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究竟有用没有用?这个问题提出来,听者将哑然失笑。既然一种学问,成立了几千年,至今还有人研究,哪得会无用?问题就在这里了。既然说有用,其用安在?科举时代的八股文,明明毫无用处;然在昔日,锢蔽之士,亦有以为有用的。(他们说:八股文亦有能发挥义理的。这诚然,然义理并不要八股文才能加以发挥,创造八股文体,总是无谓的。这并不但八股;科举所试文字,论、策外实皆无用,而论、策则有名无实,学作应举文字的人,精力遂全然浪费,而科举亦不足以抡才了。然人才亦时出于其中,右科举者恒以是为解。正之者曰:若以探筹取士,人才亦必有出于其中的;此乃人才之得科举,而非科举之得人才,其说最通。所以一种无用之物,若以他力强行维持,亦必有能加以利用者,然决不能因此遂以其物为有用)可见一种事物,不能因有人承认其有用,而即以为有用;其所谓有用之处,要说出来在事理上确有可通。然则历史之用安在呢?

提出这个问题来,最易得,而且为多数人所赞同的,怕就是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何谓前车之鉴?那就是说:古人的行事,如何而得,则我可取以为法;如何而失,则我当引以为戒。这话乍听极有理,而稍深思即知其非。天下岂有相同之事?不同之事,而执相同之法以应之,岂非执成方以治变化万端之病?夫安得而不误!他且勿论,当近代西方国家东侵时,我们所以应付之者,何尝不取鉴于前代驭夷之策(其中诚然有许多纯任感情、毫无理智的举动和议论,然就大体观之,究以经过考虑者为多。其结果怎样呢?又如法制等,历朝亦皆取鉴前代,有所损益。当其损益之时,亦自以为存其利而去其弊,其结果又怎样呢?此无他,受措施之社会已变,而措施者初未之知而已。此由人之眼光,只会向后看,而不会向前看。鉴于前代之弊,出于何处,而立法以防之;而不知其病根实别有在,或则前代之弊,在今代已可无虞,而弊将出于他途。此研究问题,所以当用辩证法也。譬如前代赋役之法不能精详,实由记账之法不能完善。明初鉴于前代,而立黄册与鱼鳞册,其记账之法,可谓细密了;然记账之事,则皆委之地主、富农之流,此辈皆与官吏通同作弊之人,法安得而不坏?此为历代定法总深鉴于前代,而其结果依然不能无弊一个最深切明显之例。其他若深求之,殆无不如此。此理,方正学的《深虑论》,有些见到,但仅作一鸟瞰,粗引其端,未及详细发挥而已),所以治史学,单记得许多事实,是无用的。早在希罗多德,就说治史之任务有二:(一)在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二)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据李大钊在上海大学所讲演的《研究历史的任务》。希罗多德(Herodotos),希腊最早之史学家,生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即入春秋后之二百三十五年。而在中国,亦以为道家之学,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所以能“秉要执本”了。《汉书·艺文志》。然则史学之所求,实为理而非事。“事不违理”,借用佛家语。这本无足为奇,然而问题又来了。

学问决没有离开实际的,离开实际的,只是“戏论”。(亦借用佛家语。佛家譬诸“龟毛、兔角”,谓想象中有其物,而实际则无之也)譬如马克思的学说,观鉴社会的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的方向,而决定因应及促进之法,这自然是最有用的了。然则这种学问,究竟是从读史得到的呢,还是从身所接触的事物得到的呢?这个问题提出,我们知道:马克思虽已长往,果能起诸九泉而问之,其答语,必是说:看了被压迫阶级的苦痛,深知其与社会组织相关,然后求之于史,而知其变迁、发展之由;必非于当代之事茫无所知,但闭户读书,铢积寸累,而得一贯串全史可以用诸当代的新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