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代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之。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

自晉以下,天下何其紛紛也。強者不能以相並,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要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嘗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並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邪?

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強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幸乎北方之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己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己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

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準備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並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並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全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

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

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邊垂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

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

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懾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

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太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

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裏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吊,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裏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裏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

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

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幸於一時之利。僥幸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周公論】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

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跡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強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己攝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

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立於群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論】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眾矣,非周公之無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

《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並;有所並,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對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 《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

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蒍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在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為小頃町。〉 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進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

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老子論·上】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為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其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

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為信於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彼以為規而有不圓,矩而有不方,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

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安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旦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強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

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

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子;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為父兄子弟者,舉皆歸於墨子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矣。故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正也,而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為「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際。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譏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遊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與,以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

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

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繼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

蓋天下固有物也,有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為?而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為窮。既曰:「斷滅」矣,而又恐斷滅之適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