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当向各位老同事、老同学作学术讲演。今天早晨八点钟出席司法节纪念会,要我说话,我便提出严重的抗议,我说:“自从回到祖国来,差不多两个月了,天天被剥夺不说话的自由,希望保障我不说话的自由,也是自由了。”刚才朱骝先院长讲到大陆上今天有许多朋友、同事、同学感到精神上的苦痛。我那天在北大同人茶会上说:我们看到大陆上许多北大的同仁要写坦白书,老朋友钱端升自白书有这样一段话:“除了宣告胡适之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要进一步清算蔡元培的思想。”蔡先生【今天大陆上不敢称蔡先生直呼其名】的思想,是怎样的呢?一个是思想自由,一个是学术平等。这种思想,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料今天大陆上列在清算之列。

  今天我很高兴得蔡先生84岁诞辰纪念会。朱先生要我作一个学术讲演。在匆忙中,不容易想到一个题目。多少年来钻牛角尖,作《水经注》考证;但这个问题,在民国38年蔡先生的纪念会上曾经讲过——整理四百年来《水经注》成绩的小史——不能再讲了。临时想了一个题目——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客中没有带书;年纪大了一点,记忆力又差,说得不对的地方,还希望诸位先生改正。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也是二十多年前常常想到的一个题目。禅宗史,从前认为没有问题;等到25年以前,我写《中国思想史》,写到禅宗的历史时,才感觉到这个问题不是那样简单。有许多材料,可以说是不可靠,寻找可靠的材料很困难。前次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曾提到26年前到处去找禅宗史料一段故事。25年以来,禅宗史料慢慢出来了。大部分出自敦煌,一小部分出于日本,因为日本在唐朝就派学生,尤其是佛教的学生,到中国来求学。由唐到五代,到宋,到元、明,每代都派有学生来。当时交通不方便,由中国拿回去的书籍,称为舶来书,非常宝贵,保存得格外好。我搜求禅宗史料,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图书馆看到敦煌出来的材料,许多是8世纪同9世纪的东西,里面有神会和尚语录一卷。我把这材料印出来以后,日本学者乃注意这个问题,搜求材料,也发现一种神会的语录,还有很重要的楞伽宗的材料。我曾经发表几篇长文章,在《中央研究院季刊》中发表的是《楞伽宗考》。

  这个宗派是从梁【南北朝】到唐朝中叶很大的一个宗派,是禅宗的老祖宗。在南方,禅宗最早的一个,是广州一个不识字的和尚慧能,大家称为六祖。《六祖语录》【《坛经》】从敦煌石室出来的,可算是最古的本子,唐朝年间写的。我看到这个本子不久,收到日本学者印的48尺长的卷子本。这个卷子本是日本翻印中国本子的。现在中国的那个原本没有了;日本翻印本也只有一本在和尚庙中保存着。这两个本子都是古本;拿来与现在通行的《坛经》比较,大有出入。现在通行的《坛经》是根据一个明朝的版,有22000字,最古本的《坛经》只有11000字,相差一倍。这多出来的一半,是一千年当中,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里面的。日本发现的本子,是北宋初年的,14000字,已比唐朝的本子增加了3000字。我发现这些新的材料,对于禅宗就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们仔细研究敦煌出来的11000字的《坛经》,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坛经》,只有6000字,其余都是在唐朝稍后的时候加进去的。再考这6000字,也是假的。

  所谓新看法与老看法有什么不同?老看法说:印度有二十八个祖师,从释迦牟尼起。释迦牟尼有一天在大会场上,拿了一枝花说话。大家不懂什么意思。其中有一个大弟子大迦叶懂了,笑了一笑。释迦牟尼看到他笑,便说大迦叶懂了我的意思。禅宗就是这样开始的,由释迦牟尼传给大迦叶,一代一代传下去;传到菩提达摩,变成了中国禅宗第一祖。每一代都有四句五言秘密传话偈。不但如此,二十八代以前还有七代佛,一代一代传下去;也是一样有四句七言偈。菩提达摩到在中国后,传给慧可,慧可传僧粲,僧粲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是第五祖。

