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诗的气象颇是黯淡。一年前我曾写《新诗》一文。上篇已刊在《一般》杂志上;在那里面,我叙述新诗的历史,并略说明暂时的冷落,未必即足制新诗的死命。下篇本定申说这后一层意见;但这要说到将来的事,而且近于立“保单”,未免使我为难。所以踌躇着,终于不曾下笔。

有一回和平伯谈及,他说从前诗词曲的递变,都是跟着通行的乐曲走的。如绝句的歌唱有了泛声,后人填以实字,便成为词,就是一例。先有乐曲的改变,然后才有诗(广义的)体的改变。至于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说的“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故循而作他体”,还是第二因。平伯说将专写一书论此事。他又说新诗的冷落,没有乐曲的基础,怕是致命伤。若不从这方面着眼,这“冷落”许不是“暂时”的。

我想平伯的话不错。但我很奇怪,皮黄代昆曲而兴,为时已久,为什么不曾给诗体以新的影响?若说俚鄙之词,出于伶工之手,为文人所不屑道,那么,词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样,何以会成为文学的正体呢?我不能想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者皮黄文句太单调而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它们有新体诗的资格吧?据我所记得的,只有钱玄同先生,在从前的《新青年》里,似乎说起过皮黄戏的文学价值;但不久他似乎又取消了自己的意见。他可也没说皮黄可以成为新体诗。而从历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黄及近百年一般通行的乐曲,确乎应成为新体诗;若它们真如我所猜,没有具备着这种资格,那么,文学史上便将留下一段可惜的空白了。

皮黄既与新体诗无干,因此论现在的新诗的,才都向歌谣里寻找它的源头。在近几年里,歌谣的研究,已“附庸蔚为大国”了。但歌谣的音乐太简单,词句也不免幼稚,拿它们做新诗的参考则可,拿它们做新诗的源头,或模范,我以为是不够的。说最初的诗就是歌谣,或说一切诗渊源于歌谣,是不错的。但初期的诗直接出于歌谣,后来的便各有所因,歌谣只是远祖罢了。至于现在的新诗,初时大部分出于词曲,《尝试集》是最显著的例子。以后的作者,则似乎受西洋影响的多。所谓西洋影响,内容方面是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形式方面是自由诗体。这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幸不久就已用完,重新换上风花雪月,伤春悲秋那些老调;只剩自由诗体存留着。直到去年,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刊行《诗镌》,才正式反对这自由诗体,而代以格律诗体,也是西洋货色。此外,翻译的日本的小诗,那洒脱的趣味与短小的诗形也给了不少的影响;但后来所存的,也只有形式了。所以新诗彻头彻尾受着外国的影响,与皮黄和歌谣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后内容方面虽复归于老调,但也只是旧来诗、词、曲里的东西,与皮黄和歌谣仍然无关的。

新诗之没有乐曲的基础,已是显然。它是不是因此失了成立的根据?有人许要说,“是的”。但我想文学史的演进,到这一期,或者是呈着“突变”的状态吧。它留下的一段空白,也许要让新诗给填上。新诗即以形式论,无韵也好,有韵也好,自由体也好,格律体也好,总已给我们增出许多表现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它们表现旧来诗、词、曲所不能表现的,复杂的现代生活;我们更希望用它们去创造我们的新生活。所以新诗也许不能打倒旧来一切诗、词、曲,但它至少总该能占着与它们同等的地位:我直到现在是这样相信着的。可是,诗的乐曲的基础,到底不容忽略过去;因为从历史上说,从本质上说,诗与音乐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新诗若有了乐曲的基础,必易入人,必能普及,而它本身的艺术上,也必得着不少的修正和帮助。

