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里,西滢先生曾说:

吴先生的著作最有趣的自然是散见于各报各杂志的杂文,其次便是他的书函。我总觉得奇怪,现在什么人都出文存,文录,文集,演讲集,没有人——连孜孜为利的书贾都没有!想到把吴先生的文字收集起来。我的话也许提醒了什么人,……

那时我看了西滢先生的话,很觉合意,因为我也是爱读吴先生的文字的。但我同时想到收集吴先生的文字真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他的历史不算短,他的笔又健,写的又多,而报章,杂志又是极易散失的东西——这个月印行的,下个月也许就找不着了;特别是在中国!至于书函,大部分都在私人(他的朋友们)手里,那更难收集了!记得在《新教育》杂志上,有人引美国人的话:谁若能搜齐了杜威的作品,他便该得着博士的学位;我想搜集吴先生的作品,大约也有同样的艰难——虽然该得博士与否,我还不敢妄断。

这是五月底的事,不料到了七月(?)初,上海报登着封面广告,说是《吴稚晖先生文存》出版了,定价一元五角,照码七折,在医学书局发行。我看了报之后,且喜且惊!喜者,我们渴望吴先生有文存饱我们的眼福,现在居然如愿以偿!惊者,西滢先生的豫言竟于两个月间中了彩!——我不敢断言文存编者周云青先生就是被西滢先生提醒了的“什么人”,故只得小心地说。我那时住在白马湖,买书不便,不得先睹为快,真为着急!报纸上天天有封面广告,更令我不耐烦!但广告中文字忽然改变,将“定价——七折”云云改为“实洋一元零五分”,我想,这很滑稽,但又爽快,不能不说是带着些“吴老头儿”的味儿!后来好容易转了两个弯,才到手了一部,确乎是《吴稚晖先生文存》!这是蓝面儿的薄薄儿的两本东西。我于是转第一个念头,吴先生三四十年的文章,只剩了这区区两小册,还抵不上《胡适文存》的一半,这却是何道理?或者周先生的手眼太高,去取太严了吧?于是打开来看,全书是四号字印的,看来更是区区了:开首自然是一篇《序》;这篇《序》在抱着闷葫芦的我自然是不能放过的,且看他说:

云青既喜读先生文,时时搜集,先后得若干篇,尚不及十之一二也。一日,吾乡大律师钱季常先生……瞥见余案头置吴先生所著之《溥仪先生!》一首,且读且击节,读一小时而毕。……季常先生曰:“吴先生如此妙文,在无锡者,皆未能一见;即星期六会同志,皆吴先生之老友,见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盍付诸手民,以广流传!”云青即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尽付铅印,以冀世之爱读先生文……者,莫不先睹为快;非敢意为去取也。然先生著作日富,广登京沪各报,余小子益当穷搜博摭。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无锡后学周云青谨识。

序文实在重要不过,而且语妙天下,故不能割爱,逶逶迤迤引了这么长的一段!从这篇序里,我第一知道我的猜想不对;他既没“尽付铅印”,又说“非敢意为去取也”,可知决不会“太严”了!我第二知道自“钱大律师”乃至“后学”周先生诸公大约都是不常看报章杂志的,至少是不博览报章杂志的!你看“钱大律师”看了“一首”《溥仪先生!》要“一小时而毕”,可以想见他老先生读报的艰难!(他要将报章当古文读,自然便觉艰难!)他老先生说“见〔此文〕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真的,岂非奇事!《溥仪先生!》曾登《民国日报》,并非隐僻的记载呀!而周先生“时时搜集”的结果,终于只印成了这区区的薄薄的两本,也是不“常看”或“不博览”的确证的。好吧,事已如此,我们且看这两本的内容如何?兵在精而不在多;倒也不可小觑的!于是乎我看目录。