  当第五祖弘忍将死的时候,把他的一班弟子叫来说:你们中真正懂得我的意思的,可以写个偈语给我看;如果我觉得对了,就把我的法传给他,而且还要把多少代祖师传法的袈裟给他,作为传法的证件。于是弘忍最著名的弟子神秀在墙壁上题了一偈。大家看了,都说我们的上座【大弟子】答对了。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不认识字的和尚,在厨房中舂米。他听到神秀的传心偈,就跑出来说,我们的上座没有通,我通了。于是那个不认识字的厨房小和尚——大家称为“獦獠”的——慧能,也做了一首偈,请人家写在墙上。老和尚一看,就说也没有通,把它擦掉了【怕他被人杀害】。但是到了半夜,把窗子遮起来,把他叫来,秘密的把法传给他,并且把袈裟也传给他。慧能因此就成为禅宗的第六祖。神秀后来到北方去,成为禅宗的北宗;慧能在南方广州韶关一带传道,为禅宗的南宗。

  慧能传了很多弟子;当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一是江西吉州青原山的行思,一是湖南的南岳怀让。后来的禅宗五大宗派。便是从怀让与行思二人传下来的。从来没有提到神会和尚,这个传统的老看法的禅宗史是很简单的。从印度28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每一代到老的时候就写了偈语,传了法,又传了袈裟。这样整整齐齐的每代都做了四句五言诗,甚至在几万年前老佛祖传世时也做四句七言诗;这很可以使人怀疑。我想这是不可靠的。新的看法,禅宗是一个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佛教史上一个很伟大的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革新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革命运动。

  这个革新运动的意义是什么呢?佛教革命有什么意义?这个可以分为两层来说。第一个意义是佛教的简单化、简易化;将繁琐变为简易,将复杂变为简单,使人容易懂得。第二个意义是佛教本为外国输入的宗教,而这种外来的宗教,在一千多年是佛教本为外国输入的宗教,而这种外来的宗教,在一千多年中,受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慢慢的中国化,成为一种奇特的,中国新佛教的禅学。这两个意义在公元8世纪初,唐朝武则天末年开始。简单说,从公元700年至850年,在这一百多年中,包括盛唐和中唐,是禅宗极盛的时期。这在中国佛教中是一个大的运动,可以说是佛教内部革新的运动。这个新的佛教,在印度没有。这是中国佛教中革新运动所成就的一种宗教,叫做禅宗,也叫做禅门。

  中国佛教革新运动,是经过很长时期的演变的结果;并不是广东出来了一个不认识字的和尚,做了一首五言四句的偈,在半夜三更得了法和袈裟,就突然起来的,它是经过几百年很长时期的演变而成。这个历史的演变,我现在打算把它简单的叙述出来。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禅与印度禅的不同。在未说印度禅之前,我要将我们中国宗教的情形略作叙述。我们古代宗教是很简单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虽然已有很高文化,在道德、伦理、教育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各方面,我们已有很高的水准,一一但是宗教方面却非常简单。当时只相信一个“天”,或许是高高在上的天,或许是上帝。这苍苍之天与主宰的上帝,是第一个崇拜的对象。其次是崇拜自然界的大力量。认为日月天地都有一种神的存在。第三是崇拜祖先。第四是在宗教崇拜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在佛教输入以前我们的祖宗没天堂与地狱的观念,宗教原是非常简单的。印度教输入以后,他的宗教不但表“天”,而且有三十三重天;不但有地狱,而且有十八层地狱,甚至有十六乘十六、再乘十六层的地狱,一层比一层可怕。这样复杂的情形,的确可以满足人民对于宗教的欲望的。结果,我们原有简单的宗教,与它比较以后,就不免小巫见大巫,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佛教中人把印度看做西天,看作极乐的世界。都是由于佛教的崇拜。

