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史之弊既如此,所以救其弊者,又将如何?

不论什么事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之内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环境,这件事就全无意义了。现在试举一个例。从前汉朝时候,有一个名将,唤作韩信。他有一次和敌人打仗,把自己的兵排在水边上,背对着水,这就是所谓背水阵,是犯兵家之忌的,因为没有退路了。后来竟打了胜仗。人家问他,他说:这亦在兵法上,不过你们不留意罢了。兵法上不是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么?我所用的兵,不是训练惯统带惯的,乃是临时聚集来的乌合之众,这和走到市集上,把许多赶集的人聚拢来,使之作战一样,不是置之死地,人人要想自己救命,谁肯出力死战呢?这是一件事。明朝时候,又有一个名将,唤作戚继光。他练兵最认真。著有一部书,唤作《练兵实纪》,对于练兵的法子,说得很详尽。清朝的曾国藩,本来是个书生,不懂得练兵的,他初出来练乡勇,就靠这一部书做蓝本,订定一切规则。可见戚继光这部书,对于练兵的方法说述的详尽,也可见得他对于练兵的认真了。相传当他检阅时,适逢大雨,他的兵都能植立雨中,一步也不移动,可见他训练之效。他所以南征北讨,所向有功,绝非偶然了。这又是一件事。两件事恰恰相反。在看重战术的人,一定说韩信的将才在戚继光之上,能不择兵卒而用之;在注重训练的人,则又要说韩信的战胜只是侥幸;其实都不其然。韩信生在汉初,承战国时代之后。战国时代,本来是举国皆兵的,所以在秦、汉之世,贾人、赘婿、闾左(这亦是当时所谓谪发、谪戍。谪是谴谪的意思,发有罪的人出去作战,谓之谪发;出去戍守,谓之谪戍。贾人、赘婿,都不能算有罪,然汉时亦在七科谪之列,那不过因当时重农贱商,赘婿大概是没有田产的,发他们出去当兵,免得扰累农民罢了。闾左,谓一条街巷的左半段。这是要发一条街巷里居民的一半去当兵,而古者地道尊右,把右边算上首,所以发其左半的人出去,秦时曾有此事),发出去都可充兵。韩信所用的兵,虽说没有经他训练过,然战争的教育,是本来受过的,对于战斗的技艺,人人娴习,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够人自为战。戚继光时代,则中国统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对于战斗的技艺,一无所知,若不加以训练,置之活地,尚不能与敌人作战,何况置之死地呢?若使之背水为阵,非毙于敌人锋镝之下,就要被驱入水了。所以韩信和戚继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实则相成,若非知其环境,就无从了解其真相了。况且事实原因环境而生,若不知其环境,对于事实的性质,必也茫无所知,更何论了解其经过。然则对于史事,安可不知其环境呢?

然而我们现在,对于任何史事,总不能十分明白其环境,这是什么理由?这自然是由于记载的缺乏了。记载为什么会缺乏呢?难道向来史家,对于不知环境则不能明白其事件的真相的道理,都不知道么?不,须知“常事不书”,为秉笔者的公例。我们现在虽追恨古人,叙述一事件时,不把他的环境说述清楚,以致我们不能了解,然使我们执笔为之,恐亦不免此弊;即使力求避免,其与古人,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将来读书的人,还不免要追怨着我们。这是因为著书的人,总得假定若干事实为读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叙述,如其不然,就要千头万绪,无从下笔了。你天天记日记么?一个朋友,忽而今天来看你;你今天忽而想到去做一件不在预算范围内的事情;这自然要记出来的。学校中的课程,个个星期是一样;吃饭、睡觉,天天是一样;那就决无逐日记载之理,至多每学期开学之初,把课程表抄一份在日记里,以后每逢变动时,再加以记载;初记日记时,把吃饭和睡觉的时刻,记下一笔,以后则逢一顿宴会,一夜失眠等事,再加以记载罢了。这就是所谓常事不书,是秉笔者不得不然的。然而社会的变迁,虽然看不见,却无一息不在进行之中。虽其进行无一息之停,却又“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没人看得见一样。然而隔着一个时间再去看,就移动了许多了。社会的变迁,亦是如此,必须隔若干年代,然后看得出。然而人寿太短,所以除非生于剧变时代的人,总不觉得它有多大的变动。寻常人所觉得的变动,总是听见父辈、祖父辈,甚或是曾、高祖父辈的人所说的,这种说述的人,尚或出于传闻而不是亲见,如此,在感情上,自然不甚亲切;而且这些零碎的事实,不能通其前后而观之,则亦不过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变动而已,并不觉得如何惊心动魄,把它记载下来的人,自然少了。隔了较长远的时代,再把今昔的社会一加比较,固然也觉得它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变迁的时代,业已相离很远,无从知其因变迁生出来的影响,自更无人注意及之了。所以社会的变迁,我们所知道的,怕不过百之一二,对于任何时代的情形,我们都是茫然,自然对于任何事件的环境,我们都不明白了。

