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是南宋初期頗富創造性的詞家,能於蘇(軾)、辛(棄疾)間,别開生面,獨樹一幟。他的詞集——《樵歌》,自從曾慥《樂府雅詞》選録了十九首、黄昇《中興以來絶妙詞選》選録了十首之後,只有鈔本流傳着。直到1893年,王鵬運校刻《宋元三十一家詞》,纔訪得《樵歌拾遺》的傳鈔本,首先把它刊出。過了七年,他所夢寐以求的《樵歌》足本,纔被發現,立即在《四印齋所刻詞》之外,刻成單本流傳。在這一時期,還有一個梅里許氏的刻本。之後,朱彊邨先生(孝臧)又得另一鈔本,取王、許兩本互校,於1914年刊入《彊邨叢書》。這沉埋七百多年的《樵歌》,纔得重顯於世。

我們要瞭解《樵歌》的整個風格,給它以重新評價,就得先將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和社會關係等等,作一個簡單敍述。

朱敦儒的生卒年月,已不易考。他的父親朱勃,在宋哲宗紹聖年間(1093—1097),做過諫官。那時正是新舊黨争鬧得異常劇烈的時候,政權被掌握在變了質的新派人物章惇、蔡卞等人的手裡,把所謂舊派——元祐黨人如蘇軾、黄庭堅等,都竄逐到偏遠地方去。朱勃究竟屬於哪一派,《宋史》上雖然没有明文,我們只要看看敦儒的社會關係,就會知道他家是和蘇、黄一派接近的。在《樵歌》卷中有“清明百七日,洛川小飲,和駒父”的《好事近》詞。駒父即洪芻,是黄庭堅的外甥,爲“南昌四洪”之一。到高宗建炎初年(1127—1130),胡直孺(字少汲)帥洪州,曾派敦儒和李彤編集庭堅詩文爲《豫章集》,而一切由洪炎(字玉父)主持(見庭堅後裔黄 著《豫章先生年譜》引趙伯山《中外舊事》)。洪炎是洪芻的三弟。從這條綫索,就可以推測到敦儒和庭堅的關係,不是一般的了。蘇、黄一派在北宋末期的遭遇和那時的腐朽政治,敦儒父子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了。這對懷抱奇才而有志用世的壯年人,該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敦儒的主導思想,由“深達治體”而轉入消極玩世,這該要算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他的少年時代的生活情況,可以從他許多追憶舊遊的作品裏看出。例如《鷓鴣天》:

草草園林作洛川,碧宫紅塔借風煙。雖無金谷花能笑,也有銅駝柳解眠。

曾爲梅花醉不歸,佳人挽袖乞新詞。輕紅徧寫鴛鴦帶,濃碧争斟翡翠巵。

從這兩首詞的上半闋,知道他家住在洛陽,也有小小園林,雖然比不上那些“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邵博《聞見後録》卷二十四引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却也不失爲一個適於“裘馬清狂”的少年生活環境。

北宋中期的工商業,是相當發達的,尤其是絲織業,當時的趙氏王朝在開封、洛陽、潤州(鎮江)、梓州(四川三臺)等地,都設有規模宏大的紡織工場,這樣促進了都市的繁榮;而洛陽又是那時的西京,一般官僚退休之後,大多在這個地方置有莊園,作爲養老怡情的所在。這個所在,同樣也適合於風流子弟的豪侈生活。我們再看敦儒晚年追憶往事的《朝中措》云:

當年挾彈五陵間,行處萬人看。雪獵星飛羽箭,春遊花簇雕鞍。

又《臨江仙》云:

生長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記流年。花間相遇酒家眠。乘風遊二室,弄雪過三川。

以及在淮陰作的《水調歌頭》:

當年五陵下,結客占春遊。紅纓翠帶談笑,跋馬水西頭。落日經過桃葉,不管插花歸去,小袖挽人留。换酒春壺碧,脱帽醉青樓。

和他那“不堪回首洛陽春”的《鷓鴣天》詞“穿綉陌,踏香塵,滿城沉醉管絃聲”,都反映了當時的都市生活和作者的少年情調。這和杜甫《壯遊》詩中所描述“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下,冬獵青丘旁。呼鷹皁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 鶬。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等等的話,以及後來愛國詩人陸游的《風入松》詞:“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萬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這前塵舊夢,迴蕩在詩人們的腦海裏。久經憂患窮厄的詩人們,想起過去的青春豪舉,怎能禁得住不悲歌慷慨呢?

