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自从在新文化运动中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一干人“打拚”一回而以失败告终之后，林纾就基本上以一个“拚此残年以卫道”的挡车螳螂的滑稽形象存在于后人的叙述中。1919年2、3月，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张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这两篇作品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教授（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一通。当时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大本营，白话文学主张由教授倡导发展到学生普遍参与，学生们主编的《新潮》

“灵和”是一个长期被道教界、道教研究者遗忘甚或忽略的术语。而实际上，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灵和”思想，可统称之为道教“灵和主义”。关于道教“灵和主义”的概念意涵，下文拟以道教基本经典《道德经》为中心进行阐释。其一，道教“灵和主义”是一种态度，主张柔和恬淡、清心寡欲。《道德经》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r

“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老子》与《荀子》等作品予以理论化。时至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作品对“数”与“数字”也颇为钟情，董仲舒更是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从而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因此《春秋繁露》中出现了数、大数、天之数、制度之数等范畴。基于此，董子运用以数诠经、以数解人、以数释天、以数统政等诠释范式建构出独

宋鼎南移，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孝宗乾道、淳熙之间，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都是中国学术史上坐标式的人物。吕祖谦居于浙东金华，是“浙学”的创建者。张栻初居于严州而后居于长沙，是“湖湘学”的创建者。朱熹居于闽西武夷，是“闽学”创建者。史称张、朱、吕为“东南三贤”。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后起于抚州金溪，是“心学”的创建者。理学家“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rdqu

在这个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如何看待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各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有一个不好的思维方式，就是片面化和极端化。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法家思想被看作是革命的、进步的，因而被肯定和赞扬，儒家思想则被看作是腐朽落后的，因而被否定和批判。而近些年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大力的弘扬，法家思想却被认定为代表封建专制而被贬抑。学术界对儒家和法家的评价完全反转过来，但是或者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的思想方式并没有改变，而这种思维方式无法让我

一、“狸猫换太子”传说由来有关北宋仁宗皇帝身世的“狸猫换太子”传说在元杂剧中已略见雏形，由于富有戏剧性，后来便被演绎成为京剧、越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遂众所周知。近年，又有了长达30集的电视连续剧《大宋奇案狸猫换太子传奇》，更家喻户晓。传说在宋真宗的皇后去世后，刘妃和李妃都怀上身孕，为了争夺皇后之位，刘妃串通太监和产婆，在李妃分娩昏迷之际，用一只剥掉皮毛的狸猫换走刚出生的太子。真宗看到狸猫以为李妃产下妖孽，遂怒将李妃打入冷宫。因此刘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

关学与洛学同为理学的创建者、奠基者。程颢智慧创新理学的新思维、新观念、新学风、新称谓；张载则阐明理学的宗旨和方向，是指导理学为学思辨和笃行的纲领，也是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的宣示。其《西铭》以天地为人类父母及民胞与物与的思想，以及“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命运共同体观念，为天下确立共同体文化价值，并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孝亲、仁民、爱物的共同体的本根与“太虚即气”的形而上学相融合，构成体用

自晚清以来，学界提及明代改革，主要讲的都是张居正改革。事实上，忽略嘉靖革新而仅谈隆庆、万历时期的变革，有明显的局限性。作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张璁与明世宗一道开创了嘉隆万改革，书写了中国历史上君臣齐心协力来共同推动变革的模式。要真正认知明代改革的特点，必须正视张璁的改革精神，充分肯定张璁时代变革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张璁，成化十一年（1475年）出生，明代浙江永嘉县（今浙江温州市龙湾区）人，字秉用，号罗峰。嘉靖十年（1531年），因“璁”与朱厚熜之音同，世宗赐改孚敬，赐字茂恭，变罗峰为

