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陈宏谋撰，家庭女教读物。分两部分:女德二十四条,四言无的;女戒八十条,五言短语。词义浅易,虽未识字,也能一听了然。是一本封建女教通俗读本,收入《西京清蒐从书外编、女学七种》、《东后雨掌刊书・女儿书辑八种》。

清代兴国朱浩文星源撰。光绪二十六年(1900)听雨堂刻本。专为教育妇女恪守封建道德品行而作的女子训教书。全书包括叙议意、女道章、妇道章、母道章、懿范章等五章。仿效宋代《三字经》体例,以三字句白话文形式,训教女子要三从四德,做贤妻、良母、孝女、节妇,告诫人们女子一生下来就要教诲她学礼法、守闺房、少出门,“七八岁,讲伦常,十岁后,做女工,刀剪缝,蚕织事,无不通”;“十四五,将做媳,门内事,件件精,露头面,人贱轻”;“十八九,出嫁时,一切事,父母命,莫差错,谨顺从”;对待丈夫要“视为天,一切事,听夫婿,义最重,职当全,夫怒责,忍吞声,不生育,劝纳妾,休嫉妒,丈夫死,女要守,死事小,失节大;”要妇女“事翁姑,首敬顺,不并立,言必从”。总之要女子“讲三从,说四德,能终身,为准则”。在懿范章中,还列举众多“女范”、“妇范”、“母范”,要妇女效仿。《女三字经》三字一句,对仗工整,押韵顺口,节奏明快,便于记诵,在民间流传很广。

一卷。旧本题周缠子（生卒年不详）,国别不详。《汉书·艺文志》无录，今存佚文，本诸子抄，收为墨家第五。 关于缠子，我们已经完全不清楚他的姓名、国别等等资料，甚至生平都不大清楚。唯一知道，他是六国时人，墨家的学徒，与儒家的学徒董无心（《汉书·艺文志》有《董子》一篇，在诸子儒家类）相见论道。 《缠子》一书，汉、隋、唐志皆不著，书亦佚。马总意林始载《缠子》一卷，引其书二节。大概《董子》一书记述二人之事，故亦称《缠子》。今仅存译文六条。收入本诸子抄，为墨家第五。 班固《汉书》、《隋书·经籍志》均未著录该书，唐宋之间，始见征引。由于其书有董无心论难之语，往往又称《董缠子》，盖附见于《董子》书中，非有专书。清人马国翰辑《董子》于儒家，又辑《缠子》入墨家，两书本为一帙，非有两书，用之者不可不戒。现存的版本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等。

《汉礼器制度》是秦、汉之际薛县叔孙通所撰的典制文献。《隋书经籍志考证》称，《仪礼·士丧疏》引郑玄注：“凌人曰：汉礼器制度，大槃(同“盘”)广八尺，长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周礼·天官疏》曰：“叔孙通前汉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郑君(玄)依而用之也。”《周礼·夏官疏》曰：“冕礼，《周礼》无文，叔孙通作《汉礼器制度》，取法于周，今还取彼以释之。”旧列史部政书类。久佚。收录于《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篇》

西汉张霸伪造。将《今文尚书》分为数十篇，又采取《左传》《书序》作为首尾，编成一百零二篇，故名。此书早佚。汉书儒林传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或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较之，非是霸辞受。《汉魏遗书钞》收辑文七则。

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10月再版。本书系作者自传《我的生平》一书部分章节的单行本。作者曾以论文形式在杂志上发表此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后来神州国光社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在书中作者主要对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实验主义方法作了批判。并对胡著中的某些论断诸如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及其思潮，诸于哲学勃兴的原因，老子、扬朱、庄子、孟子、苟子、墨子、别墨、法家、及前三世的哲学思潮的理解和评价、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等问题，均提出了不同看法。书前有著者自序；再版时改名为《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全书分为12篇。