我們再看敦儒那首在西都所作而最爲人們傳誦的《鷓鴣天》: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券,累奏留雲借月章。  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向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

像這般風流瀟灑的情調,乍看似乎受了神仙家的影響。然而我們打開《宋史》來查考一遍,在北宋末期,那荒唐透頂的道君皇帝和蔡京等那一批奸佞之臣,正在求方士,受寶籙,被王仔昔、林靈素一流怪物騙得顛顛倒倒。我疑心敦儒這一首詞,恰恰是給那時的統治階級以一個尖鋭的諷刺。他自居於山林隱逸之士,是不肯同流合污的;究竟受了時代思想的局限,看到這樣的上下一團糟,也就只有消極的抵抗而已!

由於北宋朝廷的貪污腐朽達到了頂點,因而招致了金人的南侵,促成了王朝的崩潰。那時一般有心之士,不甘心於異族的統治,相率南奔。在這喪亂流離的道途中,他們感到了切膚之痛,追悔着當年迷戀於個人的狂蕩生活,幡然有了與祖國同休戚的悲壯懷抱,於是他的詞格改變了。且看他的《蘇幕遮》:

酒臺空,歌扇去。獨倚危樓,無限傷心處。芳草連天雲薄暮。故國山河,一陣黄梅雨。  有奇才,無用處。壯節飄零,受盡人間苦。欲指虚無問征路。回首風雲,未忍辭明主。

這不是“高尚其事”的詞人,在飽經憂患、痛定思痛之後的自白嗎?

我們進一步向《樵歌》裏面去查考一下敦儒避難南奔的路綫,大概是由洛陽流轉到蘇北淮陰、揚州等處,折過南京,再溯長江西上,經鄱陽湖、贛江以往虔州(贛縣),而後度大庾嶺,隨到現在廣東省境内各地的。他在現在江西省境内,似乎有一個短時期的逗留。前面所説胡直孺找他和李彤、洪炎替黄庭堅編集子,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可是金兵跟蹤隆祐太后,於建炎三年(1129)進陷洪州(南昌),追趕到太和,江西境内的許多州縣,都遭到了敵騎的蹂躪。當然敦儒是不能長久躭下去了,只得再往南逃。據《宋史》本傳説:“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這可推知,敦儒在金兵入汴後,早已流亡到了淮河流域。本傳接着就有“避亂客南雄州”的記載。由高宗建炎初到紹興二年(1127—1132),敦儒應召返浙之前,足足過了五、六年的流亡生活。在這一段時期的流亡生活中,他飽看了兵荒馬亂時廣大人民所遭受到的悲慘景象,以及他自己所經歷的種種苦痛,在他的思想意識上打上了許多烙印,促使他的作風發生劇烈的變化。且看他在這流亡途中的作品:

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  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相見歡》)

登臨何處自銷憂?直北看揚州。朱雀橋邊晚市,石頭城下清秋。  昔人何在?悲涼故國,寂寞潮頭。箇是一場春夢,長江不住東流!(《朝中措》)

這兩首詞,從時間推測,大概是作於建炎二年前後。這時高宗皇帝駐蹕揚州,局勢是飄摇不定的。這中間雖然充滿了悲觀失望的情緒,反映了南宋初期的危局;然而它的音節,是激壯蒼涼的。還有標題“金陵”的《芰荷香》下半闋:

無奈尊前萬里客,歎人今何在?身老天涯,壯心零落,怕聽疊鼓摻撾。江浮醉眼,望浩渺、空想靈槎。曲終淚濕琵琶。誰扶上馬?不省還家。

這都是路過金陵時的作品,説不盡的慷慨悲涼!這和杜甫《哀江頭》的“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幾乎有同等的沉痛。至於《水龍吟》:“放船千里淩波去,略爲吴山留顧。雲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大概是由南京溯江西上時所作;連這個“長江天塹”的江寧府(後來改稱建康府),也是岌岌可危的。他這時的山林迷夢,很快就被侵略者的鐵蹄驚醒了!愛國主義思想不覺油然而生。所以他接着説:“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伊嵩舊隱,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他深深地感到,那“遺世特立”的態度是要不得的了。“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横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櫂,悲吟梁父,淚流如雨。”這關係整個民族的生死鬬争,不是什麽摇摇鵝毛扇所能辦得了的,自己也正在追悔着爲甚麽不早些盡點心力來圖補救呢?

再看他標題“彭浪磯”的《采桑子》詞: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雲,萬里煙塵,回首中原淚滿巾。  碧山相映汀洲冷,楓葉蘆根,日落波平,愁損辭鄉去國人。

這激壯之音,代表着南宋初期一般愛國主義者的思想。敦儒的詞格,到這時變得剛勁遒上了。

敦儒逃到嶺南之後,他的生活情況是更悲慘的了。且看他那咏雁的《卜算子》詞:

旅雁向南飛,風雨羣初失。飢渴辛勤兩翅垂,獨下寒汀立。  鷗鷺苦難親,矰繳憂相逼。雲海茫茫無處歸,誰聽哀鳴急?!

