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篇主要涉及“礼”的问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于《诗经·卫风·硕人》，而“素以为绚兮&rdquo

康熙（1654—1722年），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近62年。康熙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创了康乾盛世。康熙是清朝入主中原的承上启下的君主，努尔哈赤、皇太极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军事基础，政治组织开始封建化。顺治时期通过吴三桂顺利入关，没有太大的损失。但入关以后，对平定各方的起义成为清朝的主要任务。对于一个新的王朝来说，一般是先用武力平定天下，然后建立新王朝，而清朝却相反。所以清朝建立以后还不能专心于国内的政治经

作为战国重要思想家，荀子也是先秦文学思想史的考察对象之一。迄今对荀子文学思想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和马积高两位先生。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选录的荀子言论凡十则：《劝学》一则，《非相》二则，《非十二子》一则，《儒效》二则，《正论》一则，《乐论》一则，《正名》二则。十则中，《乐论》为《礼记·乐记》所本，涉及音乐与人心、治道的关系，《劝学》及《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一则，讲儒家经典对士人人格心理的作用，属于《乐论》的问题范畴。而其他七则均涉及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ldqu

学者多以为《尚书孔传》始出于东晋梅赜献书，时在公元317或318年，但皇甫谧《帝王世纪》数引此书。皇甫谧生于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至西晋泰始初撰《帝王世纪》，在公元265年或稍晚，足见此书于魏晋间业已存在。对于列入《十三经》的《尚书孔传》，宋以来历代学者作了许多辩难，尤其是清儒各家所取得的成绩昭著，为世人共知。不过由于问题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迄今并不是没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论魏晋时期古文<尚书>的传流》[1]，在陈梦家先生《尚书通论》、蒋善国先生《尚书综述》等著作的基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基石。《卫风&middot;氓》被编进大学和中学语文课本。《诗经》自古难读，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云：“《诗》《书》为人人诵读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王氏学问精深，海内外人人所共誉，犹有“十之一二”不能解诂，恐非过谦之词。笔者于《诗经&middot;卫风&middot;氓》训诂人人殊者“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6），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着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着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母亲丁氏亦能诗文。家学渊源，使阎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体弱多病

明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初四日，一颗艺术巨星在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观桥大悲庵东升起。他的大名是徐渭。徐渭字文长，别号有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现在绍兴市内离秋瑾故居不远处的前观巷大乘弄有一个清幽雅致的“青藤书屋”，是徐渭幼年读书处。在“几间东倒西歪屋”的檐下，有一个小小的水池，池畔有青藤一株，使人联想到徐渭的别号。徐渭是一位艺术奇才。他的诗、文、书、画卓然自成一家，而且还会写剧本。无论从艺术学的哪个方面观察，徐渭都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徐渭自称为&

《金瓶梅》已经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历史检验，说明《金瓶梅》有与天地相终始的强大艺术生命力。《金瓶梅》通过读者而存在，生命不息，光照人间。《金瓶梅》在前，产生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十六世纪）；《红楼梦》在后，产生在清乾隆年间（十八世纪）。《红楼梦》沿《金瓶梅》而产生，《金瓶梅》因《红楼梦》而更具艺术魅力。《金瓶梅》重写性写实，开掘至人性最深处。《红楼梦》重写情写意，通向人类未来。以前，两部书在读者中是隔离的，对《金瓶梅》有道听途说的误解。对《金瓶梅》的误解，也影响了对《红楼梦》的更深刻理解与研究。把《金瓶梅》与《

范文澜说，阴阳五行说是中国天字第一二号学说；齐思和指出：“吾国学术思想，受五行说之支配最深&hellip;&hellip;（五行说）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中心”。他们的话，道出了五行说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文哲界于阴阳五行说尤五行说研究书多文众，但真相似仍模糊。陈荣捷就曾指出，“阴阳与五行的概念，溯源甚古，而且其源头可能各不相同，然而其历史仍甚模糊”。然文哲界所不传知的是，1980年代天文学界已在彝族十月制旧历法的启示下，探得五行最初非指金木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朋党”之说似乎是自古有之，从成语“党同伐异”到今日的政党政治，朋党之争在国家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和哲人，不管他们实际上如何行事，但在言论上和著作中对朝廷中的朋党大都极为厌恶。我国第一部史书《尚书》就把“无偏无党”、“无党无偏”作为王道政治的标准；自孔子以后，“君子群而不党”不仅是朝政清明的标志，也成了衡量人际关系的尺度。只是到了北宋仁宗年

禅宗与念佛关系的历史演变情况如何？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本文拟着重论述禅宗与念佛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并从历史演变中简要总结出禅净融合的历史趋势和中国佛教的历史走向。一、禅与念佛的本义与发展为了论述禅宗与念佛的关系，有必要先简要地叙述一下禅与念佛的本义及其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发展。先说禅。禅是梵语Dhyana音译“禅那”的略称，汉译是思维修、静虑、摄念，即冥想的意思。用现代语言简要地说，禅就是集中精神与平衡心理的方式方法。从宗教

引　言“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空”因适应佛教人生归宿学说解脱论的需要而成为佛教哲学的第一个关键词。谈空说有，亦即空与有、自性与空性、无常与有常、无我与有我等关系，成为佛教哲学探讨、论辩的中心问题。在佛教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空”成为佛教徒从种种束缚、烦恼、痛苦乃至生死中解脱出来的主导观念。佛教因倡导以观照空理、证悟空性而趋入涅槃之门，号称“空门”。诸佛被尊为&ldquo