在时间上，我们离鲁迅先生远了，但在心灵上，我们或许更加靠近，相比从前能更平静地去体会他作品的好、体会他作品里的真，更深刻地感受一颗赤子心多么可贵 敬佩鲁迅，敬佩的是他的光辉艺术成就和沉默而坚定的校订、译介之功，更该敬佩的是他不保留的赤诚，不犹豫的“剥脱”；重读鲁迅，读的是中国新文艺进程之初的精华，更读的是身在时代进程中不做无所谓的旁观者的责任感今年适逢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与“鲁迅”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强烈地感受到，55年这一段并不算

“以人为本”四个字家喻户晓，这与“民惟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等等儒家之论是一个意思。论述儒家这种思想的文章比比皆是，囿于所见，论述法家“以人为本”的似乎很少。在此我做点简说。法家可分为两大支——晋秦法家和齐法家。这个问题另行讨论。齐法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法儒融合，齐法家明

金门古称“浯洲”“仙洲”，简称“浯”，自五代时起即被划为泉州属地，辖于同安县。金门历史上曾有四大书院，先后为建于南宋的燕南书院、元代的金山书院和浯洲书院、清代的浯江书院。其中，至少有两座书院与朱熹有着直接的联系。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年称晦翁，又号考亭先生、云谷老人等，祖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生于福建省尤溪县，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一生著述鸿富，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教

梧桐意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而且具有多层次性，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历过多次嬗变。特别是孤桐意象，更是经历了由祥瑞、美好到孤独、悲苦再到怀才不遇、清高、孤直、刚毅的嬗变历程。此外，《禹贡》所载“峄阳孤桐”是制作琴瑟的上好材料，作为文学母题，孤桐意象由此延伸到乐声特质领域，由治世之音、清乐之音、怀古之音到呼唤知音、寻求知音再到酬谢知己，进一步丰富了孤桐意象的文学内涵。梧桐自古被视为柔木、嘉木，是祥瑞的象征。《诗经·小雅&middo

于佑任手书“横渠四句”资料图片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是北宋理学创立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高度评价张载之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称其“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载为后世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相当丰富。其中，最具特色并能为中华民族留下永久记忆的是：“尊礼贵德”的人文价值、“横渠四句”的太平理念

关学自张载立宗开派，迄清末殆八百余年。张载以千古造道之勇，“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不唯建立孟子以迄宋世“未之有也”之宏大思想体系，且以“学古力行，笃志好礼”，成为一代“关中士人宗师”。当时“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蓝田诸吕，武功苏季明，三水范巽之、张芸叟，长安李潏水，武功游师雄等，并立张载门下，接续横渠遗风。然张载殁于临潼，哲人其萎，关学衰微。诸吕、范、苏等，转入程门，唯为传道

20世纪70年代末我研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1981年在《文史哲》第2期刊物上发表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的文章，1984年又集结有关论文出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虽然“秦汉新道家”这一提法曾经受到学界广泛的注意，但明确赞同和使用这个提法的人不多。而同时引起的一个研究就是黄老之学的研究，先后有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

赵Zhào：伯益的后裔造父为周穆王驾车，穆王把赵城赐了给他，其后代以国为姓。赵匡胤是宋代的开国皇帝，据说赵姓放在第一位与此有关。钱Qián：彭祖的孙子彭孚在西周朝廷中任钱府上士，其后人以其官为姓。孙Sūn：周文王的一后代叫惠孙，他的后代以他的名字“孙”作为姓。李Lǐ：皋陶的后人理征因得罪纣王被处死，其妻儿在一棵李子树下摘果充饥得以活命，其后人为纪念李子的救命之恩改为“李”姓。周Zhōu：相传黄帝时就有一位叫周昌的大

辽道宗在宗元之乱后，对皇亲国戚失去信任，重用出身平民的耶律乙辛等人，不断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争斗。懿德皇后萧观音因谏阻辽道宗狩猎而渐受冷遇，为弥补感情裂痕，作《回心院》词，并将其谱曲，希望道宗皇帝能够回心转意。是时宫廷乐队中的伶人大都不会演奏此曲，只有汉人伶官赵惟一能演奏。因罪被没入宫中的宫婢单登原是耶律宗元的奴婢，也擅长演奏琵琶、筝等乐器，对于皇后召赵惟一进宫演奏《回心院》，颇为不满。又加之皇后曾进谏道宗对在宫中服役的罪犯家属应多加预防，因而对皇后更加怨恨。大康元年（1075），辽道宗诏皇太子耶律濬总

