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

此后几年中,不但北大方面所得的成绩很可观,便是一般的报章杂志上,也渐渐的注意到了这一件事,单行的歌谣集,也已出了好多种。现在若把这些已得的成绩归并起来,和别种学科已得的成绩相比较,诚然还是渺小到万分。但是,它还只有了八九年的生命,它在这八九年中已能在科学中争得了一个地位,能使一般人注意它,不再像以前一样的蔑视它,这也就可以算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了。

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是一类;魏建功先生研究吴歌声韵类,又是一类;此外,研究散语与韵语中的音节的异同,可以另归一类;研究各地俗曲音调及色彩之变递,又可以另归一类……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只要研究的人自己去找题目就是。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歌谣的文艺方面的。

说到文艺这一件事,可就不容易说出具体的理论来了。干脆的说,文艺的欣赏完全是主观的!你说它好,就是好;你说它不好,就是不好。你要在这好与不好之间说出种种道理来,亦许也能说得很对;但这所谓对,也只是你所说的别人不以为非,换句话说,便是你的主观,偶然有多少和别人的主观相合;而就全体说,终还是你自己的主观,终还有许多地方是你自己的偏见。

何以呢?因为我们要在某一种事物上作理论的推断,我们所用的是理智。而理智这东西,却只能用在有理智的事物上;换句话说,理智是几何性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用在几何性的事物上。譬如你要说明什么是圆,什么是三角,你只须稍稍用一点工夫,就可把它的界说规定得明明白白;到规定明白了,你就可以说圆与三角所具的条件应当怎样,合条件的就对,不合条件的就不对。至于文艺,它根本就不是理智的,是情感的。你尽可以天天说着“好”、“坏”、“美”、“丑”等字,你断然没有方法把它的界说规定得和圆与三角一样明白。既然连界说也无从规定起,讨论起来,当然就不能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只能看作品中的情感,与我自身的情感是互相吸引的或者是互相推拒的!是吸引的就叫做好,叫做美;是推拒的就叫做坏,叫做丑。

若然我这一分话还算说得不大错,那么我就要大胆说一说我自己对于文艺上的见解了。许多人把文艺中写实派与浪漫派的消长与冲突,看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却并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我对于两派中的好作品,都能欣赏;假使是不好的,我也断不因其属于某派而加以偏袒。但是我的见解也并不就这样的中庸,我也有我的偏见。我这偏见简单说来,是爱阔大,不爱纤细;爱朴实,不爱雕琢;爱爽快,不爱腻滞;爱隽趣的风神,不爱笨头笨脑的死做。因此,我不爱六朝人的赋而爱《世说新语》及《洛阳伽蓝记》;不爱苏东坡的策论而爱他的小品,不爱杜甫而爱李白;不爱李义山而爱李长吉;爱诗不爱词,因为词有点“小老婆”气(这是就最大多数的词说);爱古体诗及近体绝诗而不爱律诗,尤其不爱排律,以为读一首三十韵的排律,胜如小病一场!

这样的见解完全是个人的气禀造成的,不但不知我的人不能与我苟同,便是和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断然不能与我一鼻孔出气,即如尹默,他对于我所说“词像小老婆”这一句话,也不知提出了几次的抗议。当然,他与我每抬一次杠,我对于词就可以增进一分的了解;但是直到现在,我总还不能爱词和爱诗一样,这也是件无可奈何的事。

我不但对于文艺,对于自然界的景物也是如此。我爱看的是真山真水,无论是江南的绿畴烟雨,是燕北的古道荒村,在我看来是一样的美,只是色彩不同罢了。至于假山假水,无论做得如何工致,我看了总觉不过尔尔。因此我不大喜欢逛花园。即如北海,在公园中也可以算得数一数二的了,但在我脑筋中,总留不下一些影子,倒不如什刹海的秧田一角,陶然亭的芦荻翻风,使我想到了就不禁悠然神往。我对于花的观念也是如此。无论是怎样不值钱的小花,只须是以自然的姿度生长在野外的,在我总认为无上的美。若然种到了园庭里,或者更不幸,种到了小盆里,那就算了罢!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个的带着桎梏的小罪犯,还能引得起什么美感呢?

因为我的性情是如此,所以我的爱赏歌谣,就可以说是极自然的趋向了。我并不说凡是歌谣都是好的,但歌谣中也的确有真好的,就是真能与我的情感互相牵引的。它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人类之所以要唱歌,其重要不下于人类之所以要呼吸,其区别处,只是呼吸是维持实体的生命的,唱歌是维持心灵的生命的。

所以人当快活的时候要唱歌,当痛苦的时候也要唱歌;当工作的时候要唱歌,当休暇的时候也要唱歌;当精神兴奋的时候要唱歌,当喝醉了酒模模糊糊的时候也要唱歌;总之,一有机会,他就要借着歌词,把自己的所感所受所愿所喜所冥想,痛快的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灵上之慰安。因此,当私塾先生拍着戒尺监督着儿童念“人之初”的时候,儿童的心灵是泥塞着;到得先生出了门,或者是“宰予昼寝”了,儿童们唱:

