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五月在云南昆明佛教会──

在一个空气静肃的暮色里,我们四人踏进一间简洁的客室;一种伟大人格的感化力,令我们从心坎中发出敬佩,不期然的来个五体投地──顶礼大师!

‘坐坐!请坐!你们有什么话要讲呢’?大师慈和的笑容和音调,减低了空气的严肃性,谈话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回我们从香港到重庆去求法,途经昆明,适大师访问国际佛教回国,得以拜见,现在这难得的机缘中,想从僧青年的立场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师指示’!妙钦简要的说明了来意,接著就提出问题来:

‘从大师这回访问考察各佛教国的所得说来,一般曾受过新佛教洗礼的僧青年,今后应走的是什么路向’?

‘说到新佛教青年僧今后应走的路向,就要涉及中国佛教今后革兴的整个问题上来’。大师微展笑颜,从容不迫的答道:‘革兴今后中国佛教的方法,可有二点:第一、将中国原有的佛教来改善,新旧融和,而使旧的分子潜移默化,慢慢的改新,以达复兴目的。第二、原有旧的佛教不管他,自己来创立一种健全的新的佛教集团,将这新的集团扩充普遍起来,以代替旧的佛教。根据这两点,今后僧青年就有两种路向可走。譬如要从第一种办法去革兴佛教的,新佛教的僧青年就要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和愿力,透澈的认识和见解,吃苦耐劳的体魄和习惯,准备深入到丛林里、禅堂内和经忏群中去,潜移默化,把那旧的腐化的份子转移过来,佛教就可以渐渐的走上复兴之路。班超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要做这事业的僧青年,最重要的是必须有出淤泥而不染,能转移环境而不被环境所转移的意志,不受任何外力的引诱同化或挫折屈服,向著不变的主义和目的迈进。这是今后僧青年应走的第一条路向。如果说要从第二种办法去革兴佛教的话,有志的僧青年就要著手做那组织新佛教集团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是一件艰巨的事业,必需有广多的信众和丰裕的财力做基础才成;假如这集团仍旧是贫乏的──无充裕之财力──、少数人的──无广多的信众──,发挥不出力量来,则成为佛教的一种畸形组织,对于复兴佛教毫无裨益,不如无之。著手做这新佛教集团组织的艰巨工作,是今后僧青年可走的第二条路向。在这两条路向中,第二条路向,不但工作非常艰巨,即使新佛教集团是组织成功了,但革兴的力量只能在新集团的范围内;对于原有的旧佛教,形成一种隔膜,则非感化革兴的力量所能及的了!其工作难而收效小,所以我还是希望新佛教的僧青年,今后应该向第一路线深入到丛林中、禅堂里去’!

说到这儿,达居起问道:‘大师所指示的这两点,简明扼要,确是我们僧青年的指针。但是、我们看见很多前进有为的僧青年,一走进旧佛教的圈围中,就妥协屈服,受其同化了!这就是缺乏了大师上来所说的“坚强的意志,透澈的认识’,没有一个主义来做他们的中心思想,所以精神涣散,不能贯彻的奋斗下去。但这坚强的意志和贯彻的思想,非经过一番严格的精神训练是不容易做到的;为要挽救过去的失败,是否须要设办这类的团体或学院来加以精神训练呢’?

‘关于精神训练,我从前在武院和闽院时,都曾向这方面努力过,可惜成就很微!再者、如办佛教刊物,原也是对僧青年精神训练的最好方法,但历年来从事佛教刊物的工作者,很少能向建设方面去努力,只是做些过激言论的破坏工作,所以给与僧青年的只是一种对现实佛教不满的心理,而不能达到对僧青年的主义思想训练和意志训练的目的。今后呢?我以为不须要明显标榜的组织什么精神训练班;唯有一方面希望佛教刊物能改变方针,向这上面努力;另一方面,希望你们有志的僧青年,能够集 合十个或二十个──不必太多或太少──志同道合的同志,互相切磋研讨,比由我们出来组织的被动式的训练之效力,是要大得多了。希望你们多多努力’!关于我们僧青年本身问题的谈话,似乎是告一段落了。于是达居就把谈话的范围扩大:‘新佛教运动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但还没有成功,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这失败的症结是在那儿呢?记得我们在觉津寺时,大醒法师曾对我们说:“中国佛教,只要有十个有为的僧伽能真诚合作,就有办法”!这话的反面好像道出了新佛教运动工作者的不能真诚团结底毛病,致弄到中国的佛教没办法。这种说法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请教大师又有什么办法补救’?