不知环境,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对于任何时代,亦都不能明白,这却如何是好呢?所以现在的史学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造已往”。何谓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时代,虽然已往了,我们却要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史事有“特殊事实”和“一般状况”之分。对于特殊事实,普通的见解,总以为时代愈接近的人,则知之愈真切,其实不然。这许多事情,往往要隔了一个相当的时期,然后渐明;再隔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然后大白的。因为许多事情,都有其内幕,而其内幕,在当时总是秘密的。局中人固不肯宣泄,更不能宣泄;局外人既不能宣泄,抑或不肯宣泄;必隔了一个时期,其材料才得出现。而且局中人无论矣,即局外人,亦免不了利害和感情上的关系,其见解总不能平允,见解既不能平允,自然所述不能真实,亦必隔了一个时期,此等关系渐成过去,其所传的材料方能真确。又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永不宣泄的,所谓如何如何,只是后人据其外形,参以原因、结果,推测而得,这亦非待至事后各方面的材料大略出现之后,无从推测。这种便利,都是当时的人,或其时代较为接近的人所没有的。所以特殊事实,看似当时的人最为明白;时间愈接近的人则愈明白,其实适得其反。我们来谈唐、宋、元、明时代的特殊事实,必有一部分非其时之人所知;将来的人谈现在的历史,亦必有一部分非我们所能及。至于一般状况则不然,现在的上海,物质生活是怎样?人情风俗是怎样?将来的人,无论是怎样一个专家,对于现在的上海,无论研究得如何精密,其了解的深切,总还不如现在久居上海的一个无甚知识的人。固然,他或有种种知识,为现在的老上海所不及的,然这只是多知道了若干零碎的事实,对于现在整个上海的性质的了解,决出于现在所谓老上海者之下。若使现在的上海,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使将来的专家,和现在的老上海,同来猜想其原因,逆料其结果,将来专家的所言,绝不如现在老上海之近理。所以以当时的人,了解当时的事,只是苦于事实的真相不能尽知,如其知之,则其了解之程度,必出于异时人之上。这就是再造已往之所以要紧。

已往者已往矣,何法使之再现?难道能用奇秘的摄影术,使古事再现;奇秘的收音机,使古语可闻么?照寻常人想来,除非用现代的有声电影,可以把现代的情形,留起若干来,给后人知道,已往的事,是绝然无法的了,其实不然。所谓一般状况,乃是综合各种事情而推想出来的,并不是指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若专指一人一事,那又是特殊事实了。我们现在,有许多前人所遗留下来的重大的特殊事件,尚且不能了解其时的社会,何况但保存一二琐屑的事情呢?若说我们保存得多,则岂能把现代的情形,一一保存下来?还不过和前人一样,假定若干事物为后人所能知,则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其为我们所逆料,以为将来之人将不能知之事,则保存一二罢了。此与前人之所为,亦何以异?至多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要以现代人之所为,省却将来的人搜辑、推测之劳,决无其事。而史家的能力,就是在于搜辑、推测的。倘使能搜辑、推测,前代的情形虽然已成过去,仍有使之再现到某程度的可能。我们现在所苦的,乃是这种材料之少,而无从据之以资推测,然此种材料虽少,我们所用的搜辑的工夫,怕比它更少。况且我们于现存材料之外,还有发现新材料的可能。

所以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这不是不重事实,状况原是靠事实然后明白的,所以异于昔人的,只是所求者为“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已。所以有许多事情,昔人视为重要,我们现在看起来,倒是无关重要,而可以删除的。有许多事情,昔人视为不重要,不加记载,不过因他事而附见的,我们现在看来,倒是极关重要的,要注意加以搜辑,上章所述的裹蒸和起面饼,似乎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搜辑特殊事实,以求明了一般状况,这是很难有刻板的方法可说的。大致说起来,亦不外乎所知者博,则所测者确,所以搜辑是最紧要的事。所搜辑的材料,大致说起来,亦可分为物质状况和社会状况二者。譬如古代的地理,和现在不同,就是自然状况有异(譬如古代的长江比现在阔,所以南北战争,长江为天险的性质较后世为甚),住宅、道路等亦然。又如考校某时代的学术思想如何,便可推测其时的士大夫,对于某种政治上的事件,怀抱何种感想?若再博考其时平民社会的情形,则又可推测其时的老百姓,对国事的态度如何?既知道士大夫和老百姓对待国事的态度,就可解释其时政治上某种事件,当局者何以要取某种措置的理由,并可评论其得失。这是举一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知道古今兵器之不同,则其战术的不同,亦只是当然的结果,如风化之于山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