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吴先生替我这本小书作了一篇长序,不但使我的书增加了许多光荣,而且使我自己也增加了许多学问,改正了许多观念,我真感激万分。但是读完了他序文以后,觉得除“喜玛拉耶山”“最高度成绩”……等话,当然不能承认外,不免还有许多话要说。因此破空造起一个“序赘”的名词,来赘上几行。

我觉得我这部书,是研究现象的书,不是创造或推行某种主张的书。因此它永远是两面兼顾的:它永远不偏向于任一方。甲方面可以认它为四声的行状,乙方面也不妨认它为四声的救星。它自己是无可无不可,只看你们如何的利用它。正如同是一个世界语,社会党可以利用它,军阀财阀又何尝不可以利用它呢?

但我的书是如此,我这个人却不能如此。吴先生说我一向是废四声的信徒,我可以说:正是。不过这里面,还有几件事应当分别而论。

(一)注音字母与四声。注音字母是标示音质的:它根本上就没有兼标四声的任务。所以假使有人,因为它不能兼标四声就要根本推翻它,我们虽然不敢竟说这等人是糊涂,胡闹,而他们闹得甚嚣尘上时,我们总不妨且闭着眼。

(二)国语与四声。我在《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篇短文里,已有过“国音乡调”的主张。此所谓调,不是语调,是字调,就是四声。既如此,可见我当时虽然没有明说废四声,而四声之可废,却已不言而喻。但我也并不说我的国音乡调说实行了以后,大家用国语谈话,竟可以绝对不因没有“国声”之故,而不起纠纷。不过即使有纠纷,也总是很少的,偶然的。若然我们拈住了一些,就要扯动全体;拈住了偶然,就要概括一切,那就不免什么事都搬不动,办不了。且从旁面举几个趣例:上海朋友说:“我要吃碗水。”我们江阴人听了不免笑个前仰后合。江阴人说:“我要洗脸。”宜兴朋友听了又不免笑个后合前仰。苏州老爷用了个江北老妈子,端上面汤来,说声“老爷洗罢”,老爷可是勃然大怒了。再如几位上海朋友初见面,请教尊姓:胡,吴,何,或者是成,陈,程,承,若然不将古月,口天,人可,超脚,耳东,禾旁,束腰等中国式的拼法连同说出,岂不要闹得大家通谱,诸如此类,都是音质上的纠纷,并不是四声上的纠纷。但音质之于语言,比四声重要得许多。所以音质上起了纠纷,比四声上所起纠纷,更应注意。但这种音质上的纠纷,若是我们耐着心,把它一个个的检拾起来,也竟可以很多,而按诸实际,它并不能在语言上发生何种的障碍,或使语言的全体,感受何种的不安,又是什么缘故呢?我说:这由于它虽然有发生纠纷的可能,而使它能于发生纠纷的时会,可是很少;它虽然不见得百年难遇,而若就每人每天平均说一千句话计算,恐怕有这样的纠纷的,至多不过一句两句。以一二与一千相比,便大胆说一声不成问题,也未尝不可。因此我想,假使我的国音乡调说竟能受社会的容纳,其结果即使因为有国音无“国声”之故而起纠纷,其纠纷必比原来自然语言中所有的音质上的纠纷,更形微弱。现在我们对于此一纠纷,尚视为不足注意,则将来难免不发生的彼一纠纷,当然是更加不足注意。就我自己说,我在北京住了三年,说我的蓝青官话,因音质上,名物上,成语上,语法上所起的纠纷,也就不在少数;而因四声上所起的纠纷,我所记得的,却只有二次:一次是说一个“瓶”字,一次是说一个“卷”字,都叫人不懂,其余是我的至今改不了的江阴四声,竟完全能适用于蓝青官话。我们若是把这三年二次的纠纷率,增高到五百倍,即是三年一千次,一年三百三十三次,一天还不到一次。以这样小的成数还要“概不抹零”,恐怕未免没趣罢!

我现在的见解,以为有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和一部《国音字典》,我们所希望的国语,已算是呱呱坠地的了。此后我们要如何的抚养它,如何的培植它,总该从大处着力,不应常把小事来牵掣。音的统一是有了张本了,辞的统一怎么办,我们计算到了没有?国语文是有人能做的了,而语法上的差异,还非常之多,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使这种差异渐渐减少,而终归于统一?更进一步,应当用什么方法使国语的语法,愈加规则,愈加简单,而一方面仍无背于语言之自然?更进一步,我们都知道这初出世的国语,机能是很薄弱的,我们应当如何使它增进?如何使它能兼有文言及自然语之长,而且更加进步,使它在运用时,灵活到最高度,表示力充满到最高度?最后是如何将埋藏在我们中国语言中的美,使它充分发展出来,使国语于日用境界之外,别多一文学境界?这些事,一方面自然要靠着研究国语的学者,拼着头白老死的功夫去研究;一方面还要靠用国语作文的文人,拼着头白老死的功夫用心去作国语文。可惜我们中国人讲言语,向来是讲声音的兴致最好。所以说到辩论声音,小则打架,大则开仗,武库里刀枪剑戟,什么都有!声音以外,就不妨姑且缓谈。我现在敬告同志:国语问题中的音,已小有结束,即略有枝叶问题,也不必老是杀鸡用牛刀;音以外的事却还很多,而且全未动手,请大家改换个方面罢!