两卷，清李拔式编。李拔式生平履历不详。是一部推广普及《尔雅》的启蒙著作，卷首有李氏自序。上卷，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下卷，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宋蔡节撰。十卷。在体例上,解说《论语》章句处,凡全用一家者,则独书姓名;于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于末。其润色以己意者,则曰:“本某氏。”皆谓之集,或附己说于后,则别曰:“节。”谓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其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于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之。是时,朱熹之说已行,故该书大旨率从朱熹《四书集注》,其间偶有异同者,如释“贤贤易色”,为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释“攻乎异端”,谓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谓知鲁之僭禘则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谓无所取桴材。释“不有祝鮀之佞”(《雍也》)三句,谓美色尚不足以免祸,唯口才乃可免。释“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于齐国。释“五十以学《易》”(《述而》),谓夫子是时年未五十,故云加年。释“不恒其德”一节,谓别为一章。谓“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为子路之言。又谓“有马者借人乘之”即史之阙文。“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于女乐,故乐官散去。所释均可备一说。其诠释简明,体例清整。但其中亦有牵强穿凿之处。有《通志堂经解》本、《奥东书局刊本》等,又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南朝梁刘峻撰。此论约作于天监八年（509），因不被梁武帝任用而作。李善云：“孝标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艰危，仅至江左。负材矜地，自谓坐致云霄。岂图逡巡十稔，而荣惭一命。因兹著论，故辞多愤激，虽义越典谟，而足杜浮竞也。”（《文选》卷五十四）“辩”，《梁书》《艺文类聚》作“辨”。开篇以君臣议论管辂为引子，然后以“余谓士之穷通，无非命也”进入正题。接着列举周公、孔子等古代先贤与近世秀士的遭际，说明即使是“上智”也无法逃脱“命”的掌控。然后他详述“非命”论之“六蔽”，对其展开猛烈攻势。最后重申自己观点：“然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治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赋也。愚智善恶，此四者，人之所行也。”他认为个人的德行修养与贵贱贫富之命运无关，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修道德，习仁义，敦孝悌，立忠贞，渐礼乐之腴润，蹈先王之盛则”依然是“君子之所急”。文章借言管辂穷困不达，寄寓对人生穷通的愤慨。其中有云：“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珪璋特秀，实海内之名杰，岂日者卜祝之流乎？”“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这样的借题发挥，实有作者自己的遭遇和感慨在内，是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典型反映。借论性命穷通而寄托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实际上却是对吉凶得失、成败利钝与贤愚善恶的不能相称表示了疑问和悲愤。此论有为而发，文采斐然而气骨凛然，铺陈排比，杂糅了辞赋的手法，古今皆推为名作。明人孙矿评云：“辩论不穷，藻绘有余，第调法无左马之苍劲，遂觉饶思而乏势，富辩而寡韵。卑卑气格，去西京殊远。盖时尚若兹，即高手未能超出。”（《文选集评》卷十三）清人何焯评云：“全篇多有激之谈，收束愔愔德音，乃殊庄叟元谈，荡而不归也。”（《文选集评》卷十三）

简称《四书集注》。南宋朱熹编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四书》之名始由此定。朱熹称其“集注”乃多年研究成果,“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而且“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中庸序》)。选取前人注解并附己意,多从义理上发挥。在《论语集注》中以《学而》篇用力最深,认为“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学而》案语)。对解释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谓:“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孝悌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以“爱之理,心之德”的概括解释孔子的“仁”。颇具道学家义理之学的特色。明清时期御定为读注本。版本甚多,卷数略异,以《四部备要》本为佳(有1957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另有明嘉靖年间广东崇正堂刊本、南康府六老堂刊本等。

此《五经类语》由明代梁宇乔编撰。全书共八卷，前七卷分修齐、治平两门，修齐门有六十二子目，治平门八十七子目。修齐治平出自《大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卷八为杂著拾遗。其内容为摘取五经之语，并加以阐述。此本应为清康熙时期果亲王府精钞本。原书无序跋，宇乔宗谊事迹并无考。《中国善本书提要》关于清抄本《五经类语》提要在介绍清抄本《五经类语》的刊刻人员中写道：“余疑施宗谊、吴民泰并是 (清) 果亲王府教师，盖为王府所编参考读物也。此本书写极工，疑出吴民泰手。”

此《三经评注》明代闵齐伋辑刻。全套共五卷，分三种：宋代谢枋得、明代杨慎批点《檀弓》；明代郭正域批点《考工记》两卷；题宋代苏洵批点《孟子》两卷。此为明万历四十五年吴兴闵氏套印刊本（前两种为朱墨套印，《孟子》为朱墨蓝三色套印）。 《檀弓》为《礼记》中一篇名，分上、下两篇，内容杂记先秦礼仪，以丧礼为主。宋谢叠山批点，卷末附闵齐伋识语，明万历四十四年朱墨套印本。 《考工记》是《周礼》的一部分。是中国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这部著作记述了齐国关于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明郭正域批点，明万历四十四年朱墨套印本。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 “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孟子》二卷，宋苏洵批点，前有朱得之序，卷末附闵齐伋跋，明万历四十五年三色套印本。