  中国和尚看到这样复杂的宗教,便想到:是不是有法子找出一个扼要的中心呢?于是,头一个运动就是把佛教的三个大部门“戒”、“定”、“慧”中的“定”特别提出。“戒”就是规律,有五百戒,五千戒,是很繁琐的。“定”就是禅示中的“禅”,就是怎样控制心,也就是“定心息虑”。“慧”就是智慧,是理解。中国佛教徒将佛教三个大部门中的“定”拿出来,作为佛教的中心,包括“戒”、“慧”以及一切在内。因为打坐的时候,可以控制人的呼吸,然后跟着呼吸控制到身体,然后控制心灵的活动,到了欲望来的时候,或且想到人生许多快乐的事情,就要靠“智慧”来帮助。

  譬如说:想到男女爱情的时候,要想到她并不是漂亮的,而是一袭漂亮的衣服中,一块皮包着206块骨头,以许许多多的骨节接连起来的,以及肉和血等;到了死了以后,流出了血、脓、蛆。一个漂亮的女人也不过是很难看的一堆骨、血、蛆。这样一想,什么欲望都没有了。这是以“慧”助“定”,来控制“不净观”。还有是以“空观”来控制的,譬如说:两个人互相咒骂。挨骂了,生气了,要懂得“空”的哲学【佛教的根本哲学】,把一切看作地水火风的偶然凑合。“骂”是一种声浪,是地水火风暂时凑合发出的声浪,分散了便归乌有。骂的人和被骂的人,都是这四大凑合,如果都是“空”,没有他,没有我。作如是想,便不会生气了。

  把“禅”包括“戒”、“定”、“慧”,而以“禅”为佛教中心,是把印度佛教简单化的第一时期的方式。

  不久,仍旧觉得这个“印度禅”还是繁琐的。如坐禅要做到四禅定的境界,要做到四无色定的境界,最后要能达到最高的目标——六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能游行自在,能见千里外的事物,能闻千里外的声音,能知他人的心思,能知过去未来,等等。这些繁琐的所谓最高境界,拆穿西洋镜,却是荒唐的迷信。于是进一步的革新到“净土”的“念佛”法门。

  5世纪初期,庐山高僧慧远,开始接受印度中亚细亚传人的《阿弥陀佛经》;不要一切繁琐的坐禅仪式,只要你心里相信,有“净土”的存在。“净土”是天堂;天堂里有四季不谢之花,有八节长青之草,琉璃世界,有无量寿,有无量光。

  以后慢慢演化到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即崇拜的意思】。只要你念千万遍,在临死前你必能看到净土的美丽世界,必有人来接引你到这美丽的世界里去。

  5世纪中叶,苏州有一个道生和尚,他对中国古代老庄的思想,特别有研究。他头一个提出“顿悟”的口号。不要念经,不要坐禅,不要持斋拜佛,以及一切繁琐的步骤,只要有决心,便可以忽然觉悟。这与欧洲宗教的重大改革,由间接的与上帝接触,变为直接的回到个人的良知良心.用不着当中的媒介物一样。到过苏州的人,都知道虎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这个顿悟的学说,是以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提出的一个改革。我们看看道生的书,就可以看出他有很浓厚的道家的思想了。

  从5世纪末叶到6世纪初年【公元470—520年】,是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在中国传教时期。传说他到广州是梁武帝时代;经我考证,不是梁武帝时代来的,而是刘宋明帝时来的。有人说他到中国9年回国,或死了;实际他是由宋经齐梁,在中国居住了50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轻时就有很多胡须,所以冒充150岁。他到中国创立一个宗派——楞伽宗;认为用不着佛教许多的书,只要4卷《楞伽经》就够了。这是印度和尚把佛教简单化的一个改革。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样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众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睡则卧于破烂的古墓中。自达摩建立楞伽宗,其中有很多“头陀苦行”的和尚。【头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称,即自己毁坏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诗文中,常可看到描述和尚苦修的情形。】

