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那时叫学理)革命,僧制(那时叫组织)革命,寺产(那时叫财产)革命的口号──这三句口号,曾为当时佛学丛报所批驳,我又作“敢问佛学丛报”的反驳──;与若干曾受新教育的僧青年为中心,设立了佛教协进会。我虽为理论的启导,而在镇江金山寺等处的实行者,则另有一群。因实际的行动太轻率散乱了,未几招来巨大的反击,即归夭折。然我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著人们的或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

后来退藏潜修了几年,对于教理,作了佛法导论,又批评了教育、 哲学、 进化论、一神教、周易、墨子、荀子等,成为“从佛教中心,以采择古今东西学术文化而顺应现代思想的新佛教”。对于僧制寺产,作了整理僧伽制度论,成为“从中国汉族的佛教本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佛教”。民七,偶然得若干信从者,遂组觉社,以著书讲学的又一姿态出现;创办佛学院,将以养成“僧教育师范人才”。僧教育则在训练一般僧众,改革僧制寺制而建立新佛教。然第二步未能顺序进行,故亦终无第三步的效果。

民十五六七的大革命激变中, 全国寺僧普遍摇动, 佛徒都发生了整理僧寺的醒觉,又偶然导设了中国佛教会,欲将所有僧寺组织起来,训练僧众逐渐的改善制度,演进为适应时代的佛教。不几年,乃因旧僧制寺制渐安定而失却组织佛教会的原意。去年、忽然为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注意到,订了一个“修正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 硬要牵我与“近年把持佛教会而作改进障碍的人”,携手改革僧寺,卒亦失败。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

我失败弱点的由来,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热情,第二期以偶然而开了讲学办学的风气,第三期以偶然而组织主导过中国佛教会,大抵皆出于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劳力苦行,所以往往出于随缘应付的态度,轻易散漫,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固执。

我现今虽仍尽力于所志所行,然早衰的身心只可随缘消旧业,再不能有何新贡献。后起的人应知我的弱点及弱点的由来而自矫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责我,则我对于佛教的理论和启导,或犹不失其相当作用,以我的失败为来者的成功之母。(见宇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