十二卷，提荆溪后学王升著，同邑后学吴骙校。王升明代人，生卒年不详。生平履历不详。明万历16年（1588）贺邦泰序刊本，平装为1册。

诗经注本。三十二卷。南宋吕祖谦(1137—1181)撰。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东莱集》等。此书是宋代汉学家的《诗经》代表著作，它坚守序、传、笺、疏，按序说诗。在诗篇正文之前，首列《诗序》。各章之后，分列诸家之说，自毛苌以后，凡引四十四家。书中所称“朱氏曰”者，即所采朱熹早期的见解，其后朱熹疑序，自变前说，吕祖谦则仍坚守毛、郑，成为宋代汉学的最后壁垒。陈振孙称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按汉学诗经学，在《毛诗正义》颁行以后，似已告一段落，宋代汉学家虽然作些零碎修补，少有重大发明。此书语言浅显，条理清晰，可以看作宋代汉学《诗经》注释的普及读本。书中名物训诂，较为详悉，于此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宋代诗经学史的重要资料。《吕氏家塾读诗记》有明嘉靖刻本、清嘉庆中听彝堂刊本、《四库全书》本、《经苑》本、《墨海金壶》本、《金华丛书》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和《百部丛书集成》。丛书本以《墨海金壶》本为佳。

日本冈元凤纂辑，橘国雄绘画。这是十八世纪日本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植物、昆虫、动物的图释著作。全书共七卷，分为草、木、鸟、兽、虫、鱼六个部类，图配文字考证，其中有 200 余幅插图。此书的价值，首先是在广作参订的基础上，对《诗经》名物做出了新的考辨。《诗经》年代久远，所载名物种类既多，又常见别称异名，难以确解。作者“追索五方，亲详名物”（原书《跋》语），在细审各种经学文献、子史著作以及医类图籍的基础上，比照同异，潜心斟酌，揭示出包括“毛传”“郑笺”“集传”在内的一批前人注释的缺误，提出了自己的新说，值得肯定。书中屡见“享保中来汉种”字样，似属日本中御门天皇享保年间或稍后追记之语；书后木孔恭《跋》语，谓撰于日本光格天皇“天明甲辰”年，即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作者自称编纂目的在于“以便幼学”，而全书也具有中日经学文化交流上的客观价值。本书的价值，主要在参考众多版本的基础上对《诗经》名物做出了新的考辨，“追索五方，亲详名物”，在细审各种文献、图籍，比照同异，揭示出包括前人注释的缺误，提出新说。【图片可以下载PDF版阅读】

三十卷。朝鲜柳长源撰。柳长源字叔远，号东岩，全州人，生卒年不详。此书按顺序目录如下：《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礼》、《学校礼》、《国恤礼》、《“家礼”考疑》。此书以朱子《家礼》为主，兼采经史子集，依类条附，摘取《家礼》原文为条目，如果有疑点、有涉及礼制沿革的内容或《家礼》未备的内容，则另立条目。《家礼》有与朱子晚年思想不合处则据《经传通解》及诸儒论断给予更改、补充。《家礼》中典故、名物难通晓的有《“家礼”考疑》予以解答。《家礼》未备之礼依《经传通解》补足。书名“常”指日用常礼，“变”指有疑点、有变易之礼。可见此书内容侧重日常适用，侧重析疑。且其书引征泛博、立论公允，较有价值。世传奎章阁藏刊本。

明代薛应旂撰。全书共四十卷，分作：纪（帝王）三卷、传（臣人）三十七卷。其内容将《四书》中所载人物按照身份、国别、时代、行业等进行分类，援引诸书（礼记、左传、史记、战国策等典籍），详其事迹。此为明嘉靖三十七年刊本。《四书》原文中谈及的各类人物凡 280 人之众，薛应旂将凡是与《四书》人物相关的行迹、辞命、章疏、礼乐、政教等见于经史诸子者悉为收录。资料主要来自于《礼记》、《左传》、《史记》、《战国策》、《国语》、《吕氏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孔子家语》、《孔丛子》、《列女传》等先秦两汉的古代典籍。薛氏编纂《四书人物考》的另一个目的是有裨问学。据薛应旂自序所说，该书是作者在董理浙江学政罢归之后，“将平生所录古人行迹各注于名氏之端者，编为纪传，总四十卷，其泛引杂证，虽尝删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于问学治理者咸在所录”，可见，《四书人物考》对于试子们科考提供了方便的应试资料，省却了诸多翻检之劳，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与理解《四书》的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整理历代科举文献，收录《四书人物考》，既可以如实反映科考文献的历史，也对研究《四书》不无裨益。【文中会有错字，可以对比PDF图片版阅读】