  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下诏召请一个楞伽宗的有名和尚神秀到京城来。他那时已九十多岁了。他是全国闻名的苦修和尚。他由湖北经洛阳,到两京时,武则天和中宗、睿宗都下跪迎接;可见其声望之大。他在两京住了6年就死了【公元706年】。在那个时期里,他成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死后,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当时的大名人张说给他写碑,叙述他是菩提达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后,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受帝后尊崇。这个时期,是楞伽宗的极盛时期。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忽然有一个在河南滑台寺的南方和尚神会,出来公开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指明达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慧能才是弘忍的传法弟子。而慧能和神会是主张顿悟的,有人对神会和尚说:“现在是神秀普寂一派势焰薰天的时候;你攻击他,你不怕吗?”神会回答说:“我为天下定宗旨,辨是非;我不怕!”那时神会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从公元734年到755年,这20多年间,神会敢出来和全国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战,说出许多证据,攻击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并且为人佩服:这是为他可以举出弘忍半夜传给他老师的袈裟为证的缘故,那时神秀已死了,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死于739年】、义福【死于732年】又先后死了,没有人和他反辩。反对党看他的说法很动人,却害怕起来,于是告他聚众,图谋不轨。经御史中丞卢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将神会贬逐南方。最初由洛阳贬逐到江西弋阳,以后移到湖北武当、襄阳、荆州等地。三年中贬逐四次。可是反对党愈压迫,政府愈贬逐,他的声望愈高,地位愈大!

  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由河北打到两京【洛阳、长安】,唐明皇狼狈出奔,逃往四川。他的儿子肃宗出来收拾局面。由郭子仪、李光弼两将军逐步收复两京。这时神会已经回到洛阳,正值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来帮忙政府筹款。当时政府筹款的方法是发行度牒。但是推销度牒有二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须有人花钱买度牒和尚。这都需要有人出来传道劝说。神会既有口才,且有甚多的听众,遂由他出来举行布道大会,推行“救国公债”。结果大为成功;善男信女都乐意舍施,购买度牒。皇帝以神会募款有功,敕令将作大匠日夜加工,为神会兴建寺院。不久,神会圆寂;时在上元元年【760年】,神会年93岁,敕谥为“真宗大师”。神会死后6年【德宗真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禅宗法统问题。经许多禅师考虑的结果,承认神会为七祖,也就是承认他的老师慧能为六祖,解决了这个法统之争。而神会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胜利。

  这70年来,在没有正式承认神会为七祖以前,社会上的知识阶级,已经受到神会的影响,杜甫的诗有“门求七祖禅”的话;那时虽未正式承认七祖,已承认七祖禅了。在神会最倒楣的时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维,应他的请求作了《能大师碑》,明认慧能为弘忍传法弟子,得了“祖师袈裟”。王维所写的这个碑,后来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是证明当时社会里已有这个新禅宗的看法。

  当神会说法时,曾经有人问他:“菩提达摩是第一祖,由菩提传到慧能是第六祖;那么在印度又传了多少代呢?”关于这件事,现在文件中发现所谓二十八祖,固然是个笑话,就是神会的答复,也是一个大笑话。他说:“在印度传了八代。”传一千多年,只传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达摩和达摩多罗两个人弄成了一个人,所以说出八代。究竟有几代?说法不一。有说二十四代,有说二十五代,有说二十六代,有说二十七代,甚至有说五十一代的:这都是他们关起门捏造出来的祖宗。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要说他的老师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几代传下的,这是一个不能解决、无法审问的千古疑案。