‘新佛教运动──即佛教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很多的,而大家不能精诚团结,确是占了主要的成分。一方面因为没有一个严密组织的团体来维系大家的精神,而最大的缘故还是大家都没有统一的主义思想,所以精神涣散,不能团结。说到补救的办法,唯有希望大家以后都向统一思想、集中意志的路上走’!大师颇有不胜感慨之意,对于这问题好像很不愿意多所发表,于是妙钦就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去:‘从大师这回访问考察的所得看来,各佛教国的佛教制度,有什么长处可为将来革兴中国佛教的借镜呢’?

‘整个的都搬到中国来的适宜的制度是没有的;有些部分足堪我们采取者,实在不少。尤其是锡兰佛教徒实行大乘行,办理社会、慈善、教育事业的精神,更值得我们效法。说到大乘和小乘,中国佛教徒向来高谈大乘道理,而实际的行为大都是小乘行;锡兰虽只谈小乘理,而所做所为的却是大乘行。佛教办的医院等等慈善机关姑且勿论,就是全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佛教办的,僧人自充教员,全国人民受的都是佛教的教育,社会一般人士对于佛教的认识与信仰非常深固,僧人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所以锡兰佛教的基础非常的稳定。以后我们中国的佛教,不应专在理论上空谈大乘,应该要效法于锡兰佛教,实地的去实践大乘的行愿。日本佛教,原也有办理社会事业大乘精神的表现,但佛从不能严持戒律,没有住持佛教的僧宝,所以日本佛教的前途未可乐观。至于暹罗和缅甸的佛教,现在因为人民教育已脱离了佛教寺院,即办理其他社会事业亦不如锡兰之盛,人民对佛教已渐淡其信仰;故暹、缅的佛教,假使不经一番适当的改进,则现在维有帝王或执政者的拥护,将来必趋衰败无疑’!‘以大师这回访问的观感说来,中国的佛教和政治应该合一或分离’?妙钦又问。

‘政教分合,原是没有一定的好坏。譬如锡兰、缅甸、暹罗、西藏等处,他们在没有佛教之前,都无原有的文化学术,故佛教就是他们的文化学术;同时人民的宗教信仰浓厚,所以他们主教者就是执政者,“政教合一”在他们的情形下说来是很好的。至于中国,文化学术很复杂,人民宗教信仰并不浓厚,而且在佛教输入之先已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文化,并不需要佛教来参加政治,所以还是政教分开好。我一向就主张:裁减僧数,提高僧格。这少数有高深智学的僧人,站于超然的地位,专门做些弘扬佛法、办理社会公益的专业。既不障碍于行政,且可补助政治之所不及;政治方面则负保护佛教的责任。如是、政教不合一,亦不是截然无关系;这种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政教关系,是最切合于中国的环境和情形的’。

刚说到这儿,侍役进来报告:云南省佛会执监会议的开会时间已经到了。于是大师就作个最后的叮嘱:‘希望你们在研究教理之暇,多多互相作些思想认识上的切磋,以为将来为佛教牺牲奋斗的准备’!大师说是语已,我们皆大欢喜,作礼而退。回到了寝室,大家互相勉励的说著:‘今晚亲聆了大师法诲,我们应该要信受奉行’!二十九、六、六,整理于汉院自修室。(妙钦、达居、白慧、松慧记)(见觉音第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