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稍长,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于中国的序跋也感到兴趣。桐城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好做,于是改而写跋。

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跋则只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一点印象,所以较为容易了。但是话虽如此,我却恐怕连这个也弄不好。平伯的这些文章,我都是一篇篇地读过的,大部分还是原稿,只有三两篇是从印本上看来,可是现在回想整个的印象,实在有点儿迷糊了。我觉得里边的文字都是写杭州的,这个证以佩弦的序言可以知道是不错。

可惜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但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但是,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燕知草》对于我理应有此一种给予,然而平伯所写的杭州还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由我看来也仍充满着温暖的色彩与空气。

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覆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

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从《燕知草》说到明朝,又从明朝说到革命,这个野马跑得太远了,实在我只想说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粃》(刻本改名“瑯嬛文集”)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纪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较少耳。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