  最后,我们看一看,神会革命胜利成功的禅宗是什么?为什么要革新?为什么要革命?从我在巴黎发现的敦煌材料,和以后日本学者公布的材料【这两个材料比较起来,我的材料前面多,日本的材料后面多】看起来,我们知道神会的学说主张“顿悟”。“顿悟”,是一个宗教革命。藉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繁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人也是这样。“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于心。只要发愿心就可以“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神会学说的第二个主张是无念,“不作意即是无念。”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譬如商朝的傅说,和周朝的太公,一个是泥水匠,一个在水边钓鱼的人,一时机会来了,一个贫苦的人一跳而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担负国家的重任:这叫做世间的不可思议事,出世的宗教也有不可思议事;所谓顿悟,就是一日豁然顿悟。中国有一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着苦修!这是神会积极的思想。

  消极方面,神会是反对坐禅,反对修行的。他说,“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禅。”“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祸福善恶,皆不离妄心。”凡是存着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众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神会的这种宗教革命思想,在当时所以能很快的成功,不是神会一个人打出来的,神会只是当时的“危险思想”的一部分。但神会的功劳特别大。因为神会是宗教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和财政家,可说是个革命家;他懂得用什么武器打击敌人,使他的宗教革命运动得到成功。

  总结一句话,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代表8世纪到9世纪这百多年来佛教思想慢慢演变为简单化中国化的一个革命思想。这种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最值得我们参考比较的,就是在《唐文粹》这部书中,有梁素《天台通义》的一篇文章,痛骂当时的危险思想;说这样便没有佛法,没有善,没有恶了。从这反对党的说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危险思想,的确是佛教中一种革命的思想。

  还有一种材料值得我们注意的。9世纪中叶【公元841年】,宗密和尚【一个很有学问的和尚】搜集了一百多家禅宗和尚《语录》。可惜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散失了,只存留一篇序文,长达万字,讲到从8世纪到9世纪中的多少次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宗密把当时佛教宗派大别为禅门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绝无寄宗,三是直显心性宗。二三两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会许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禅源诸诠集都序》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神会以外,还有许多革命思想的宗派。现在佛教中,还有一部《圆觉经》。这部经大概是伪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这只有一卷的经,他却作了很多的注解,叫做《圆觉经大疏钞》。这里面有很多禅宗历史的材料。

  刚才讲的是佛教内部的革命。最后要讲经过外面摧残的史实。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是摧残佛教最厉害的一年。唐朝学者——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是公元824年的事情;经过21年,到武宗时竟实现。当时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毁招提兰若【私造寺】四万余区,迫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佛教经典石刻都被毁弃:这是历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毁坏。

  后来武宗死了,他的兄弟做皇帝,信仰佛教,却是没有办法恢复旧观,因为经过这样大的变化以后,寺院的几千万顷田产被没收,十多万男女奴隶被解放;要恢复堂皇的建筑,没有钱怎样能做到?在这个环境下,只有禅宗派不要建筑。在9世纪中叶,佛教出了两个了不得的和尚:南部湖南出了一位德山和尚,北方河北出了一位灵济和尚。我们看他的语录,充满了“呵佛骂祖”的气味。举例说:古时一位秀才到庙里去,和尚不大理会招待;府台大人到了,和尚却率领徒众欢迎。等到府台走了,这位秀才问他:佛教是讲平等的,为什么这样对我?和尚回答说:我们是禅门;招待就是不招待,不招待就是招待。这位秀才掴了他一掌。和尚问他,你怎么打人。他回答也是说:打了就是不打。从敦煌所保留的《语录》看来,才晓得真正呵佛骂祖时代,才知道以后的《禅宗语录》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佛教极盛时期【公元700—850年】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偶然的。经过革命后,把佛教中国化、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

  佛教的革新,虽然改变了印度禅,可是仍然是佛教。韩退之在《原道》一千七百九十个字的文章中,提出大学、诚意、正心、修身,不是要每一个人作罗汉,不是讲出世的;他是有社会和政治的目标的。诚意、正心、修身,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做罗汉,不是出世的。这是中国与印度的不同。韩文公以后,程子、朱子的学说,都是要治国平天下。经过几百年佛教革命运动,中国古代的思想复活了,哲学思想也复兴了。这段故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新的看法。

  【载于台北《中央日报》1953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