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及其他首都各校的学生三千余人所举行的游行示威,就动机与结果言,有双重的意义:一为爱国运动,一为新文化运动。时间虽已过了二十九年,我们今日纪念五四,不仅是例行故事的纪念,就那双重的关系讲,五四仍有活的意义,仍大有纪念的价值。

爱国运动的五四,是由外交的刺激所引起。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日本乘着国际的空隙,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强迫自顾不暇的协约国承认它得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在战事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中,中国虽以战胜国之一的资格出席,但发现强国之间的秘密协定是支配国际的最大力量,战胜战败的关系反居次要,我们的代表虽然力争,仍不能改变山东问题的强权政治条款。当时普遍全国的忧郁愤慨之情,我们这有过类似经验的第二次大战后的一代国人,应当不难想象与了解。但空的忧愤无济于事,代表全国把忧愤之情发泄为有效的行动的,是当时政治中心兼文化中心所在地的青年学子。他们本于爱国的纯诚,无需任何人鼓励或领导,完全自动的聚有三千人之众,到总统府请愿,并到英美法意各公使馆,表示国民的真正意见。首都的学生登高一呼,全国各界群起响应,上海学界首先继北京后而罢课,全埠的商界并联合罢市,无组织与无从用行动表示态度的一般人民,也无不对学生完全同情。宣传的技术,当时尚未发达;谣言的制造,也尚未成为群众运动的工具。学生所得的普遍同情,是完全自发的。也正因如此,所以效力特别大,到六月十一日,政府只得顺从舆情,罢免亲日的曹章陆三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国民的督促与援助之下,也得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国民外交成功的显著例证;无论今日或千秋之下,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必都承认这是学生运动的一大功绩。

专就爱国的意义言,五四运动已是不朽。但以五四为机缘,引起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这就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少数人虽然在言语上或行动上不免走极端,但运动的主流是正当的与健全的,在蔡孑民,胡适之,及其他各位大师的领导之下,智识青年用最开明的态度研究一切,批评一切,考量一切,希望对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与应合时代的新标准与新结论。当时对于一切学术文化问题都运用科学精神,也就是不顾一切的求真精神。在全部中国历史上,能以大无畏的精神求真的,除了先秦诸子外,恐怕只有五四时期的少数有名学人与一群无名学子,及今思之,仍令人不胜其向往之情。来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以友人的态度对中国作种种的逆耳批评之后,曾毫无保留的承认,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自由探讨精神,虽在以自由自豪的欧美各国也不多见。这在当时的确并非过誉,摈弃一切成见而唯真理是求的态度,的确普遍于整个的学术界。中国之能有今日,一部要靠新文化运动。对于今日的文化现状,我们无人满意,但我们开始追随世界潮流,还是来自五四以后一批学人的勇于介绍与勤于研讨。我们今日仍然落伍,但已知道落伍之处何在;在五四之前我们只是感觉自己落伍,而不知究竟如何的落伍。这种民族的与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五四运动的另一大的功绩。

今日追忆既往,纪念五四,同时也当展望未来,发扬光大五四的精神与五四的事业。爱国运动是弱国的现象,强国无需公开的表示爱国,爱国就包含在国民的日常工作中。二十九年后的中国,仍是弱国;第二次大战后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也颇似第一次大战后的中国,仍在秘密协定,阴谋破坏,与花样不断翻新的强权政治之下委曲求全。时代不同,爱国表现的方式或也无需尽同,但凡属国民,今日必有民国八年五月四日青年学子的心情,方能无愧于衷。讲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热烈情绪当然没有永久保持的可能,但我们都当承认,文化运动尚未结束,文化运动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学习。五四之后,是我们彻底近代化运动的开端,今日全国公认的建国需要,就是学理的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化的表现。文化的巨流,曲折甚多,外相时变,但内里的线索是恒久的。我们纪念五四,须认清它的恒久部分,各尽所能,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

(原载《周论》一卷十七期,1948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