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爱晚明学者虎虎有生气。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即以对于明史一事而论,我觉得他们的气魄,比现代所谓学者们高得多了。

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怳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为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比起晚明史学家,我们真是惭愧无地了。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试一阅亭林、梨洲、船山诸家著述目录,便可以看出这种潮流了。内中专以史学名家,极可佩服而极可痛惜的两个人,先要叙他们一叙。

吴炎,字赤溟;潘柽章,字力田,俱江苏吴江人。两位都是青年史学家——顾亭林忘年之友,不幸被无情的文字狱牺牲了。两位所要做的事业,都未成功,又蒙奇祸而死,死后没有人敢称道他。我们幸而从顾亭林、潘次耕著述里头得着一点资料。《亭林诗集?汾州祭吴潘二节士诗》,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之句,可谓推挹到极地了。《亭林文集》有《书吴潘二子事》一篇。据所记,则赤溟、力田二人,皆明诸生,国变时,年仅二十以上,发愿以私人之力著成一部明史。亭林很敬慕他们,把自己所藏关于史料之书千余卷都借给他们。康熙二年,湖洲庄廷鑨史狱起,牵累七十多人,陆丽京圻即其一也,而吴、潘皆与其难。亭林说他们“怀纸吮笔,早夜矻矻,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又说:“二子少余十余岁,而余视为畏友。”他们的学问人格可想见了。力田实次耕之兄,遇难后家属都被波累,次耕改从母姓为吴,其后次耕从亭林及徐昭法学,克成德业,从兄志也。两人合著的《明史》,遭难时抄没焚烧了。亭林藏书也烧在里头赤溟别无著书。我仅在《归玄恭文续抄》里面看见他作的一篇序力田著书存者有《国史考异》《松陵文献》两种。但《国史考异》已成者三十卷,烧剩下的仅有六卷。次耕的《遂初堂集》,对于这两部书各有一篇序。我们从这两篇序里头,可以看出力田的著述体例及其用力方法,大约大部分功夫,费在鉴别史料上头。用科学精神治史,要首推两君了。因本校图书馆无《遂初堂集》,未能征引原文,改天再补入两君《明史稿》之遭劫,我认为是我们史学界不能回复之大损失,呜呼!

我在第五讲里头曾经说过,黄梨洲是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梨洲门下传受他的史学者,是万充宗的兄弟万季野。

季野,名斯同,卒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60。他的籍贯家世,在第五讲已经叙过了。他的父兄都是有学问的人。兄弟八人,他最幼。据全谢山做的传,说他小孩子时候异常淘气,他父亲履安先生泰每说要把他送和尚庙里当徒弟,他顽性依然不改;于是把他锁在空房里头,他看见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翻一翻觉得有趣,几日间,读完了,自是便刻志向学。逾年,遂随诸兄后,学于梨洲。在梨洲门下年最少,梨洲最赏爱他。梨洲学问方面很多,所著《明史案》,今仅存其目,曾否成书盖未可知。季野学固极博,然尤嗜文献,最熟明代掌故,自幼年即以著明史为己任。康熙十七年诏徵鸿博,有人荐他,他力拒乃免。明年开明史馆,亭林的外甥徐元文当总裁,极力要罗致他。他因为官局搜罗资料较容易,乃应聘入京。给他官,他不要,请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住在元文家里,所有纂修官的稿都由他核定。他极反对唐以后史书设局分修的制度,说道:

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猝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才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假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之迹,暗昧而不明耳。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

季野自少时已委身于明史,至是旅京十余年,继续他的工作,著成《明史稿》五百卷。他略述著书旨趣道:

史之难言久矣,……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枉者多矣。……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由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枉者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方苞《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

自唐以后,设官局修史,大抵凑杂成篇,漫无别择,故所成之书,芜秽特甚。内中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晦庵之《通鉴纲目》等,号称为有主义的著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宋明以来大部分人,除司马温公、刘原父、郑渔仲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此。到潘力田、万季野他们所做的工作便与前不同。他们觉得,历史其物,非建设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之上,便连生命都没有了,什么“书法”和批评,岂非都成废话?然而欲求事实的正确,决非靠空洞的推论和尖巧的臆测所能得。必须用极耐烦的工夫,在事实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着真相。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工作,什有七八费在史料之搜集和鉴别。他们所特别致力者虽在明史,但这种研究精神,影响于前清一代史学界不少。将来健实的新史学,恐怕也要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才能发生哩。

