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短篇小说集。萧红著。1937年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收入 《黄河》、《朦胧的期待》、《旷野的呼喊》、《逃难》、《莲花池》、《孩子的讲演》等七篇作品。这是萧红投身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后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作品大都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而创作。《旷野的呼喊》描写了松花江畔陈公公一家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态度。陈公公和陈妈妈反对儿子参加抗日义勇军,而他们的儿子却勇敢地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中。《逃难》则有力批判了某些人在抗战中自私自利的表现。中学教员何南生一向反对中国人,在逃难中他带着肥胖、胆小的太太和两个孩子及家中所有废物狼狈而逃,表现得极端自私。《朦胧的期待》表现了爱国军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的行动。女仆李妈暗恋着女主人的卫士金立之。金立之为抗战去参军。临上前线时,到女主人家话别。李妈趁金立之与女主人谈话之机跑出去为他买香烟,准备把自己的积蓄都给他。希望他做个有心人。等李妈回来时,金立之已经离去了,留给李妈的只是一些朦胧的期待。每篇小说的故事情节都很紧凑,语言朴实、凝炼,人物性格突出。

明代文言轶事小说集。 一卷。《千顷堂书目》题明杨名撰,入子部小说类,无卷数。今存有《盐邑志林》本,一卷,题明朱元弼撰,卷首有朱所作“引”。《丛书集成初编》本据《盐邑志林》本影印。朱元弼“引”称:“往予时有《犹及编》出入自随,所载俱盛德事。非真知灼见者不与也,不戒而为好事者持去,遂不复置于今且廿年。”后来他因“俗日益改”而复置此自随,“月书一事,不令有缺,或闻或见,或忆旧所闻见,足备鉴戒者,庶几警醒不自沉废云。”由此观之,朱原有《犹及编》已失,而此书成于万历乙巳(一六○五)年,是后来所记的“亦盛德事”,未知其原有《犹及编》是其自撰,还是杨名所撰。 篇中琐记时事,多为孝子烈女等。也有少许录自《读书镜》等其他书。共约四十来则,每则百字上下,都无标题而相杂列,其中写人述事不乏生动者。 《嘉善人陆某》则,写一青年“少有才貌”,跟其父“御史中丞某”在京读书,但是却“与邻邸女相窥”。久不能成奸,就请其馆师出主意,师让他“祷于城隍之神”。结果城隍神夜入中丞之梦,问明陆某是他的儿子,就把其子阴籍中的“某科状元”的记录一笔勾去,改罚“孤贫一世”,而对那个不配为人师表的馆师,则“命左右速抽其肠”。中丞半夜惊醒,馆僮奔告馆师腹痛难忍而死,而其子后来“终身行乞于市,无所归”。这个故事,是用一种迷信的方法进行说教,有警世意味。 《叶春华》则写一海宁卫军人,父早死,事母至孝,每日朝出暮归,晴樵雨渔,以供其母酒肉。其母性暴且多怒,酒食稍差即怒叱之,罚其跪以待食,达旦不命之起。邻人教他不必如此,他说“恐伤母志”,劝他娶妻,他说“恐不能事吾母”。最终得到县令的表彰。 《沈某妻宋氏》则,写一贫女宋氏,从小丧母,从姑而生,长大婚嫁沈某。一日其姑病,请巫医,久而未愈,巫医拒之曰: “除是割股,或可疗也”。宋氏遂待夫出, 自割股投入药内进姑食,姑疾愈乃起。此事后闻于邑云云。以上两则写至孝之人,也具劝世意味,但如此孝法,不免带有矫枉过正之嫌,有着明显的儒家说教的痕迹。