《四书参》十九卷是明代文学家李贽对《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十卷）、《孟子》（七卷）四书写的评注。一起参与此书编订的还有杨起元（批点）和张明宪等。书中多采用段后批、眉批、夹批、和加重点号等方法。此本大致为明末凌氏朱墨套印本。

南朝宋末道士顾欢作。从扬道抑佛的立场出发,提出佛教适于夷邦,不适于中夏,“剪发旷衣,群夷之服”;“火焚水沈,西戎之俗”;“毁貌易性,绝恶之学”。还比较了佛道优劣,认为“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可见并未完全否定佛教。但此论一出,引起广泛的争论。论辩深化了人们对儒、道、佛三教同异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收入《南齐书·顾欢传》。批评之论述,多见于《弘明集》卷六、卷七。

东汉郑玄著。《六艺论》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皆著录为1卷，分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特征及其传授的渊源。其中《论诗》云：“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见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正义》引）指出诗歌艺术有讽喻劝诫、疏通情志的审美教化功能。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郑玄《孝经注》于魏晋之际主要在民间流传，东晋元帝时始立于学官。唐玄宗为《孝经》作注，多引郑注。宋代邢昺作《孝经正义》，用唐玄宗注，郑注逐渐少见。南宋乾道年间，熊克、袁枢得郑注，刻于京口，即京口本。南宋以后，此书散佚。 对《孝经注》从事辑佚工作的，主要是清代学者。主要有：王谟辑《孝经注》1卷，见《汉魏遗书钞·经翼》；袁钧辑《孝经注》1卷，见《郑氏佚书》；孔广林辑《孝经注》1卷，见《通德遗书所见录》；陈鱣辑《孝经郑氏注》1卷，见《涉闻梓旧》、《丛书集成初编·哲学类》；严可均辑《孝经郑注》1卷，见《咫尺斋丛书》第三集；臧庸辑《孝经郑氏解》1卷，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一集；黄奭辑《孝经解》1卷，见《汉学堂丛书·高密遗书》、《黄氏逸书考·通德堂经解》。此外，日本学者冈田挺之也辑有《孝经郑注》1卷，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集、《榕园丛书》甲集。

相传为战国时期齐国人淳于髡著。它的内容主要是礼节制度方面的规范。它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等(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中华书局《文史》第六辑)。从这些内容来看，《王度记》的内容和《礼记·王制》相似，是根据儒家的礼制制定出来的各种等级制度。这说明淳于髡具有儒家礼的思想。现只存十几则佚文。收于《汉魏遗书钞》。

胡适著。原载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期,收入《胡适文存》卷四。认为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个人主义的精华。“易卜生主义”就是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把这种人生观称之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自己成器,才能有益于社会;只有铸就了自由独立的人格,才会特立独行,敢向恶势力作战。他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仍对易卜生主义给予很高评价,号召青少年培养18、19世纪易卜生主义的人生观,他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也有其积极意义。

《大学证释》为天津救世新教于民国十五年(1926)扶鸾而出。此本以列圣观点将通行朱子本之误处加以改正补充，重要之处更加以阐明，企图还原大学原文之内容与本旨，强调全文之理气一贯，使后人得以悉知孔门一贯之道。其成书之方式虽无法为现今科学所理解，但该书所提供之观点与论述则为学界所深感兴趣，亦有学者以该书为对象发表研究论文。其中提出“四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亲，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对于“格物”的观点，融合“穷物理”、“去物欲”之说，并根据中庸导入“尽物之性”的概念，如此方能“要在明乎物而不为所蔽，适于物而不为物所役”

四卷 清代叶玉屏撰。叶玉屏，清代人，生平不详。此书主要摘取前贤修身处事的有关格言编辑而成,分“持身”、“持家”、“居官”、“居乡”、“处事”、“处人”六门,即所谓 “六事”,格言警句言简意深。收录了自秦汉到明清150多位人物的言论。在甄选的150多位先贤中，既有朱熹、王守仁等一代鸿儒，又有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这样的名臣，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