在中国工作、生活将近60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讲了一个离奇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1816年，英国使团来华，英王送给嘉庆皇帝的礼品中有一只威力巨大的凸透镜。使团甫离京师，清廷即急召朝臣会商对策。众大臣均认定此魔镜是可使英邦君主窥视清宫内廷的一只魔眼，遂决议将其打碎埋入土中。丁氏随后说：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尽管我还没能证实。尽管丁韪良谨慎地说没得到证实，但这个“魔镜”的故事，却在中西方社会中流传甚广，甚至许

《二十四孝图》、《出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hellip;&hellip;除了这一系列的文章，鲁迅还用他的笔驱使一群人物，如迂腐怠惰的孔乙己、应试入魔的陈士成、麻木迷信的祥林嫂、“不孝有三”的阿Q、以及“大哥”、“四叔”、“赵贵翁”等，组成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不遗余力地恶心孔子。因此，称鲁迅为现代反孔先锋，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假如读者像鲁迅那样，&ldq

慧能以来，禅宗主要衍化为南岳和青原两系。青原行思（？～740年）主张“即今语言即是汝心，此心是佛”[1]。其弟子石头希迁（西元700～790年）继承行思，超过行思，在开辟有别於南岳一系洪州宗的门风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希迁的思想基础上，青原一系石头宗後来又分化为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宗，一度形成与洪州宗势均力敌之势，影响颇大。石头宗和洪州宗同样是继承了慧能禅宗的心性论学说，都主张从生命现象上去体认自我的本心、本性，也就是在把握本心、本性的基础上去克服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短暂与

“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路径”研究，将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展开。宏观层次的“中国路径”就是指中国文明的整体特征，对这一特征的概括方法，具有理论的、综合的特点，并蕴含着明确的现实关怀；其概括的准确性，既取决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描述策略，也取决于研究者对中国文化各领域的了解程度。微观层次的“中国路径”，是指对中国文化各构成领域的专项概括；这一概括的学术基础，是对各领域核心制度、核心规范的专业性分析。由于这些制度、规

四缘说是因果论的理论重点，佛教各派对于“缘”的讲法不很一致，部派佛教时期说一切有部有见于南方的《法聚论》讲二十四缘，北方的《舍利弗毗昙》讲十缘，头绪纷繁，过分芜杂，于是加以简化，只列举南北两论中的前四种，即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合称四缘。并突出因缘为四缘中的重点，认为因缘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可以称为因中之因。四缘后被小乘和大乘认为是一切有造作事物所借以生起的四类条件，概括了一切因缘。《中论?观因缘品》说：“一切所有缘，皆摄在四缘，以是四缘，万物得生。&rdqu

一孝与廉首先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德目。孝，就是子女善事父母亲祖的伦理义务与伦理行为的称谓。而廉则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的道德义务与品德。这是分别处理家庭家族关系与国家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道德。从中国道德德目的演变发展来看，孝出现地比较早，最初在周代，孝作为一种观念与美德已经大行于天下。孝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始基性的核心价值观，是“百善孝为先”的首德，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也是中国古人认为的为官从政的人格道德基础。最早将廉作为道德范畴来看待的是《周礼》，如《周礼&middot;天官

中华民族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并将思考结晶运用于实践，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铸就了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这种文明饱含着智慧，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都有所展现。文明的产生、发展与中华民族认识自己、认识自然的能力密切相关，更与中华民族不断提炼的价值观念、不断完善的思想体系无法分割。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求知与实践，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泱泱大国之风、谦谦君子之德、兼容并蓄之体，不仅已经被历史证明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生命力，也将在未来显示出支撑人类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的新活力。今日世界，人类走到了新的十

朱熹《中庸》学不仅深入阐述天道、人道，探讨心性、修养，而且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思想，是中国古代《中庸》学的新发展。尤其是，朱熹《中庸》学从人与自然统一的视野强调人与物的共同性，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强调真诚、真实。朱熹自十五六岁时开始读《中庸》，三十岁左右而有《中庸集说》。三十五岁前后，朱熹对杨时门人张九成的《中庸解》作了批评。此后，他热衷于《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未发”、“已发”问题。四十八岁时，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发展，全球逐渐出现古代文明区，并在东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地中海三大文明区，形成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三大系统。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在上述文明区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饶有兴味的文化历史现象：这些地区几乎同时诞生了一批思想巨人，如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又几乎同时涌现出有关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经典文献，如中国的《老子》、《论语》、《周易》、印度的《吠陀》，佛教经典，希伯莱的犹

一、《易大传》著作年代新考汉代以来流传的《周易》一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上下经》二篇，另一部分是《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汉书&middot;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彖》、《象》等十篇，历来称为十翼，现在许多学者称之为《易传》。但在汉代，这十篇并不是简单地称为《易传》；在汉代，《易传》一词实别有所指。《汉书&mid

上古创世时代开天辟地在宇宙产生之前的远古时代，天地混沌如同一个巨大的鸡蛋，没有东西南北之分，没有上下左右之别，更没有昼夜早晚之时。天神帝俊得到一个状如蚕茧的神物，把它放在瓠离中，也就是一个剖开的葫芦，上面盖着一个盘子。后来，这个神物化为一只狗，身上长着五色的毛。帝俊因此为它取名为“盘瓠”，又称“盘古”。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化为人形，而且越长越大，混沌已经容不下他的身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一片昏暗，而且十分闷热，没有人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自己从哪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期。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探究天人关系先秦时代，“天”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