老舍短篇小说精选，第一流的幽默讽刺，让人大笑、摇头、拍手和流泪。老舍先生笔下有一众角色极鲜明而真实：缺乏科学知识的产妇家属，毫无素质的火车乘客，自欺欺人的“独立女性”，开医院的江湖骗子，自诩高尚的爱国青年，不被理解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物虽写在民国，也活在当下，这些作品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老舍先生对社会的讽刺又具备浓厚的地域时代特色，满溢着“北平人”独有的和气。他始终温柔，永远同情，一针见血之外总留着余地——真正代表着中国文学，是真正的中式精神贵族。这本选集收录老舍先生精干、饱满、戏剧冲突强烈的小说作品，力求展现老舍的京味语言魅力，以及这位“人民艺术家”对社会的思考。选编上打破经典作品集常用的创作时间顺序，按照阅读中的情绪变化，由喜入悲，由浅入深。每篇都能对应当下，让人掩卷深思。

短篇小说集。徐志摩著。列入“新文艺丛书”。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4月初版。除沈从文《〈轮盘〉的序》和作者《自序》外,收短篇小说11篇。其中《春痕》描写主人公逸原喜爱美丽动人的日本姑娘春痕,10年后见她肥胖丑陋,顿生嫌恶之心;《两姊妹》描写残疾妹妹陪伴神经病的姐姐20余年,对青春已逝深感悲哀;《老李》描写老李中学毕业当了校长,不学无术的前任校长竟唆使别人将他杀害;《轮盘》描写三小姐倪秋雁赌博输钱后痛悔前非的心理活动。另外7篇是《一个清清的早晨》、《船上》、《肉艳的巴黎》、《“浓得化不开”(星家坡)》、《“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死城》和《家德》。

侦探小说，民国徐卓呆著。小说里男主角韦心泉因为一起车祸导致一些幻想的内容“用夸张的形式浮到意识中来”，进而坚持认为自己曾经杀过人。而最终治愈韦心泉的，则是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大家”陈博士。小说里陈博士因势利导，通过虚构一连串犯罪逃亡故事，在病患头脑中制造出一系列惊险的幻象——闯进烟草公司、绑架经理、换上经理的衣服、逃过众人的追捕，甚至先后驾驶汽车和飞机逃亡，而韦心泉在幻想中抵达虚构案件真相的同时就意味着医生找到了他在现实中的真正病因，进而排解掉了韦心泉内心“宿着的思想”，最终治愈了病患。

刘半农著，《福尔摩斯大失败》第一案至第三案，1915年2月刊于《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二期，第四案，1916年4月刊于《中华小说界》第3卷第4期，第五案，1916年5月刊于《中华小说界》第3卷第5期。署名：半侬，标“滑稽小说”；后收录于胡寄尘选编的《小说名画大观》第二十三册（中华书局，1916年10月初版）。数年前，世界大侦探福尔摩斯自英伦来上海，以不谙世故，动辄失败。《时报》曾揭载其事。福大愤，遄回英伦。探务之余，悉心研究中国社会之种种色相，其苦乃大有类于苏秦之刺股。

《中国侦探：罗师福》是清末侦探小说家南风亭长的侦探小说代表作，也是晚清时期罕见的白话侦探小说，堪称晚清版“东方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主人公罗师福，名字取“师事福尔摩斯”之意，是诞生于大侦探“霍桑”之前的“东方福尔摩斯”。于宣统元年七月初一（1909年8月16日）至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六（1910年1月16日）连载于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1—154号，含第一案十三章，第二案九章。此次整理版本乃是当代的首次结集，以目前所见连载版为底本，并从中遴选出50余幅和剧情紧密结合的插图，也让当今读者一品带有绣像的侦探小说。

本书完整收录老舍40年76篇散文经典，特选10篇以上少见篇目。 有游记闲谈，有小品文论，有日记书信，或说景或写物或谈人或论事，无一不有情、有趣。 老舍是公认的幽默大师、语言大师。他的文字至真至纯，语言俗白生动。字里行间透着质朴的天真和入世的睿智，又有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饱含对生活的思考，读来暖心治愈，不忍释卷。