现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殆成学界公论了。《明史》虽亦属官局分修,然实际上全靠万季野。钱竹汀说:“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潜研堂集?万季野传》盖实录也。乾隆四年张廷玉进《明史表》云:“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名人即指季野,不便质言耳关于这件事,我们不能不替万季野不平,而且还替学界痛惜。盖明史馆总裁,自徐元文后,继任者为张玉书,为陈廷敬,为王鸿绪,都敬礼季野。季野费十几年工夫,才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季野卒于京师,旁无亲属,所藏书籍数十万卷,都被钱名世其人者全数乾没去,《明史稿》原本,便落在王鸿绪手。鸿绪本属佥壬巧宦,康熙末年,依附皇八子构煽夺嫡,卒坐放废。这类人有什么学问什么人格呢?他得着这部书,便攘为己有,叫人誊抄一份,每卷都题“王鸿绪著”,而且版心都印有“横云山人集”字样,拿去进呈,自此万稿便变成王稿了。这还不要紧,因为这位“白昼行劫的偷书贼”,赃证具在,人人共知,徒加增自己劣迹,并无损于季野。最可恨者,他偷了季野的书,却把他改头换面,颠倒是非,叫我们摸不清楚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假的。关于这件公案,后来学者零碎举发颇多,恕我未能把他汇集起来做一篇详细考证。记得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书明史稿》两篇,可参看季野所谓“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者,他却“益”了许多。季野根本精神,一部分被偷书贼丧掉,真冤透了。

季野著书,除《明史稿》外,尚有《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昆仑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自《周正汇考》以下十种,钱竹汀都说未见。但《群书疑辨》现有单行本,《六陵遗事》《庚申君遗事》各丛书多采入,其余存佚便不可知了又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全谢山《万贞文先生传》云:“先生之初至京也,时议意其专长在史。及昆山徐侍郎居忧,先生与之语丧礼。侍郎因请先生纂《读礼通考》一书,上自国卹,以讫家礼,十四经之笺疏,廿一史之志传,汉唐宋诸儒之文集说部,无或遗者,乃知先生之深于经。侍郎因请先生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据此则徐书全出季野手,毫无疑义。惟秦氏《五礼通考》不得捉刀者主名,或说出戴东原,或说出某人某人,都无确据。据谢山说季野既续作五礼之书二百余卷,这部书往哪里去了呢?只怕也像《明史稿》一样被阔人偷去撑门面了我们读《历代史表》,可以看出季野的组织能力;读《群书疑辨》,可以看出他考证精神;读《读礼通考》,可以看出他学问之渊博和判断力之锐敏。除手创《明史》这件大事业不计外,专就这三部书论,也可以推定季野在学术界的地位了。

季野虽属梨洲得意门生,但关于讲学宗旨(狭义的讲学)和梨洲却不同。梨洲是很有些门户之见,季野却一点也没有。《四库提要》说:“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陵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斯同目睹其弊,著《儒林宗派》,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持论独为平允。”他这部书著在《明儒学案》以后,虽彼此范围,本自不同,亦可见他对于梨洲的偏见,不甚以为然了。

还有一件应注意的事。季野晚年对于颜习斋的学术,像是很悦服的。他替李刚主所著的《大学辨业》作一篇序,极表推崇之意。据刚主述季野自道语云:“吾自误六十年矣。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启超案:此当是潘平格,字德舆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叛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遂忽忽至今。……”《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据此愈可证明,季野虽出黄门,对于什么程朱陆王之争,他却是个局外中立者。至于他的人格,受梨洲教育的影响甚深,自无待言。

季野兄子经,字九沙,斯大子;言,字贞一,斯年子;皆传家学,而尤致力于史。九沙著《明史举要》。贞一在史馆,独任《崇祯长编》。而九沙最老寿,全谢山尝从问业,衍其绪。

章实斋学诚论浙东学术,从阳明、蕺山说到梨洲,说道:“……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梨洲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固其习而习也。”又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又说:“朱陆异同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而为事功,蕺山得之而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文史通义》卷五从地理关系上推论学风,实学术史上极有趣味之一问题。实斋浙东人,或不免有自誉之嫌。然则这段话,我认为大端不错,最少也可说清代史学界伟大人物,属于浙东产者最多。

