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舍我来了个电话,说《世界日报副刊》将于九月一日继续出版,要我做篇文章捧捧场。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五年以前,我做过半年的《世副》编辑罢。在这个意义之下,要我做篇文章,我是义不容辞的,虽然“此调不弹已久”,要做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

五年的时间是很短的,眼睛一转就过去了。但若仔细一回想,这五年之中也就有了不少的变化。所以我现在就把五年以来北平社会上的变化,大致写出一些来,聊以塞责。

那时的新闻记者,确不是容易做的:动不动就要请你上军警联合办事处去吃官司,丢失脑袋的恐慌,随时可以有得。记得我办了《世副》一个多月,舍我就在极严重的情形之下被长脚将军捕去了。我因为恐怕遭到池鱼之殃,也偷偷摸摸的离了家到某校的“高能榻”上去睡了几宵,直到舍我营救出来了,才敢露面。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军警当局时常招待新闻记者,饷之以茶点,甚至于饷之以饭;这回因为讨伐石友三而戒严,所有检查新闻事务,由官方与新闻记者会同办理,这种的幸福,是五年以前的新闻记者梦也不会做到的(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的记者自然又当别论)。

那时国立九校还没有合并,北平有九个国立大学校校长。私立大学也比现在多到一倍。却因国立大学的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私立大学本无固定经费,以致北平的大学教育,整个儿的陷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讲堂老是空着,即使有教员上课,听讲者也不过“二三子”而已;牌示处的教员请假条,却没一天不挤的水泄不通。现在的北平各大学虽然远没有整顿到理想的境界,比到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那时没有女招待,没有“吃三毛,给一块”的可能。也没有跳舞场,跳舞这文明艺术,还被头等文明的西洋老爷,太太,小姐们关紧在他们的艺术之宫象牙之塔里;我们次文明的中国人,只能在门外打打转,偷眼向里望去,和现在每晚上各跳舞场玻璃窗外围挤着的车夫苦力们一样。啊,多苦闷,多干燥的生活啊!

那时有一位备受崇拜与欢迎的大人物就是哲学博士张兢生先生,现在不知道那里去了。

那时还没有“摩登”这名词,虽然男女交际之风已渐开,却不像现在每一个摩登女子身旁必追随着一个摩登男子,每一个摩登男子手臂上必吊着一个摩登女子。“花王”这名词,似乎在那时已经有了,但说出来似乎没有现在响亮而尊严,受这称号的也不觉的有何等光荣之处,甚而至于有登报声明否认的。就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人真太不识抬举了。

那时没有登报征求伴侣的。登报声明离婚的已有了些,可没有现在热闹。

那时画报上还时常登载名妓的照片。现在“妓”之一字,已因不合人道而落伍,所以名妓也者也自归于劣败之一途,不再出头露面了。

那时“普罗”文学一个名词,在北平还不大知道,所以我们这班不长进的弄笔头的人,至多只是落伍而已;现在呢,没落了,整个儿的没落了。

那时向《世副》投稿的,大多数是学生,只偶然有一两个是已经脱离了学生生活而在社会上做事的。所投稿件,以小说杂记为最多,论说诗词较少。稿子的内容,以关于性的苦闷及经济的压迫者为最多,但我并没有尽量选登,因为只是那几句话,翻来复去的说,还是那几句话。投稿者的目的,虽然在于发表,却也并不是不在乎区区千字一元或不到一元的稿费。所以做编辑的人,往往在这稿费问题上也不免受到困难;甚至有一位朋友,因为要想预支稿费而我的能力没有办得到,他就找个题目在别种报纸上做文章骂我,而且把我直恨到而今现在。现在的情形是不是还同从前一样,我不知道。

我做了半年的《世副》编辑,觉得那时的青年,有一部分走错了路头,所以就发表了三篇“老实说了罢”。这篇文章的内容,岂明曾为简单写出,只包括以下五项意见:

一,要读书。

二,书要整本的读。

三,做文艺要下切实功夫。

四,态度要诚实。

五,批评要根据事实。

这不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么?然而不得了,马上就有许多青年联合了向我总攻击,借着当时阎老西儿所办的《每日评论》,把我刘半农骂到该杀该剐的地步。当然也有许多人是赞同我的,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已大可以自认失败,大可以休息休息了,所以不久,就投笔下野了。现在青年界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

(二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