赵苕狂的《胡闲探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滑稽侦探”小说集，可谓当下“幽默推理”小说类型之源头，也是民国“反侦探”类型的代表。小说主人公胡闲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失败的侦探”，在中国诸多名侦探中占有一席之地。本书收录目前可见的“胡闲探案”系列小说八篇：《裹中物》《榻下人》《谁是霍桑》《新年中之胡闲》《胡闲探案》《狭窄的世界》《鲁平的胜利》《少女的恶魔》，是该系列诞生近百年来首次完整结集。

短篇小说集。工人出版社1956年出版。作者王愿坚,山东省诸城县人,1954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这部集子收入了他初期的作品。其中《党费》一篇发表后即引起巨大反响,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党费》的女主人公、共产党员黄新,是老苏区女英雄的典型之一,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红军,红军长征后,她带着5岁的女儿在和党失去联系的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千方百计为留在山上的游击队腌制咸菜,并用咸菜代替银元交纳党费。她把咸菜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甚至舍不得让自己的小女儿吃上一口。当游击队的同志生命危急时,她从容镇定地把孩子托给组织,牺牲自己,保护了同志。小说结构谨严,语言凝练,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把黄新这个普通党员对党的赤子之心表露得淋漓尽致。另一篇《粮食的故事》,也是闪耀着崇高革命精神的感人之作。小说主人公郝吉标,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粮,在敌人闻声追击的紧要关头,他毅然叫儿子去引开敌人,自己完成了送粮任务,这种为革命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幼子的行为令人心灵震颤。王愿坚擅长写革命战争题材,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富于激情和魄力的人物形象,深深地感染了读者,是当时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文学新时期以来,他又发表了《路标》、《足迹》等小说,仍是以红军长征前后革命前辈可歌可泣的事迹为素材,受到读者好评。

东晋笔记小说集。东晋葛洪撰。2卷。葛洪,句容人,字稚川,官句漏令。所著言黄白之事曰内篇,其余驳杂通释曰外篇。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所著几近500卷。但此书旧载亦作西汉刘歆撰,葛洪辑抄,或作梁吴均撰。原书2卷,据《直斋书录解题》,宋人分为6卷。今2卷、6卷两本并行。是书摭采繁富,取材不竭,葛洪书后有跋,称“以补汉书之阙”。托刘歆语气,叙西汉传闻遗事、掌故、长安宫室、苑囿,间杂怪异。所记饮酎、汉彩女穿七孔针于开襟楼、民间重九佩茱萸、饮菊花酒等故实,皇帝舆驾仪制、七轮扇的制作、新丰的辟建及未央宫、昆明池、上林苑的规模等,均有裨于考证。是书还载有卓文君、王昭君、匡衡、扬雄等人的轶闻故事。今有1卷本,题汉刘歆撰,收入《历代小说》、《说郛》; 6卷本,题汉刘歆撰,收入《古今逸史》、《汉魏丛书》; 6卷本,题晋葛洪撰,收入《稗海》、《四库全书》等; 清卢文弨校本2卷,收入《抱经堂丛书》。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有校点本。

童话译作集。分一、二两卷，卷一收《一千零一夜》《渔者》两篇，卷二收《猫鼠成亲》等15篇。署“上海周树奎桂笙戏译，南海吴沃尧趼人氏编次”。光绪二十八年孟夏（1903年5月）上海清华书局出版。首冠吴趼人序及周桂笙自序。译笔忠实,虽用文言,但平易活泼,饶有风致,明白晓畅。本卷据上海清华书局本点校收入。