现在要讲浙东第三位史学大师全谢山。以年代编次,梨洲第一,季野第二

谢山名祖望,字绍衣,浙江鄞县人,生康熙四十四年,卒乾隆二十二年(1705-1775),年71。他生当承平时代,无特别事迹可纪,然其人格之峻严狷介,读他全集,到处可以见出。他尝入翰林,因不肯趋附时相,散馆归班候补,便辞官归。曾主讲本郡蕺山书院,因地方官失礼,便拂衣而去,宁挨饿不肯曲就。晚年被聘主讲吾粤之端溪书院,对于粤省学风,影响颇深。粤督要疏荐他,他说是“以讲学为市”,便辞归。穷饿终老,子又先殇,死时竟至无以为敛。他体弱善病,所有著述,大率成于病中,得年仅及中寿,未能竟其所学。假使他像梨洲、亭林一般获享大年,不知所成当更何若。这真可为我学界痛惜了。他的朋友姚薏田玉裁说他:“子病在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安得不病!”董秉纯著《全谢山年谱》这话虽属责善雅谑,却极能传出谢山学风哩。

谢山著述今存者,有《鲒埼亭集》三十八卷,《外集》五十卷,《诗集》十卷,《经史问答》十卷,《校水经注》三十卷,《续宋元学案》一百卷,《困学纪闻》三笺若干卷,辑《甬上耆旧诗》若干卷。其未成或已佚者,则有《读史通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等。《鲒埼亭集》被杭堇浦世骏藏匿多年,今所传已非完璧。同治间徐时栋著《烟屿楼集》,有《记杭堇浦》篇。述始末颇详《水经注》则谢山与其友赵东潜一清合作,屡相往复讨论,各自成书,而谢山本并经七校。《宋元学案》,黄梨洲草创,仅成十七卷,其子耒史百家续有补葺,亦未成;谢山于黄著有案者增订之,无案者续补之,泐为百卷本,但亦未成而殁。今本则其同县后学王梓材所续订,而大体皆谢山之旧也。

沈果堂彤说:“读《鲒埼亭集》,能令人傲,亦能令人壮,得失相半。”谢山亦深佩其言云。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四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了。全谢山性情极肫厚,而品格极方峻,所作文字,随处能表现他的全人格,读起来令人兴奋。他是个史学家,但他最不爱发空论,像苏明允、张天如一派的史论文章,全集可说没有一篇。他这部集,记明末清初掌故约居十之四五,订正前史讹舛约居十之二三,其余则为论学书札及杂文等。内中他自己的亲友及同乡先辈的传记,关系不甚重要的,也有一部分。他生当清代盛时,对于清廷并没有什么愤恨,但他最乐道晚明仗节死义之士与夫抗志高蹈不事异姓者,真是“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试看他关于钱忠介、张苍水、黄梨洲、王完勋……诸人的记述,从他们立身大节起,乃至极琐碎之遗言佚事,有得必录,至再至三,像很怕先辈留下的苦心芳躅从他手里头丢掉了。他所作南明诸贤之碑志记传等,真可谓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尽情,使读者自然会起同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的不少。可惜所叙述者,只有江浙人独详,别个地方不多。但也难怪他,他只是记自己闻见最亲切的史迹他最善论学术流派,最会描写学者面目,集中梨洲、亭林、二曲、季野、桴亭、继庄、穆堂……诸碑传,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其识力与技术,真不同寻常。他性极狷介,不能容物,对于伪学者如钱谦益毛奇龄李光地等辈,直揭破他们的面目,丝毫不肯假借。他的文笔极锋利,针针见血,得罪人的地方也很不少,所以有许多人恨他。他对于宋明两朝“野史”一类书,所见最多,最能用公平锐敏的眼光,评定他们的价值。此外订正历代史迹之传讹及前人评论史迹失当者甚多,性质和万季野《群书疑辨》有点相像。《鲒琦亭集》内容和价值大略如此。

谢山是阳明、蕺山、梨洲的同乡后学,受他们的精神感化甚深。所以他的学术根柢,自然是树在阳明学派上头。但他和梨洲有两点不同:第一,梨洲虽不大作玄谈,然究未能尽免;谢山著述,却真无一字理障了。第二,梨洲门户之见颇深,谢山却一点也没有。所以我评论谢山,说他人格的光明俊伟,是纯然得力王学,可以与他的朋友李穆堂同称王门后劲。若论他学术全体,可以说是超王学的,因为对王学以外的学问,他一样的用功,一样的得力。