在國破家亡的飄流生活中,高潔不成了,脱離人民羣衆的知識份子,受到了這“當頭棒喝”,不覺“哀鳴”起來了!然而有誰去理會他呢?再看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

萬里飄零南越,山引淚,酒添愁。不見鳳樓龍闕又驚秋。  九日江亭閒望,蠻樹繞,瘴煙浮。腸斷紅蕉花晚水西流。(《沙塞子》)

圓月又中秋,南海西頭,蠻雲瘴雨晚難收。北客相逢彈淚坐,合恨分愁。  無酒可銷憂。但説皇州,天家宫闕酒家樓。今夜只應清汴水,嗚咽東流!(《浪淘沙·中秋陰雨同顯忠椿年諒之坐寺門作》)

像這般的悲涼情緒,雖然還是從士大夫階級立場出發,然而“繫心君國,不忘欲返”,在那個時代,還是可以激起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來的。

這一悲壯沉鬱的作風,直到敦儒回到江南以後,還是不斷地在他的作品中流露着。下面兩首《臨江仙》,就是最好的例子:

直自鳳凰城破後,擘釵破鏡分飛。天涯海角信音稀。夢回遼海北,魂斷玉關西。  月解重圓星解聚,如何不見人歸?今春還聽杜鵑啼。年年看塞雁,二十四番回。

幾日春愁無意緒,撚金剪綵慵拈。小樓終日怕憑闌。一雙新淚眼,千里舊關山。  苦恨碧雲音信斷,只教征雁空還。早知盟約是虚言。枉裁詩字錦,悔寄淚痕箋。

這該是爲徽、欽二帝的被俘北去,對屈辱主和派的失策而發的感歎。還有關係汴都名妓李師師的一首《鷓鴣天》:

唱得梨園絶代聲,前朝唯數李夫人。自從驚破《霓裳》後,楚奏吴歌扇裏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風北客兩飄零。尊前忽聽當時曲,側帽停杯淚滿巾。

這也是借着李師師的流落情況,對荒淫腐化的道君皇帝的追憶和諷刺。與劉屏山(翬)詩“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顔色,一曲當年動帝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詩話前集》)是一般的感慨。

敦儒在這一時期的作品,確有如王鵬運所説“憂時念亂,忠憤之致,觸感而生”(四印齋刊本《樵歌·跋》),是值得讀者們特别注意的。

南宋“半壁江山”的局勢比較穩定之後,敦儒因了張浚、明橐的先後推薦和老友們的勸告,由嶺南回到了江南魚米之鄉。從紹興二年的被召,到十九年(1149)的辭官,在這十六七年中間,他由祕書省正字做過一任兩浙東路提點刑獄。他的“深達治體”的“文武才”,似乎没有什麽表現;而且遭到右諫議大夫汪勃的彈劾,説他“專立異論”。這可見到他在政治上雖然很想有點作爲,而在屈辱求和的小朝廷之下,是不容許他放手去做的。這影響到他晚年的思想,轉趨消極;結合着他在少年時代所傳聞得來的洛陽耆舊如白居易邵雍等的風流餘韻,以建立理解他那一種樂天自適的人生觀,這是應該予以理解的。我們且看他那一首《念奴嬌》所表現的生活態度:

老來可喜,是歷徧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虚空,將恨海愁山,一時挼碎。免被花迷,不爲酒困,到處惺惺地。飽來覓睡,睡起逢場作戲。  休説古往今來,乃翁心裏,没許多般事。也不蘄仙,不佞佛,不學棲棲孔子。懶共賢争,從教他笑,如此只如此!雜劇打了,戲衫脱與獃底。

這種“看透虚空”和“逢場作戲”的消極思想,充分反映了作者在國破家亡之後,感到無力回天,而從生活上敗退下來的空虚寂寞的情緒。

這種思想情緒,往往深入一般“騷人墨客”的心靈深處,養成一種“玩世”的不負責任的所謂“名士習氣”,能起一定的銷蝕作用。像這類的思想,充滿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其最爲前人所稱道而認爲“辭淺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中興以來絶妙詞選》卷一),有如《西江月》二首: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原來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況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這種樂天知足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統治階級的需要。任他這個有過一官半職的“名流”過得“無拘無礙”,可以利用他來粉飾承平,裝點偏安的小朝廷,有何不好?它所起的消極迷惑作用是應該予以指出的。 [1]