《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署“上海新庵主人译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吴趼人应周桂笙（即新庵主人）之请，为之编辑并作序。并将周桂笙原为《知新室新译丛》所写《弁言》置于卷首。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吴趼人去世后，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计得九十题九十四篇，与其所著《新庵随笔》合编为一册，合称《新庵笔记》，其中卷一、卷二为《新庵译屑》上、下，卷三、卷四为《新庵随笔》上、下，并增任堇《序》一篇，于1914年8月由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知新室新译丛》，共计二十篇，全部入选《新庵译屑》。 （二）《新庵译萃》，共计六十七篇，入选《新庵译屑》者五十九篇。 （三）《自由结婚》，同题四篇，均入选《新庵译屑》。 （四）散作十题十一篇，除《俭德》一篇选自《新庵随笔》外，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周桂笙新增译作。 在《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二篇。此外，原《新庵译萃》中有一篇《欧洲糖市》，也附吴趼人的评语，而《新庵译屑》漏收，今为之补入。如此，《新庵译屑》总计为九十一题九十五篇，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

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列入“大众文艺小丛书”。作品描写了解放区供销合作社新旧人物矛盾和斗争的故事。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的孩子”,但是“因为家穷”,“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几百”。1942年减租减息后,他在与合作社旧经理、原来的高利贷者张太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群众推选他任合作社经理。当上经理后,三喜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克服缺少文化的困难,掌握了合作社的业务知识,战胜了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掌柜王忠的捉弄和刁难,如磨洋工、装病等,办好这个小小村的合作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经理。小说以通俗、形象的语言,简短的篇幅,表现了合作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人。

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4期。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潘永福是山西沁水县农民出身的干部,参加革命前热心为群众办事,又有熟练的生产技术,深受群众爱戴。参加革命后当了农村干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作品着重表现他在1959年和1960年办农场、修水库等工作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尤其在经营管理上,讲究实际,精打细算,管理有方。作品选择人物一生中的若干典型事例,热情歌颂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无产阶级实干精神,是对当时“浮夸风”的有力批判。小说一发表,是一篇切中时弊、醒人耳目的优秀之作。

短篇小说。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60年11期。写76岁的“老技术”陈秉正是山区特等劳模,公社化后进了敬老院,但他三天后就闲不住,要求出院,到大队教练组教青年学技术。他的儿孙们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想保护那双劳苦功高的手。他在物资交流会为队里买桑杈,在县招待所里主动打扫环境卫生时,两次丢失了手套。手套找回来,他便还给儿媳妇,并说:“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作品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勤劳朴素的美德和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干精神。全篇以手套为中心线索,把一些零碎小事联缀成篇,结构新颖独特。茅盾在《文艺报》1961年第4——6期发表《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其中对《套不住的手》作了高度评价: “几乎没有一般小说所谓故事,全篇的结构(同时也是重心)建立在主人公的两次戴手套而又两次丢手套这样近于插曲的基础上。” “这篇小说的取材,是别开生面的。通过一双与众不同的手,戴不住手套的手,描写了主人公的勤劳朴质的高贵品质。而且也描写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茅盾认为这篇小说“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整篇是娓娓而谈,谈到哪里就是哪里,布局虽然不拘规格,好在行文从容自如,因而不觉得有拖沓之感”。

短篇小说。初载1935年5月5日《青年界》第3卷第3期。初收1934年9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赶集》。又收入1947年4月晨光出版公司《微神集》和1956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舍短篇小说选》。现收入《老舍文集》第8卷、《老舍小说全集》第10卷。本篇以人物速写方式,写“我”在火车上见到的一位穿马裤的先生。他一上车就一迭连声地喊茶房、要手巾、讨开水,要这要那,支使得茶房团团转,也闹得别人不得安生。这是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处处对下人摆架子、耍威风但骨子里充满奴性,而又不懂礼貌、不讲文明的人。小说以一系列典型细节的夸张表现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描写生动,语言幽默,在笑声中鞭挞了自私庸俗和无耻,是老舍幽默讽刺小说中的名篇。老舍后来把它改编为独幕剧《火车上的威风》。