《宋元学案》这部书,虽属梨洲创始,而成之者实谢山。谢山之业,视梨洲盖难数倍。梨洲以晚明人述明学,取材甚易。谢山既生梨洲后数十年,而所叙述又为梨洲数百年前之学,所以极难。《鲒埼亭集》卷三十《蕺山相韩旧塾记》云:“予续南雷《宋儒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据董小钝所撰年谱,则谢山之修此书,自乾隆十年起至十九年止,十年间未尝辍,临没尚未完稿,其用力之勤可想。拿这书和《明儒学案》比较,其特色最容易看出者:第一,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学以外之学者,平等看待。第二,不轻下主观的批评。各家学术为并时人及后人所批评者,广搜之以入“附录”,长短得失,令学者自读自断,著者绝少作评语以乱人耳目。第三,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举其师友及弟子,以明思想渊源所自,又对于地方的关系多所说明,以明学术与环境相互的影响。以上三端,可以说是《宋元学案》比《明儒学案》更进化了。至于里头所采资料颇有失于太繁的地方。例如《涑水学案》之全采《潜虚》《百源学案》之多录《皇极经世》……等我想这是因为谢山未能手订全稿,有许多本属“长编”,未经删定。后有学者,能将这书再修正增删一遍,才算完黄、全未竟之志哩。

从《永乐大典》里头纂辑佚书,是乾隆开四库馆最初的动机,读朱笥河筠请开四库馆原折便可知道了。然而这种工作实由谢山和李穆堂最先发起,本集卷十七有《抄永乐大典记》一篇详述其始末。这件事于谢山学术虽无甚关系,于清朝掌故却很有关系,附记于此。

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实斋可称为“历史哲学家”,其著作价值更高了。下文别有一篇详论他,现在且缓讲。

此外要附带讲两个人,曰无锡二顾。

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生明天启四年,卒清康熙十九年(1624-1680),年57。他父亲是一位绩学遗老。他和阎潜丘、胡东樵交好,同在徐健庵的大清一统志局中修书,除此以外,他未曾受清朝一官一禄。他平生著述,只有一部《读史方舆纪要》,从29岁做起,一日都不歇息,到50岁才做成。然而这一部书已足令这个人永远不朽了。这书自序中述他父亲临终的话,说道:“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沈,九州鼎沸,……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徵,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又自述著书本意道:“……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乎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诸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可见他著述动机,实含着无限隐痛。这部书凡一百三十卷,首舆图,次历代州域形势,次直隶等十三省封域山川险要,次川渎异同。这部书体裁很特别,可以说是一百三十卷几百万言合成一篇长论文。每卷皆提挈纲领为正文,而凡所考证论列,则低一格作为解释,解释之中又有小注。解释之文,往往视正文十数倍。所以他这书,可以说是自为书而自注之。因此之故,眉目极清晰,令读者感觉趣味。依我看,清代著作家组织力之强,要推景范第一了。他自述著述经过,说道:“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其用力之勤,可以推见。然而他并不自满足,他说:“……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聩聩焉。……予之书其足据乎?”其虚心又如此。魏冰叔禧最佩服这书,其所作序,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作”。又说:“祖禹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可谓知言。景范这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以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然而这部书的组织及其研究方法,真算得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我们若能将这种精神应用到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之各部分,那么,地理便不至成为干燥无味的学科了。

顾栋高,字复初,一字震沧,江苏无锡人。生卒年无考,大约和全谢山年辈相当。他著有一部好书,名曰《春秋大事表》。这部书的体例,是将全部《左传》拆散,拈出若干个主要题目,把书中许多零碎事实按题搜集起来,列为表的形式,比较研究。其有用特别眼光考证论列者,则别为叙说论辨考等。凡为表五十篇,叙说等百三十一篇。《礼记》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用这种方法治历史的人,向来很少。震沧这部书,总算第一次成功了。他研究的结果,虽有许多令我们不能满足,但方法总是对的震沧所著,还有《司马温公年谱》《王荆公年谱》两书,体例也极精审。后来如钱竹汀、丁俭卿、张石洲等做了许多名人年谱,像还没有哪部比得上他。所以我认震沧为史学界有创作能力的人。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表

马骕:字聪御,一字c,邹平人,康熙十二年卒。著《绎史》一百六十卷,起天地开辟讫秦之亡。顾亭林见之惊叹,谓为不可及。此书搜罗极富,可算一部好类书,惜别择不精耳。骕尚有《左传事纬》十二卷,将《左传》的编年体改为纪事本末体,亦便读者。其后有李锴,字铁君,奉天人,著《尚史》七十卷,改《绎史》之纪事本末体为纪传体,其材料全本《绎史》云。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康熙十年卒。梅村文学人人共知,其史学似亦用力甚勤。著有《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二书吾皆未见,恐已佚。若存或有价值也。今存《绥寇纪略》一书,专记明季流寇始末,题梅村撰。但梅村所撰,原名《鹿樵野史》,今本乃彼一不肖门生邹漪所盗改,颠倒是非甚多,非梅村之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