无论著书,编书,总该有个体例!古人是不写出来的,后人却总写出来,便是所谓“凡例”。写自然比不写好;许慎作《说文解字》时,若写下他的“凡例”来,王筠等人就不必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做《说文释例》一类书了!你看,我话说得太远了,真是小题大做!我的本旨,只是要说周先生编这部《文存》,不著“凡例”,累我多用脑筋,是大大的不方便!我既不能依赖“凡例”去估定这书的轻重,只得自己动手去找;幸而,不要紧,目录只有四页,可以一分钟“而毕”,尽可多翻几次。我翻了不知多少次,——对不起,我不能用数字告诉你——我的脑筋实在太笨,终于不曾发见出一条——唉!一条也好——“通例”来,“岂非奇事”!在我的笨脑筋里,编《文存》的体例不外“编年”,“分类”,“分体”三种;或只用“编年”,或用他二种之一为经,“编年”为纬,都可以的。但我将这几个方格儿画在周先生的目录上,竟没有一个合式!唉!倒楣极了!“苦矣”!“怎样办呢?”我没有法子,只好再去乞灵于序文;《序》中有曰,“先生……真近世……神工鬼斧之大文豪也!”我想或者周先生是以文章的好坏来编次的吧?但仔细一想(因为《文存》里大部分的文章是见过的,所以只要想,不要翻),觉得也不像,也不合式;我决不能枉口拔舌,诬栽人家!但是我立刻又找到了“尽付铅印”一句,大约周先生是“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照着在箧衍中叠着的顺序,“尽付铅印”的吧?我想这总该“不中不远”了,因为在我的笨脑筋里,另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能”了!但这不能算是“例”,奈何?唉!只好由他去吧。

周先生既没有“例”,这《文存》便真成了“断烂朝报”,我们读者毫不觉着有什么意义与趣味!我很怀疑,这样的《吴稚晖先生文存》,真有编纂的必要么?真有“莫不先睹为快”的必要么?其实就是放开体例不说,周先生所编也还有个大大的漏洞,就是真正的“挂一漏万”!吴先生三四十年来的文章,若只有这区区的薄薄的两册,那也不成其为吴先生了!虽然周先生也曾说,“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但吴先生的文章已可趸批,何必再切下来零买呢?我就不懂周先生何以要急急地“挂一漏万”地出版这部书,何不发一大愿,需以时日,作求全之计?若将一编和二三四编并出,我想或者不会糟到现在这样!因为材料多了,也许会想到了体例,还有,我每想到编吴先生《文存》,总有“患材多”之感;而周先生似乎倒“患材少”,所以南菁书院的几篇课艺也放了进去,已成书数年的《客座谈话》也抄了一部分进去!我想幸而泰东书局主人自己良心有愧;(看《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闲话》)不然,要和周先生打起版权官司来,倒是件麻烦的事?《客座谈话》既可抄,《上下古今谈》等又何尝不可抄,则吴先生文存之厚,可指日而待矣!而或者曰文存里所印的《客座谈话》,或者是存在周先生箧衍中的;泰东印行的全部,周先生或者还未知呢。这也许是合于实际的推测,但周先生真正这样不闻理乱么?

我写此文,只是想说明编《文存》的不易,给别人编《文存》,更是不易!一面也实在是佩服吴先生的文章,觉得让周先生这么一编,再加上那篇“有意为文”,半亨不亨的序,真是辱没了他老先生和他老先生的“如此妙文”!语有之,“点金成铁”,殆此之谓欤?我不敢说周先生是轻举妄动,但总佩服他的胆大!我希望总还有胆小的人,仔仔细细,谨谨慎慎地多破些工夫将吴先生的文章重行收集,拣择,编次一番,成为一部足以称为“吴稚晖先生文存”的《吴稚晖先生文存》,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再,此书出版后,曾见过两篇批评的文字,他们都是就吴先生的文章立论的,不曾说及编纂的人;我却以为这种书最要紧的还是编纂的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北京

(1925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