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原君云:“吾人常说中国为文明最古的国家,但一看现在社会污秽、浪漫、虚伪、自私、不讲礼貌、无同情心,每使人怀疑“是不是礼教之邦”!嘴里虽然不说,心中如此怀疑的实在很多”。

梁漱溟君则云:“俗常以为孔子的教化实支配了二三千年的中国人生,其实孔子的教化久已不得而见,现在所留的不过是孔子的语言道理,其影响人生的势力是很勉强的。必将全部生活事实安排妥当而美化,如儒家礼乐者,才得直接影响到整个生命,而澈底换一新人生。真正中国人生之开辟,其必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有力的成功者。周公并没有道理给人,而给人以整个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代替宗教?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过那古代野蛮的人生?孔子祗是对于周公及其以前的制作大有所悟之人,于是这一分遗产就由他承受了。而礼之崩、乐之亡,便已于此时渐渐开始”!

陈、梁二君的话,同明周公的礼乐,并没留存到现在的中国社会;梁君更明留存的仅孔子的语言道理。但周公的礼是否本惟语言道理,并未成为整个人生,仍是问题。纵会实施,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施礼乐亦祗行于大夫以上的贵族,并未成为整个庶民教化。纵曾由贵族身教已感化及士庶的全社会,亦祗及周、畿、鲁邦而已,未足云中国整个人生!孔子时周已东迁,早礼崩乐坏矣!鲁存遗风,故欲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道、或即孔子常梦见的周公礼乐。然则一二千年来中国之民间教化何在?

如不是仅为孔子语言道理封蔽的所谓儒者,而是能深察中国民间实况的中国人,则知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大抵可分为士大夫以上的少数上层,与商、工、农的多数下层,商、工、农尤以农民占多数。多数“老百姓们,遇事声言凭良心,遇问题吃茶讲理,尊老恤苦,济生哀死,虽法律有所不周,教育多有未及,灾祸时感侵逼,生活水准低劣,而仍能忍耐著繁衍著勤勤恳恳乐天安命”,其根本盖在农业社会之家法宗族。在此家法法、宗族法上周孔遗化为之节文者,则敬祖、孝亲、尊长老、重妇节、尚友义而已。其能亹亹不倦,耐苦为善,则多藉佛教前因后果、善恶报应的劝诫,道教奉天事神、积功受封的诱化之力。

设能深入农、工、商民间而谛察之,则知其有扶生助葬,养老济病,拯天灾人祸之难,救鳏寡孤独之苦,加以修桥补路、义渡侠行等社会慈善公益,都出于庙会善堂。此等庙堂,大抵崇奉观音、玉皇、关帝等,策动以因果报应、观音灵感之佛化,助成以内外功行、受天封神之道教,此民间教化主重于释、道,而儒则惟在支持家族宗法。士大夫以上读书人,更加臣属于君上之忠节,乃侧重儒教。然僧、道及一分读书士女,仍专崇释、道。其十之七八,又儒、释、道混合化,纯儒在士夫中什一耳,为数亦不过数百万人。今有四百万天主教徒,数百万基督教徒,二千数百万回教徒,而蒙、藏及内地僧尼及在家男女之佛教徒至少五千万,其余三万数千则大概为儒、释、道混合化中之汉人。而今日之新生活运动,则以西洋近代工业社会新生活为本质,纳入管子、道、法、儒合化礼义廉耻之四维,张为国民活动新型式,然要须分析提炼出中国整个民间教化──儒、释、道和合化──的精神,去其渣滓以充实于新生活运动,乃可成为普遍的新颖的民间教化,有中国的整个新人生出现,使已堕落为污秽、浪漫、虚伪、自私、没有礼貌、无同情心的国民,变成整洁、朴实、热诚、服勤、尚公、健美之新国民。

此非仅执孔子的语言道理,梦想周公礼乐,欲以替换宗教扭转近代堕落的人生者所能为力;尤非一笔抹煞民间教化为迷信的人能办得通。要须深察民间教化而分析提炼以出之,方能实现出中国整个的新人生!(见海刊二十四卷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