇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这种宫闱私斗,论理该不至影响到学问,殊不知专制政体之宫廷,一举一动,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力量。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帝胤祯,双方暗斗,黑幕重重。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势力遂一败涂地。这种史料,现时虽未得有充分证据,然而口碑相传,大致可信。雍正元年浙闽总督满宝奏请,除在钦天监供职之西洋人外,其余皆驱往澳门看管,不许阑入内地,得旨施行。这件事是否于宫廷阴谋有关,姑且不论。总之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一搁便搁了二百年了。

其次,要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

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以康熙间学界形势论,本来有趋重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且当时实在也有点这种机兆。然而到底不成功者,其一,如前文所讲,因为种种事故把科学媒介人失掉了。其二,则因中国学者根本习气,看轻了“艺成而下”的学问,所以结果逼着专走文献这条路。但还有个问题,文献所包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

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虽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由奸民告诉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却是阔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读他所著《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到雍正、乾隆两朝却不同了。雍正帝是个极猜忌刻薄的人,而又十分雄鸷。他的地位本从阴谋攘夺而来,不得不立威以自固,屠杀兄弟,诛戮大臣,四处密派侦探,闹得人人战栗。不但待官吏如此,其对于士大夫社会,也极威吓操纵之能事。汪景祺雍正二年、查嗣庭、吕留良俱雍正十四年之狱,都是雍正帝匠心独运罗织出来。尤当注意者,雍正帝学问虽远不及乃翁,他却最爱出风头和别人争辩。他生平有两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拣魔辨异录》,专和佛教禅宗底下的一位和尚名弘忍者辩论。(注一:《拣魔辨异录》这部书是雍正十一年御制。当时临济宗门下有一名僧曰法藏,著《五宗原》,其徒曰弘忍,著《五宗救》,皆对于当时禅学有所批评。雍正帝著此书专辟之。书首冠上谕,有云:“……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著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法藏一支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察明,尽削去支派,……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别嗣他宗,方许秉拂。……”这书有殿板存大内,外间向少见。民国四年,始由扬州藏经院刊行。平心而论,这书所驳藏、忍之说,也许驳得不错。但这种“以人王而兼教主”的态度,太咄咄逼人了)一部是《大义觉迷录》,专与吕晚村留良的门生曾静辩论。(注二:《大义觉迷录》这部书体裁甚奇,全部是亲自审问曾静的口供,冠以一篇极长的上谕当作序文。曾静号蒲潭,湖南人,吕晚村私淑弟子。尝上书岳钟琪,力言夷夏之防,数雍正帝九大罪,劝其革命,被拿到京,帝亲自审问他,和他反复辩驳。内中最要者是辨夷夏问题,其次辨封建制度,还有关于雍正帝本身逼母、弑兄、屠弟等种种罪恶之辩护。据这部书说,曾静完全折服了,还著有《归仁说》一篇,附刻在后头。雍正帝于是把曾静赦免,放归田里。虽然如此,却说曾静学说出于吕留良,把留良戮尸灭族。后来乾隆帝到底把曾静也杀了。这部书当时印刷许多,颁发各省府州县学宫,令秀才们当作圣经读。到乾隆朝,将颁出的书都收回,板也毁了,列在禁书书目中。)以一位帝王而亲著几十万字书和一位僧侣一位儒生打笔墨官司,在中外历史上真算绝无仅有。从表面看,为研求真理而相辩论,虽帝王也该有这种自由。若仅读他这两部书,我们并不能说他态度不对,而且可以表相当的敬服。但仔细搜求他的行径,他著成《拣魔辨异录》以后,跟着把弘忍的著述尽行焚毁,把弘忍的门徒勒令还俗或改宗。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板。像这样子,哪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他在位仅13年,影响原可以不至甚大,无奈他的儿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学问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争胜。他发布禁书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至乾隆五十三年,还有严谕。他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记得某家笔记说:“内廷唱戏,无论何种剧本都会触犯忌讳,只得专搬演些‘封神’、‘西游’之类,和现在社会情状丝毫无关,不至闹乱子。”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至于他们忠实研究的结果,在文献上有意外的收获和贡献,这是别的问题,后文再讲。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朝,汉学派殆占全胜。政府方面文化事有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曰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开馆,始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而告成,著录书3457部,79070卷;存目书6766部,93556卷。编成缮写7本,颁贮各地:一、北京禁城之文渊阁本今存。二、西郊圆明园之文源阁本。咸丰间毁于英法联军三、奉天之文溯阁本。今移存北京四、热河之文津阁本。今移存北京五、扬州之文汇阁本。六、镇江之文宗阁本。并毁于洪杨之乱七、杭州之文澜阁本。洪杨之乱半毁,现已补抄,存浙江图书馆原来搜集图书制目录,本属历朝承平时代之常事,但这回和前代却有点不同,的确有他的特别意义和价值。著录的书,每种都替他作一篇提要。这种事业,从前只有私人撰述——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所有批评都不过私人意见。《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为向来著述未曾有。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罗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当朱筠(汉学家)初奏请开四库馆时,刘统勋(宋学家)极力反对,结果还是朱说实行。此中消息,研究学术史者不可轻轻放过也。

汉学家所乐道的是“乾嘉诸老”。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总之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他们所做的工作,方面很多,举其重要者如下:

一、经书的笺释 几部经和传记,逐句逐字爬梳,引申或改正旧解者不少,大部分是用笔记或专篇体裁,为部分的细密研究。研究进步的结果,有人综合起来作全书的释例或新注新疏,差不多每部经传都有了。

二、史料之搜补鉴别 关于史籍之编著源流,各书中所记之异同真伪、遗文佚事之阙失或散见者,都分部搜集辨证。内中补订各史表志,为功尤多。

三、辨伪书 许多伪书或年代错误之书,都用严正态度辨证,大半成为信谳。

四、辑佚书 许多亡佚掉的书,都从几部大类书或较古的著述里头搜辑出来。

五、校勘 难读的古书,都根据善本,或厘审字句,或推比章节,还他本来面目。

六、文字训诂 此学本经学附庸——因注释经文而起,但后来特别发展,对于各个字意义的变迁及文法的应用,在“小学”的名称之下,别成为一种专门。

七、音韵 此学本“小学”附庸,后来亦变成独立,对于古音、方音、声母、韵母等,发明甚多。

八、算学 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

九、地理 有价值的著述不少,但多属于历史沿革方面。

十、金石 此学极发达,里头所属门类不少,近有移到古物学的方向。

十一、方志之编纂 各省府州县,皆有创编或续订之志书,多成于学者之手。

十二、类书之编纂 官私各方面,多努力于大类书之编纂,体裁多与前代不同,有价值的颇多。

十三、丛书之校刻 刻书之风大盛,单行善本固多,其最有文献者,尤在许多大部头的丛书。

以上所列十三项,不过举其大概,分类并不精确,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乾嘉诸老的工作,可以略窥一斑了。至于他们的工作法及各项所已表见的成绩如何,下文再分别说明。

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但在当时,不甚为学界所重视。这些内容,也待下文再讲。

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