有人说,新诗(无论无韵,有韵,自由体,格律体)不便吟诵,也是冷落之一因。这或者是的。为什么新诗不便吟诵?我想,或由于文句的组织,或由于韵的不协调,或由于不知如何吟诵,或竟由于不愿吟诵之成见(新诗不能吟诵,不足吟诵,或不必吟诵之成见)。因前两种缘故,才有人不顾胡适之先生“自然音节”说,而去试创新律,如田汉、陆志韦、徐志摩诸先生都是,平伯在诗的新律(《我们的七月》)一文中已述及。等到《诗镌》出版,这新律运动便有了一定的标准,而且想造成风气了。《诗镌》里颇有几篇文说明这种新律,但我觉朱湘先生《志摩的诗》一文(去年《小说月报》一月号)或者更具体些,虽然此文并非为解释新律而作。这时候有一件事令人注意,便是朱先生读诗会的提议;我可以说,这是从后两种缘故而来的。他在《诗镌》上写了一篇小文,说明读诗的重要,并定下日子与地方,请人去听他读自己的诗。届期他“临时回戏”,大家失望。但不久以后,我却听见他的诵读了。他是用旧戏里丑角的某种道白的调子(我说不清这种调子什么戏里有)读的;那是一种很爽脆的然而很短促的调子。他读了自己的两首诗,都用的这种调子。我想利用这种调子,或旧戏里,大鼓书里其他调子,倒都可行。只是一件,若仅用一种调子去读一切的新诗,怕总是不合式的。这读新诗的事,实甚重要;即使没有下文所要说的唱新诗那样重要,也能增进一般人诵读新诗的兴味,与旧来的“吟诵”不同的兴味,并改进新诗本身的艺术的。可惜后来虽还有人提及此事(见《现代评论》),而读诗会始终没有实现。自然,这也是一种艺术,不是人人能讨好的。

现在我要说唱新诗。将新诗谱为乐曲,并实地去唱,据我所知,直到目下,还只有赵元任先生一人。好几年前,他的《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便有了新诗的乐谱;我曾从那片子上,听过郑振铎先生《我是少年》一首诗。前年北来至今,又三次听到赵先生的自弹自唱,都是新诗。这三回的印象虽也还好,但似乎不像最近一次有特殊的力量。这回他在一个近千人的会场里,唱了两首新诗;弹琴的是另一个人。这或因他不用分心弹琴之故,或因乐曲之故,或因原诗之故:他唱的确乎是与往日不同。他唱的是刘半农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和徐志摩先生的《海韵》。唱第一首里“如何教我不想他”那叠句,他用了各不相同的调子;这样,每一叠句便能与其上各句的情韵密合无间了。唱第二首里写海涛的句子,他便用汹汹涌涌的声音,使人竦然动念;到了写黄昏的句子,他的声音却又平静下去,我们只觉悄悄的,如晚风吹在脸上。这两首诗,因了赵先生的一唱,在我们心里增加了某种价值,是无疑的。散会后,有人和我说,“赵先生这回唱,增进新诗的价值不少”,这是不错的。

我因此想到,我们得多有赵先生这样的人,得多有这样的乐谱与唱奏。这种新乐曲即使暂时不能像皮黄一般普及于民众,但普及于新生社会和知识阶级,是并不难的。那时新诗便有了音乐的基础;它的价值也便可渐渐确定,成为文学的正体了。但是单有诗篇的唱奏,我想还不够的;我们得有些白话的歌剧,好好地写下来,好好地演起来,那是更有力的影响,也容易普及些——或竟能很快地普及于一般民众,也未可知。说起白话的歌剧,我们极容易想起《葡萄仙子》;它已有了很大的势力,在小学校里和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观众里。我惭愧还没有读过这个剧本;但在北平曾一见它的上演,觉得确是很好。不过一个歌剧,决不能撑持我们的局面;况且《葡萄仙子》是儿童的歌剧,我们还得有我们自己的。这种歌剧的成功是可能的,《葡萄仙子》可以作证。

以上说的新诗的音乐化,实在是西洋音乐化(作曲的虽是中国人,但用的是西洋法子)。这是就实际情形立论;本来新诗大部分是西洋的影响,西洋音乐化,于它是很自然的。至于皮黄,本身虽不能成为新体诗,它的音乐,还有大鼓书的音乐(据我所知,大鼓书似有两种唱法,——其细微的派别我可不管,也说不出——像白云鹏,虽然是唱,实在可说是念白,与别人的不同。我上文论读诗可利用大鼓调,便是指此,写到这里,我想大鼓书的文句似比皮黄繁复,它的本身也许可以变成新体诗,与现在的新诗同去填文学史上那股空白,固不仅音调可供我们的利用而已),是不是可以用来唱新诗或新的白话歌剧,我还不能说;我希望有人试一试——若有成绩,就让这皮黄音乐化或大鼓书音乐化,与那西洋音乐化并行不悖,也是很好的。

1927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