《刘二和与王继圣》是赵树理一篇没有写完的小说。他计划写三部分，每部分三章。但实际上只发表了前三章，后来又在他家属保存的遗稿中找到了第四章第五章。本篇前三章初刊于1947年太行华北新华书店编辑的《新大众》杂志。曾编入1958年版《赵树理选集》；但删去了每章前原有的小标题。本集在收辑这篇作品时，参考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的《赵树理文集》，增收了作者遗稿中的四、五两章，并恢复了每章前的小标题。

赵树理著。发表于1949年5月14日《大众日报》。贫农秋生,解放前生活极端贫困,曾向人求乞,甚至偷过邻居的南瓜豆荚之类。地主王先生把秋生看作“大害”。解放后秋生分得了菜地,种上了南瓜,田寡妇为人小气,轻信地主宣传,对秋生处处怀疑,步步设防,生怕秋生来偷她种的南瓜。不久,秋生种的南瓜获得丰收,让田寡妇随意去担他的瓜,使田寡妇再也无心看瓜。贫雇农的慷慨与中农的吝啬形成了鲜明的性格对比,通过这一对比,表现了贫苦农民的善良本质,显示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农民,在生活和精神面貌上的巨大变化。小说情节集中,结构精巧,性格鲜明,以小见大,展现了农村新风貌。

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西安西北新华书店1949年7月初版。作品原载1946年6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小说通过小学教员王老三的现身说法表现了粮食是用劳力换来的主题。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王家庄办理减租”,“按法令订过租约后”,地主王老四不服,他说,“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为什么偏要叫我少得些”,“一千年也不能跟你们思想打通!”面对王老四的不满,王老三叙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大前年由于“日本人和姬镇魁的土匪部队扰乱,又遭了大旱灾”,粮食歉收,佃户老常找王老三借粮不成,被饿死。从此王老三的地就没人种了,这年他家颗粒无收。第二年,王老三和妻子决定把3亩菜地种上庄稼。王老三由于刨地,累得“胳膊腿一齐疼”,双手还“磨起了两溜泡”。妻子因到地里送粪,弄脏了白鞋,手上也磨起了泡,“气得她咕嘟着嘴跑回去了”,最后王老三在“邻家小刚”的帮助下才把粪送到地里。因为他们锄草不利,3亩地只打了5斗谷。“这 一年,人家都是丰年”,他家却是歉年,“收完秋就没有吃的了”。王老三终于悟出了“再不要跟人家说地板能换粮食。地板什么也不能换”的道理。作品所描写的王老三这个人物的真实性虽有争议,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解放区报刊杂志都刊载了这篇作品。

一作《娇红记》。文言短篇小说。元宋远作。写宋书生申纯随父居成都,因考试不第,至邻郡眉州母舅王通判家小住,与表妹王娇娘相见而互生爱慕之情。侍女飞红,初阻二人接近,后娇娘屈意事飞红,红反助之,二人遂得成幽会。申父托媒向王通判求婚,通判不许。既而得知二人幽会事,方欲许之,而帅府为其子求婚不能拒。娇娘以忧卒,申生闻讯自缢,死葬于锦江之滨,俗鸳鸯冢云。全文长达一万七千余字,以一对有情男女相爱而不能成眷属的悲剧故事,谴责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为元代传奇小说之代表作。今存明建安郑云竹刻本,题作《申王奇遘拥炉娇红记》,收入《国色天香》、《花阵绮言》等书,后又为郑振铎编入《世界文库》第三卷。

沈起予著。长篇小说。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第21种。作品反映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沉浮。作品的主人公叫孙丘立,家在四川农村,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供儿子在县城读书。孙丘立在学校受“五四”余波的影响,奔赴大城市,参加学生运动。在南京他接受了新思想,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担任汉口某保卫队的分队长。奉命带兵镇压纱厂的罢工运动。他与工会负责人以礼相待,和平解决了罢工事件。小说的主人公可算是革命者,但他对革命理解不深,又不够坚定,他不是革命大潮中的弄潮儿,只是其中的一片小浪花,随波逐流,飘摇不定。作者试图从孙丘立身上寻求到当时青年的盲目热情、苦争和沉浮的身影。所以作品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孙丘立漂泊于南京、上海、广州、汉口追求革命,正是当时许多青年的缩影。作品也表达出先进知识分子走出四川投身更广阔的社会,接受急进时代思潮的愿望。作品还用几分眷恋之情,描述巴山蜀水的乡风民俗。孙丘立最后失望回到了家乡的结局,正是作者思想苦闷的投影。作品取材独特,展示社会生活广阔,博取四方风情,使作品独具一格。