(三)语言教育中的四声。所谓语言教育,看去似乎和前段所说的国语同是一物,因为现在正在推行国语教育,一般人以为国语教育之外,更无所谓语言教育了。但我的意思不是如此。我以为国语与方言是并立的:方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方言既不能消灭,在方言中就有了语言的教育。而这语言的教育,却并不关于书本:小孩子初会说话,有人教他说“妈”,他说“妈”,就是语言教育的第一课。我们中国人向来不注意语言的教育,所以语言的能力,比较薄弱。就我朋友中说,语言最干净,明白,有层次有条理,而声调的高低起落,又恰恰合度的,只有三个人:胡适之,马夷初,康心孚,心孚可是已经死了。此外,似乎无论何人都有点缺点。最普通的是话说不出时,“这个这个……”的不了,而某先生的“仿佛”,某先生的“似乎”,某先生演说二十五分钟有了一百五十九个“然而”也都别有风趣!

诸如此类,并不是我喜欢吹毛求疵,只是借些现成的事实,说明语言中自有教育;而这种教育,却并不是国语所专有,是方言中也有的(若然是方言还没有消灭的话》。

在国语的教育中,如我所说,四声已经不成问题的了,在方言的教育中怎样呢?我说也不成问题,前两月中我己有一封信,与玄同讨论此事。信未留稿,大意是说中国一般人对于四声的观念,即附属于音质观念之上,并不特别提开;把他提开的,只是一班讲声音的人。因此,臂如把刘柳两位,同时介绍给一个外国人,他未免要闹得头痛,若介绍给一个中国人,就丝毫困难没有。这因为是外国人心目中,把刘与柳打了个同音的底子,再去辨声的异同,所以困难;中国人心目中,却以为刘与柳是两个不同的音,刘与柳之在心理上,其距离竟可以相等于刘之与吴,所以全无困难。因此,在语言的教育上,只须把字眼咬得清楚;字眼咬清楚了,正不必道在迩而求诸远,说什么四声五声八声,而四声五声八声却可以自然就范,自然说得正确。我们到乡下去,找个目不识丁的农人谈天,他出语不免有雅俗之分,而四声的辨别,却同我们一样的精确;但他何尝有过工夫,放去了锄头来嗡什么平上去入呢?我们在这上面深思其故,就可以胆大的说:四声在语言的教育上,不成问题。

(四)四声的根本打破说。这也是我同玄同谈过的。我以为四声的根本上存在不存在,只有语言自己有取决之权,我们无从过问。我们尽可以有十二分以上的理山[由],说它可以不要,或者是要不得,而它自己不肯消灭时,我们竟是奈何它不得。正如男子的ru头,有什么用处呢?但是我有它,玄同有它,吴先生有它,我们三人竟不能割去它。所以吴先生说:“尽管我们永远用不着去理它,它还是永远含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语[言]文字里面,无论在单音里面,在复音里面,他都存在。”

承吴先生收我为信徒,所以我秉承着他教主爷的旨,宜传这么一会子的教义。但到了此处,我就要说声“亚门”了。教士到说了“亚门”,走出教堂以后,本来就什么都可以随便,所以我以下所说的,许不免是左道旁门的话头了。

(五)诗的声调问题中的四声。我常常怀疑:中国韵文里面的声调,究竟是什么东西构造成功的?说是律诗里的仄仄平平仄罢,可是在古诗里并不这样,而诵读起来,却也有很好的声调。况且便就律诗说,仄仄平平仄是固定的,而甲地的仄仄平平仄,实际上又完全不同于乙地。那么,声调声调,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呢?我曾把这个问题问人,人家说:这是自然的声调!唉,天下着雨,请教天文家:这是什么缘故?而天文家可是说: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我为着这问题,已经费过许多的工夫,希望能将所得的结果,做起一部《汉诗声调实验录》。但是经过了屡次三番的小成功,却都被屡次三番的小失败推翻了;所以直到现在,简直还没有半句具体的话可以报告。不过我总痴心忘[妄]想,以为能有一天,可构成一个新说,使它能于配合一切体裁的韵文,一切地方人的声口。到那时,如果我所发见的完全无关于四声,便有千万个的唐诗选诗家同我反抗,我也要把四声一脚踢开。反之,如果我所发现的仍不免有关于四声,那么,“君子不贵苟同”,虽以吴先生及玄同的学问上的威权,我也不容易屈倒。