敦儒晚年寄住在嘉禾(浙江嘉興),生活雖不十分優裕,却也自得其樂。我們看到陸游去拜訪他時的記載:他常是盪着小船,出没於鴛鴦湖的煙波蘆葦間;他家客堂裏懸掛着琴、筑一類的樂器;也愛養些小鳥,儲備些乾果臘肉來待客人。這對他晚年的閒適生活,總算有了相當的物質條件,比起陸游的“半飢半飽過殘冬”,是值得羨慕的了。他自己描寫晚年生活情況的詞,有如:

先生饞病老難醫,赤米厭晨炊。自種畦中白菜,醃成甕裏黄齏。  肥葱細點,香油慢炒,湯餅如絲。早晚一杯無害,神仙九轉休癡。

先生笻杖是生涯,挑月更擔花。把住都無憎愛,放行總是煙霞。  飄然攜去,旗亭問酒,蕭寺尋茶。恰似黄鸝無定,不知飛到誰家?(《朝中措》)

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忍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  添老大,轉癡頑,謝天教我老來閒。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鷓鴣天》)

在這幾首詞裏,我們可以看到這老頭兒的性格是很隨和的,生活也和一般人民很接近;所以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也使讀者有着瀟灑而又樸素的感覺。這裏面除了一部分帶有“宿命論”的消極思想,應該予以清洗外,也有許多地方是可取的。

從全部《樵歌》的風格看來,它是沿着蘇軾這一個清剛豪放的道路向前發展的。由於他的階級出身和青、壯年時的自由浪漫生活,養成了他的狂放習氣;一方面也因了這一條件,纔得着相當深厚的文學修養。在表現技法上既然有了好的基礎,一旦遭遇着外族侵陵、國破家亡的意外變故,個人也受到了流離窮餓的切身苦痛;因了生活方面的劇烈變化,一轉而爲沉鬱激壯之音。他在南渡初期所作的詞,受到人們的重視,却不是偶然的。我們讀到他“和師厚和司馬文季虜中作”的《木蘭花慢》:

指榮河峻嶽,鎖胡塵,幾經秋。歎故苑花空,春遊夢冷,萬斛堆愁。

“南都病起”的《桂枝香》:

念壯節漂零未穩。負九江風笛,五湖煙艇。起舞悲歌,淚眼自看清影。

以及前面所引這一時期所作的幾首小令,都是悽壯慷慨,可以激勵人們意志的。

由於作者胸襟的開展,以及奔競名利心比較澹泊,因而對自然界的感受,也就有了一種瀟灑清新的氣象,攝收到筆端來,洗盡塵埃,自然超妙。有如在垂虹亭作的《念奴嬌》:

放船縱櫂,趁吴江風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蕭蕭楓葉。萬頃琉璃,一輪金鑑,與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銀漢争白。  深夜悄悄魚龍,靈旗收暮靄,天光相接。瑩澈乾坤,全放出,疊玉層冰宫闕。洗盡凡心,相忘塵世,夢想都銷歇。胸中雲海,浩然猶浸明月。

這和張孝祥過洞庭湖作的《念奴嬌》詞,風格不相上下。其他如《好事近·漁父詞》一類描寫自然美的作品,也都是值得欣賞的。

敦儒晚年的詞,很愛採用口語,更顯得清新樸素。這難免受過邵雍《擊壤集》的影響;而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他晚年的生活,漸漸和農村羣衆接近,從而吸收了一部分富有生活氣息的人民語言,豐富了自己的詞彙,而使讀者産生新鮮異樣的感覺。本來採集民間口頭語,加以提鍊,使它接近音樂化和藝術化,這在北宋作家秦觀、黄庭堅、李清照和南宋辛棄疾等,都曾作過一番努力;不過在《樵歌》中確是比較的多;而且他對鄉村生活的描寫,大都刻畫得很自然而能曲盡情態,是有他的現實性和人民性的。例如《驀山溪》的上半闋:

鄰家相唤,酒熟閒相過。竹徑引籃輿,會鄉老吾曹幾箇。沈家姊妹,也是可憐人,回巧笑,發清歌,相間花間坐。

這不但描寫得很自然,而對歌女們寄以深厚的同情和平等的看待,也是值得贊揚的。

總之,《樵歌》在南宋初期諸作家的作品中,確有它的獨特風格和面貌。朱敦儒在文學和藝術方面的修養是很高的,尤其是詞和書法。所以,南宋的學者和詩人如朱熹、陸游、劉克莊等,都對他表示尊重。這沉埋已久的《樵歌》,讀者果能吸取其精華,揚棄其糟粕,對個人的創作,還是很有幫助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初稿,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改定。

(原載《詞學》第十一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注解:

[1]  編者案:本段文字爲《詞學》刊本所缺,今據《龍榆生詞學論文集》補入。