《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其中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大多数是写包公断案的公正与神奇。其实,那里面只有一篇 《割牛舌》的本事见于《宋史》包拯传,九十九个都是别人的或虚构的。所以,人们常说,戏曲、小说中的包公形象是一个“箭垛式人物”,“滚雪球式人物”。包拯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卒于仁宗嘉祐七年(1062),庐州合肥人。从《宋史》、《宋史新编》、《东都事略》、《隆平集》、《名臣碑传琬琰集》、《包拯集》乃至包拯墓出土的墓志铭等信史资料来看,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链条之中，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阳明心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一个环节。它以儒家学说为根荄，整合了包括佛教、道家（道教）在内的不同思想形态的合理内涵以及宋代以来理学思想之精义，完成了以“良知”为根本理念的思想体系架构，体现出极为宏阔的理论涵容度与相当精致的思想结构。它要求把人人本具的“良知”落实于个体现实生活的实践领域，实现个体的经验生存与其本原实性的同一、实现存在与价值的同一，从而达成“致良知”与“知行

汤显祖虽享誉剧坛，但在戏曲史上，人们对他的音律主张与实践并不都是肯定的。所谓“汤沈之争”给人们的印象是，汤显祖的曲学修养似乎欠佳。这一印象是否符合事实，不妨从他的唱曲活动入手，略窥一二。汤显祖幼而好乐，读书侍亲之余，往往“载音于彤管”。十五岁开始研习声歌之学，成年后，“戏逐诗赋，歌舞游侠”。汤氏留存后世的诗文中对此颇有记载。他常常与友人“歌随凤咮管，酒酌龙头铛”，“歌风扬激楚”，&ldq

作为“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执着于破旧立新，建立一套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利益的新体制、新秩序。为此他自立门户，聚徒讲学，且热衷游说，不输儒者，故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说。墨子“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归纳起来有十项，或称“十论”。即“兼爱”“非攻”“天志”“明鬼”&ldqu

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将中国称为“一个如神圣礼仪般存在的人类社群”。年复年，日复日，礼仪生活交织着种种敬意与温情，在我们这个和谐大邦世代传承。《管子·牧民》：“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其中，“四维”指的是礼、义、廉、耻。“四维”是国家运行的重要支柱，礼绝则国倾，义绝则国危，廉绝则国覆，耻绝则国灭。国家顺应礼制法度才能使

王子成，字庆之，自号极乐居士。著有《礼念弥陀道场忏法》。赵秉文赞“未曾有也”。“极乐居士，是汝导师。当知此忏，诸资粮具”李纯甫认为“乃学佛之捷径”。明成化四年(1468)秋，宪宗皇帝为其父之丧，尝印《弥陀忏法》安于殡侧。近人顾净缘这样评价：“网落群籍，蔚为巨制，文义整瞻，靡所不包，千百年来，西方之教，至此又一集其大成焉。”[1]此书也流传至高丽、日本。《礼念弥陀道场忏法》总共分为十三门：第一，归依西方三宝，第二

《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书》之大经大史地位，莫可比肩。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的当代价值正日益彰显。一《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朝鲜时期对阳明学的认知开始很早，按照朴祥编写《辨王阳明守仁传习录》的时间推断，应该是在中宗十六年（1521年）。此时王阳明才50岁，距离其代表作《传习录》首次在中国刊行（1518年）才过去三年而已。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朝鲜学界有不少响应阳明学，或至少是对阳明学抱有好感的学者，而且这些学者大都是这一时期在学界和政界享有知名度并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南彦经、李睟光、崔鸣吉等人。但在以朱子性理学为宗的朝鲜学界，道统显得尤为重要。自1392年朝鲜王朝建国后，当时的朝鲜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创业期，前期学者郑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