人之初,鼻涕拖;

性本善,捉黄鳝……

这才是儿童的天性流露了,你这才看见了儿童的真相了。

村夫野老游女怨妇们所唱的歌,也就像儿童们趁着先生瞌睡的时候所唱的“鼻涕拖”、“捉黄鳝”一样。譬如就男女情爱这一件事说,他们也未尝没有听见过“周公制礼”这一类的话,但他们全不在意,以为这只是大人先生们闹的玩意儿,于他们没有什么相干;他们当着大人先生的面当然不敢“肆无忌惮”,背了大人先生可就“无郎无姐不成歌”了。在别件事上,他们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爱怎么唱就怎么唱。他们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怕;他们真有最大的无畏精神。好在世间只有文字狱,没有歌谣狱;所以自由的空气,在别种文艺中多少总要受到些裁制的,在歌谣中却永远是纯洁的,永远是受不到别种东西的激扰的。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唱歌的人,目的既不在于求名,更不在于求利,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而这有意无意之间的情感的抒发,正的的确确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因此,我们在歌谣中,往往可以见到情致很绵厚,风神很灵活,说话也恰到好处的歌辞。例如云南个旧有这样的一首山歌:

热头要落又不落,(热头,太阳也)

小妹有话又不说;

小妹有话只管讲,

热头落坡各走各。

(《歌谣周刊》四十号,张四维先生采辑)

这真悲怆缠绵到万分了。我常说:这二十八个字,可以抵得过一部《红楼梦》。再如北方通行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一章歌,在一般人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我却以为自古以来,从没有什么文字能把北方小儿的神情声色描绘得这样逼真的。再如五据牛窑子(在内蒙古西南部)有这样的几句:

世上有四大宽滔:

穿大鞋,

放响屁,

河里洗脸,

校场里睡。

(法人JosephvanOost采辑)

在文字上,虽然并不见得怎样的美,然而西北荒原中的野蛮的阔大精神,竟给它具体的表现出来了。但是何以能表现得这样好的呢?这又要回说到歌谣的根本上:它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像文人学士们的有意要表现。有意的表现,不失之于拘,即失之于假。自然的流露既无所用其拘,亦无所用其假,所谓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好而自好。这就是文学上最可贵,最不容易达到的境地。

歌谣在这一方面,能把人事人情表现得如此真切,在另一方面,它又并不胶粘在人事人情上,它也能有很超脱很奇伟的思想。例如我们江阴小孩儿所唱的这一章歌:

亮摩拜,(亮摩,月亮也)

拜到来年好世界,

世界多,莫奈何!

三钱银子买只大雄鹅,

飞来飞去过江河。

江河过边姊妹多,(过边,那边也)

勿做生活就唱歌。

我是直到现在还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的。外如《绵州歌》:

豆子山,打瓦鼓。

阳平关,撒白雨。

白雨下,娶龙女。

织得绢,二丈五;

一半属罗江,

一半属玄武。

(杨用修送余学官归罗江诗借用)

和《送金娘歌》:

金娘金娘谁家女?

皇帝是我兄,皇帝是我弟,

皇帝是我娃,

皇帝是我爹,

皇后我姊妹,

皇后我妯娌,

皇后我嫂嫂,

皇后我娣娣。

送娘送到那方去?

送娘送到那家里?

那方不南又不西,

那家不娃又不妻,

那个人儿黄面又黄须,黄冠又黄衣。

那个娘儿作大姬?

那个娘儿作小姬?

今夜小姬哭,

明朝大姬啼。

那个娘儿是大妃?

那个娘儿是小妃?

大妃当捉犬,

小妃当捉鸡。

金娘金娘十万八千里!

(见元初徐大焯所撰《烬余录》)

虽然字句上亦许已经受过了文人的修饰,而它那奇妙的结构,朴茂的气息,还依然保存着。

若然我们觉得这种的作品是好的,我们在歌谣上用些采选的功夫,也就不算得白费了。

我把我所以要爱赏歌谣的原由大致说完了。但是,这种的原由完全是主观的,完全是从情感上发生的,是并没有理智上的保障的。与我见解不同的人,当然可以说我不对,我也当然没有方法可以和他辩论。

我既然是个爱赏歌谣的人,自然不能专爱本国的,有时还要兼爱国外的。当我在国外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能就地采集歌谣,而五六年中所搜罗到的关于歌谣的书籍,也就不在少数(当然,现在还继续着搜罗)。回国以后,有时取出来看看,看到自以为好的,而又是方言俚语不大多,能于完全明白的,便翻出一章两章来。到翻得有了几十首了,就印成小小的一本。这完全是我个人余暇时的一种消闲工作,所以并没有什么通盘的规划,也并不预定要出几本,将来究竟能出到几本,要看我的余暇的时候多不多,兴致好不好。在这个年头,正可以悲歌当哭,且让这第一本小书出了世再说罢?

一九二七,四,九,北京

(原载1927年4月16日《语丝》第127期,原题《海外民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