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在近代文学上的影响很是显著,俄土之役俄国有托尔斯泰伽尔洵,日俄之役有安特来夫威勒塞耶夫,欧洲大战有法之巴比塞,匈之拉兹科,德之雷玛克等,都是非战文学的大作,而日本在日俄战役之后乃有樱井忠温,在《肉弹》等书本中大发挥其好战的精神焉。——如正确地说这是并非文学,那么现代日本可以说别无任何的战争文学了。

说到中国,中国文学里的非战的气味从古以来似乎是颇浓厚的,小说戏曲不发达,但从诗文上看去也可以明白。只读过《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的也总还记得杜甫白居易陈陶李华诸人的句子,关于战争大抵有一种暗淡的印象,虽然这于戍边的人似乎不大相宜,不过反对元首的好大喜功,不愿意做军阀资本家的牺牲,这原是极好的意思。但是,后来不知怎地有点变了,我想这未必因为后来中国不打仗,大约还是国民不当兵了的缘故罢?“好男不当兵”成了事实之后,文学也随之而起变化,从前所写是兵役之苦,现在一转而为兵火之惨,我说有点变,实在乃是大变,换句话说,简直是翻了个身,天翻而地覆了也。

中国的兵在什么时候改征发为招募,这个我不大明了,总之这是一件大事情,与国计民生有重大的关系,那是无疑的。我们知道,无论怎样有教化的民族,一当了兵,拿了武器,到了敌地,总不会怎么文明的,我们不能想像中国古时的征兵的如何比募的好,但募的总要比征的不好,这事似可想像得到。好男不当兵,此其一。有职业的,安分的,怕死的,都不愿干这个勾当,那么只有和这些相反的人才来投效,原来质地便不纯善。招募即是佣雇,完全是经济关系,所以利润多少成为中心问题,一方面考量劳力与工资的比例,有时觉得不值得拼命,一方面如见到有额外利益可得,自然也就难免出手,此其二。有这几种原因,其鱼肉人民可以说是难怪的,即使不是当然。

清末洪杨的时候,老百姓视“花绿头”与长毛同类,有时或更过之,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之说。明末谢在杭的《文海披沙》中云,“贼本乌合,而复藉召募无赖之兵击之,是以贼驱贼也,故寇虽平必困于军士之掳掠,”亦慨乎其言之。就现在来说,冯焕章先生的军队从前驻在北京的时候名誉很好,因为兵士的袖子上有一个圆的标识,上书“不扰民”而能实行不扰,故市民歌颂为世希有。呜呼,即此可见募兵之能与人民相安为如何不易得了。

老是说中国的募兵不好,恐或为爱国家所不喜听,或者不如且找外国的来讲讲也好。但是不幸,我仿佛听说现在——至少在国联的十四国之中用募兵的除中国以外再没有第二国了。这颇有点使我为难,可是幸而我还记得欧洲中世纪时有过什么康陀帖厄里(Condottieri),多少找到些材料。据说康陀帖厄里即一种兵卒受了佣雇替人家打仗的,十四世纪时义大利贵族多雇用英国浪人,到了十五世纪后都是义国流氓充当了,其职业在打仗,不打时随便劫掠乡村为生,有些头领也找机会寻出路,如斯福耳札由此做到密阑公爵。“因为他们对于所参与的战争没有利害关系,他们的目的并不在解决而反在延长这战事,所以他们多行军,少打真仗,藉以敷衍,又时常变换主顾,图得更多的报酬。”这是见于书上的,说的是义大利四五百年前的事,与中国未必相合,总之可以当作参考。他的第一教训是这用于内战很是适宜。但是书上又接续说道,“这战争完全堕落成为一种喜剧,不久就为从岭外侵入的异族所戳穿了。”这恐怕只好算作第二教训,因为下文更没有话了。

我至今不知道中国到底是征兵好呢还是用募兵好,募兵有些缺点如上文所述,而征兵又有别的不便,虽不扰民而不易使唤如意。在这时候我读同乡屠君介如所译拉兹科的《战中人》,不禁发生感慨,原作既好,译文亦佳,这是一部极好的非战小说,只可惜来得太早了。中国现在还是募兵,那里懂得兵役之苦,中国现在还不是战,那里谈得到非战呢。这部书抛到中国社会里去,会发生若何反应,我实在不能知道,但是屠君翻译这部世界名著的劳力,我们总是应该感谢的。

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