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尹先生,是我一个畏友,他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尹先生说,“比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他?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他,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他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做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Tolsto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尹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他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免不了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朝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是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梦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得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未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与革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党要排满;官说革党是“匪”,革党说官是“奴”。这样的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党;为革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尽到相当的职务;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了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实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觉!”

七年九月,北京

半农发明这个“作揖主义”,玄同绝对的赞成;以后见了他们诸公,也要实行这个主义。因为照此办法,在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宝贵的气力和时间不浪费于无益的争辩,专门来提倡除旧布新的主义;在他们诸公一方面,少听几句逆耳之言,庶几宁神静虑,克享遐龄,可以受《褒扬条例》第九款的优待;这实在是两利的办法。至于“到了万一的万一”那一天,他们诸公自称为新文明的先觉,是一定的:我们开会欢迎新文明的先觉,是对于老前辈应尽的敬礼,那更是应该的。

(玄同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