道教神仙故事集。葛洪编撰。有汉魏丛书本。作者《自序》称:“弟子滕升问神仙之有无,因抄集古代之仙者,或见于仙经及百家之书,或闻诸先师、耆儒,总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目的在于借古代神仙修道养生,变化飞升故事,证明道教求仙之说并非子虚乌有,宣扬神仙可学。本书载古代神仙故事94则,上起远古神话人物广成子、容成公,下逮魏晋间方士左慈、葛玄等,每人一传。其文字记述,或因事沿饰,或索隐怪迂,人不数事,事不数言。魏晋间此类传奇志怪小说传世颇多,如托名刘向之《列仙传》、干宝《搜神记》、王嘉《拾遗记》、张华《博物志》等等。本书在诸书中流传最广,为研究道教史及中国古代小说者所重视。

长篇小说。黄谷柳著。1947年至1948年间连载于香港《华商报》,随后分《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山长水远》三部出版单行本。小说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从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虾球的形象。虾球原是香港丝厂小工,因工厂停产,当小贩又无法谋生而离家流浪。他当过流氓的“马仔”,又被流氓土匪头目鳄鱼头所收用,曾参与“爆仓”抢劫,进过监狱,参加过扒手集因,甚至亲手偷了父亲在海外做十五年苦工所积下的血汗钱,终于痛苦醒悟,决心回大陆寻找游击队员丁大哥。在途中,他被抓做壮丁,逃出后饥寒交迫,万般无奈中拿性命去赌博,并再次上过鳄鱼头的当,差点丢了命。经历千难万险,虾球终于参加了游击队,后打入鳄鱼头部队,为分化、击溃这支土匪武装立下功劳。通过虾球的经历,作品揭示了半殖民地化的南中国糜烂、腐朽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下华南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从而形象地显示了一个真理:城市底层的劳苦群众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清除旧社会的污垢,获取自由的新生。整部小说既有章回小说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的特点,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南国的地方色彩;作者运用广东和香港的方言,对港澳、广州等地的都市生活和市民阶层风俗人情作了传神的描绘,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别开生面。

短篇小说。吴浊流著。初载1944年4月台湾 《民生报》。后收入1977年9月台北远行出版社版 《吴浊流作品集 (卷二)》。小说描写日据时期 “皇民化运动”中有可贵民族气节的母亲和奴性十足的儿子的冲突。先生妈的儿子钱新发出身贫寒,毕业后娶了有钱小姐为妻,依附妻家和当地官绅发了迹,就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成为爱钱如命的守财奴。在日本殖民统治者推行“皇民化运动”中,他趋炎附势,迎合日本人心意,成了新的暴发户。他丧尽民族气节,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人豢养的走狗奴才。他要把自己的家建成模范的 “国语家庭”,受到了来自母亲先生妈的坚决抵制。她至死不过日本式的生活。平日里讲台湾话,睡台湾床,吃油条烧饼,亲手用菜刀剁烂儿子为她买的日本和服。对儿子甘当走狗的无耻行径十分愤恨,并时常加以斥骂和责打。先生妈为人正直善良、乐善好施、她身上有着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是一篇揭露、抨击“皇民化运动”的力作,是讨伐民族败类的檄文,也是歌颂民族精神的赞歌。它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母子两个形象:一个是凛然刚毅,永葆崇高的民族气节;另一个则嗜钱如命,奴性十足,辱没民族尊严。作品美丑对照,褒贬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