为什么我对于这问题,似乎癖好甚深呢?这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胡诌几句诗,更喜欢的是胡诌几句白话诗。目下白话诗已有四五年的寿命了,作品也已有了不少了。但是一班老辈先生,总是皱着眉头说:白话诗是没有声调的。便是赞成白话诗的,同是评论一首诗,也往往这一个说是声调好,那一个说是声调坏。我们对于老辈先生的愁眉苦脸,能自己造起一个壁垒来么?对于白话诗的评论者,能造起一个批评的标准来么?同时对子白话诗的作者,能有一个正确忠实的声调向导,引着他们走么?亦许不能;但如其是能的,那就唯有求之于原有的诗的声调。唯有求之于自然语言中的声调,最要紧的是求之于科学的实验,而不求之于一二人的臆测。我相信这东西在将来的白话诗国中,多少总有点用处,所以虽然很难,也要努力去做一做;不幸到真没有办法时,自然也只得放手。

(六)语系问题中的四声。我常以为我们东方的语言,究竟还要靠着我们东方人自己研究;西方人的扣盘扪烛,虽然也有不可尽废之处,大体总有些不可靠。因此对于一个至今未决的中国语系问题,也打算大胆去研究一下。记得有人说过中国西藏安南等语言,都是多声制,他们系统上的关系虽不甚明了,而这同是多声一点,却不可轻易放过。我在三年以前,不相信这一说:以为多声是单音语中免不了的现象,与其问它为什么多声,不如问它为什么单音,所以多声与语系无关。现在一想,这话错了。我还没有切实研究它,怎就能断定它无关呢?我们研究这样的大问题,无论是怎样小,怎样可笑,怎样在表面上全无用处的材料,都不宜放松一点:愈多愈好,必须研究完了,才可以取的取,去的去。所以在这四声上,我打算先就国内各方言区域研究清楚,把各声随着地域变化的形迹画起图来;然后照样的研究国外的声,也画起图来;于是看:这声的变化,由国内而及于国外,接笋不接笋?趋势是怎样的?这样研究的结果,亦许不能,但亦许能在语系问题上,发见了一些什么。如其能,最好;不能,也不过多费去一些工夫,没甚关系。要是不加研究就把它放弃,总有些不忍,总有些不该。

因有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还未能完全证实与四声无关,所以四声虽然送进博物院,我还不免跟进博物院去研究。这却应当敬请教主爷特别慈悲,网开一面,暂且不要把他一闷棍打倒。可是我并不以为青年有用的功夫太多,别种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少,大家应当尽在这四声上闹得永远不了;我以为像我一样的宝贝,有了一二个也就很够了。

但是,你即使能把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研究清楚了,究竟能有什么用处呢?这我就不得不直招:无用!吃饱饭!没事做!说清话!等于马二先生的“文章以理法为主”!可是人类中偏有这样不可解的怪事;即如最时髦的《相对论》《心理分析》等等,说来说去,能说得出一半片黑面包来么?因此,我对于这最后一问,只能回答一声“不能答”。

但是我们虽然有吃饱饭没事做的时候,也曾有过饿肚子的时候;所以我读了吴先生序文中论假名式的利器一段,觉得他说得周到到万分,痛切到万分,使我佩服到万分,感动到万分。从此以后,苟有机会可以做些马二先生以外的事,一定竭力做去。

最后还有一些小事应当声明,就是吴先生序文中所引用的我的话,都是我写给吴先生的信里的话,并不是在什么地方正式发表的话。我写信是向来很聊[了]草很随便的;尤其是有一封给吴先生的信,在晚上两点钟以后,不到一点钟功夫,写了六十多行,真不成东西!这里面有“闭眼胡说”四个字,直到吴先生引用了才觉得,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闭眼胡写的?我有什么证据可以断定人家是闭眼胡说?我有什么权力可以说人家是闭眼胡说?我今郑重声明,表示我无限的歉意。又,吴先生所引“四声之构成”一段话,只还是我的一个假定,其中颇有研究改正的余地,一时还说不到发表;不过关于阴阳清浊一层,我本已作成了一篇《南方语中的清浊音》,近因打算把南方的清浊,与北方的阴阳合论,重加增改,暂时搁下;发表之期,却总不远。可是说来说去,我终还做了我自己所骂的人:讲声音的兴致太好呵!

1922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