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与某居士书曰:“看云而就生了气,不将气煞了么?”可见看云是很容易生气的。此文不作自己以及他人之辨解云。

单是“东师入沈阳”足以成立国难的,有九一八的《北晨》号外为证,其大字标题曰,“国难来矣”,洵名言也,国难于是乎真来了。别人怎么说,不知道。各人可以自定一个标准——国家人民吃苦到什么程度才算受难,——但既定之后似乎不便常常改变,有如最初以沈阳陷落为国难,而到后来听说××不要占北京就要开起提灯会来,——那原是没有的事,我嘴闲。至于娱乐,一切生活上非必要的事情属之,如吃饭不是,而吃馆子当是娱乐,在家中多弄几样菜,邀朋友闲话,算娱乐不算,似中央党部尚少明文规定,今为节省纸墨起见,不再啰嗦。

国难和娱乐的冲突只有一个情形,(在火线上送了命等等,当然不算。)假如人人都有一种应付国难的工作在手中丢不下,那就自然而然有点不暇顽耍勒——其实工作暂息,仍不免寻寻开心的,姑以不暇顽耍论。试问今日之下,我们有这种福气没有?

于是国难自国难,娱乐自娱乐,若谓其中有何必然的连锁,惭愧“敝人”未名其土地。就常情言之,有了国难,始有救国的口号,救国者救其难也。国家好比嫂子。嫂子啊呀入水,救她当然用手,不能托之空言,而用手是工作。故国难与娱乐假使会有冲突,必然在救国的工作上;否则国难只是一个空名词,空名词不会引起什么冲突的。然而一切的工作本不和娱乐冲突,救国的工作,名目或者特别好听点,安见得便是例外。娱乐可以促进工作的效能,而不妨碍它,这总不必让教育学博士来开导我们的。反过来看,不娱乐只是不娱乐,也毫无积极救国,免除国难的功能,除非你相信吃素念《高王经》会退刀兵。即使“四海遏密八音,”(伏下,自注。)也不能使人家的十一架飞机不来;何况“遏密”也不很容易哩。颠倒算去,“有国难就不娱乐,”这是既不能使它普遍,也不必要它普遍的,质言之,一种畸人的行径而已。

难能颇可贵,我不十分反对这种行径。它是一种表示,一种心理上的兴奋,或者可以希望有一点传染性的兴奋,以古语言之,振顽立懦。你就是么?久仰久仰,失敬失敬!朋友,做这类事情总须得点劲才有意思不是?但得劲却是不易。你先把什么是国难弄清楚了,把什么是娱乐也弄清楚了。譬如你觉得吃荤有点儿不必要,那就吃国难素;既认失却某地为国难的起点,那末,在某地未光荣地收复以前,千万别开荤。老先生,在这个年头儿,不是小子擅敢多嘴,您颇有一口长斋的希望哟!我老早说过,这是畸人的行径哩。以小人待天下,固不可为训,径以圣贤待之,亦迂谬甚矣。至于听见飞机来了才赶紧“封素”,这种闻雷吃斋的办法,敝人莫赞一词。

我说“不十分反对”,可见我不是一点不反对。是的,即使澈底持久吃起国难素来,我也有点反对的。这虽是个人的行为,也不宣传,但也很容易使人觉得吃素就是救国工作之一,这又是宗教上,法术上的顽意来了,敝人不胜头昏。前在某处谈话,我们说东方人有种皮气不大好,似乎相信冥漠的感应,又喜欢把个人和国家相提并论,这远不如洋鬼子。东方式的自杀,表面上似很可赞美的,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他总觉自己一条穷命太重要,重要得有和国家一字并肩的资格,所以不妨(不敢说他有意)把国事弄糟了,然后自杀以谢国人。这实在胡涂得利害,皮气也很不善良。如这一回的事件,有个朋友说,“我们的当局应该在对日的和约上签了字,然后一手枪自杀。”这原是随便说的。若认为和约非签不可,被刺是意中也许是意表,自杀总之不必,冤。若认为和约有损于国,那么自杀只是中国多死了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对于国家的补剂。吃国难素至于绝食,及停止一切娱乐,其根据均在自我中心论和一种冥漠的感应观念上面。这是一种法术的类似,使人容易逃避对于国难及原因的正视,使人容易迷误正当解决的方法,这有一点点的深文周内,未可知,但我确是如此说的。

其另一点,便是“泄气”。有了激烈的感情,必须给它一个出路,给了就平安,不给就闹。今有至热的爱国心于此,不使它表现实际救国的工作上,而使它表现在仪式上,岂不可惜。说到停止娱乐,不由得连想起丧事来。一家死了人,一家哭,一国死了人,一国哭。哭得伤心,哭得不错。因为死生有命,“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也只好用仪式之类表示衷心之哀悼,老实说,这是人类运命的暴露,决不是什么名誉。假如科学上发明了返生香,还魂丹,那时亲人正在咽气,马上给他弄活了,开了汽车去顽耍,岂不有趣,岂不比现在做儿子的寝苫枕块,披麻带孝强得多么?今日国难之来也,明系人谋之不臧,并非苍天之不佑,何必回过头来,装出这种茸腔呢?

国难期间停止一切的娱乐,若全国人民没有热情,是做不到的;若有,更是不该做的。所以我到底想不出国难和娱乐有什么因果的关连,我更讨厌“国难这么严重还有心顽耍吗!”这种道貌岸然的工架。我看云生气。

二二,五,二六,十一架日本飞机visit北平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